原標題：任澤平：我們正處在全球經濟危機的邊緣，“新基建”點亮中國經濟的未來

　　來源：澤平宏觀

　　文  任澤平  熊柴  羅志恒  孫婉瑩  梁穎

　　馬家進  范城愷

　　1、我們正處在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的邊緣。

　　疫情蔓延至全球70多個國家，歐美股市重挫，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創歷史性的破1%，黃金大漲，石油史詩級暴跌，航空、旅游、餐飲、貿易、產業鏈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

　　美國大選，特朗普和桑德斯崛起，政治激進的觀點盛行，反映了美國貧富分化、社會撕裂、鐵銹地帶、逆全球化、民粹主義。

　　受全球疫情蔓延、貿易摩擦和增速換擋疊加影響，中國經濟此輪調整超過2003年非典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雖然時間長短和幅度深淺尚不確定。目前大家對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速是3%、零增長還是負增長仍存爭議，但創40年新低是無疑的。

　　這真是百年一遇的大時代。我從事宏觀經濟研究20年，縱觀世界經濟史，這絕對算大事件了。

　　非常之時，必待非常之舉，就像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滯脹與里根經濟學，計劃經濟與鄧小平改革一樣。化危為機，我們旗幟鮮明倡導“新基建”、“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氣推動改革開放”、“調節收入分配、擴大中產、提振消費”。

　　2、怎么對沖疫情和經濟下行？其實最簡單有效的辦法還是“新基建”，至暗時刻，“新基建”點亮中國經濟的未來，短期有助于擴大需求、穩增長、穩就業，長期有助于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推動改革創新，改善民生福利。

　　我們旗幟鮮明倡導“新基建”。2018-2019年多次提出“對人口流入地區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進行適當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適當放松地方債務要求，不搞終身追責制”。2020年1月31日在《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分析與政策建議》中提出“提前做好項目儲備，疫情后大搞基建減稅，對人口流入地區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進行適當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2月28日發布報告《是該啟動“新”一輪基建了》，提出“其實最簡單有效的辦法還是基建，新基建”。引發各界討論和資本市場反應。

　　“新基建”是有時代烙印的，如果說20年前中國經濟的“新基建”是鐵路、公路、橋梁的話，那么，支撐未來20年中國經濟社會繁榮發展的“新基建”則是5G、人工智能、數據中心、互聯網等科技創新領域基礎設施，以及教育、醫療、社保等民生消費升級領域基礎設施。“新基建”，新未來，新的發展理念。

　　啟動“新”一輪基建，關鍵在“新”，要用改革創新的方式推動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而不是簡單重走老路，導致過剩浪費和“鬼城”現象。

　　未來“新”一輪基建主要應有五“新”：

　　一是新的領域。調整投資領域，在補齊鐵路、公路、軌道交通等傳統基建的基礎上大力發展5G、特高壓、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智慧城市、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大數據中心、新能源汽車充電樁、教育、醫療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創新穩增長，發展創新型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二是新的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最終是為人口和產業服務的。2019年中國城鎮化率為60.6%，而發達國家平均約80%，中國還有很大空間，但城鎮化的人口將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我們預測，到2030年中國城鎮化率達71%時，新增2億城鎮人口的80%將集中在19個城市群，60%將在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等7個城市群。

　　未來上述地區的軌道交通、城際鐵路、教育、醫療、5G等基礎設施將面臨嚴重短缺，在上述地區進行適度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最大化經濟社會效益。對人口流入地區，要適當放松地方債務要求，不搞終身追責制，以推進大規模基建；但對人口流出地區，要區別對待，避免因大規模基建造成明顯浪費。

　　三是新的主體。要進一步放開基建領域的市場準入，擴大投資主體，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項目要對民間資本一視同仁。事實上華為、阿里、騰訊等企業已經大力投入新基建。

　　四是新的方式。基建投資方式上要規范并推動PPP，避免明股實債等，引進私人資本提高效率，拓寬融資來源。

　　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變革。新基建大多屬于新技術新產業，需要不同于舊基建的財政、金融、產業等配套制度支撐。財政政策方面，研發支出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低稅率；貨幣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資、專項貸款、多層次資本市場、并購、IPO、發債等方面給予支持；產業政策方面，納入到國家戰略和各地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中。

　　五是新的內涵。我們認為，除了硬的“新基建”，應該還包括軟的“新基建”。近年經濟社會領域“疫”情頻發，經濟持續下行，先后遭遇2015年股災、2018年貿易摩擦、2019年民營經濟離場論、豬價大漲、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戰。暴露出經濟社會大轉型背景下，一些政策一刀切層層加碼、誤傷民企中小企業、部分領域改革進程緩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創新短板、輿論監督缺位、社會治理無序等問題，制度短板凸顯。值得深思，深層次體制機制改革的緊迫性提升，避免到處救火。

　　因此，我們建議還應加強軟的“新基建”：加強輿論監督和信息公開透明、建立《吹哨人保護法案》、補齊醫療短板改革醫療體制、加強應急醫療體系建設、加大汽車金融電信電力等基礎行業開放、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改善營商環境、大幅減稅降費尤其社保繳費費率和企業所得稅、落實競爭中性、建立居住導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建立新激勵機制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等。

　　“新基建”是未來發展的短板，這些領域是兼顧短期刺激有效需求和長期增加有效供給的最佳結合點，是中國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質量發展、創新發展的大國重器。

　　“新基建”投資潛力巨大，經濟社會效益顯著。比如，未來5G網絡建設投資將達到1萬億以上，帶動的產業鏈上下游以及各行業應用投資將超過數萬億投資，更重要的，5G網絡建設將有助于培育繁榮互聯網經濟、人工智能、數字經濟、互聯網金融等新技術新產業，帶動十幾萬億產值的新經濟，為搶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術制高點奠定堅實的基礎設施。

　　中國過去幾十年，是適度超前基礎設施建設的最大受益者，是“集中力量干大事”體制優勢的重要體現。沒有適度超前的基建，怎么會有中國制造的強大競爭力？沒有超前的網絡寬帶建設，怎么會有互聯網經濟的繁榮發展？怎么會有外資紛紛看好中國，涌入中國？怎么會有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高速增長？怎么會形成強大的全球產業鏈？怎么會形成全球互聯網經濟和高科技產業爭霸局面？

　　“新基建”不僅是應對疫情和經濟下行的有效政策手段，更是貿易摩擦下大國競爭和改革創新的關鍵殺手锏，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運之戰，勝負手。3月3日美聯儲緊急降息50個基點，3月4日中國政治局常委會強調“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一個大放水，一個新基建，我相信歷史將會給出最終的答案。

　　在危難之際，“新基建”挺身而出。雖然一度備受爭議，但今天它正在成為朝野共識，在萬眾矚目中，身負使命，榮耀加身。

　　3、論戰“新基建”：不是“四萬億重來”、“重走老路”，錢從哪來？

　　“新基建”點燃A股的希望，點亮中國經濟的未來，各地紛紛加碼新基建投資。

　　自我們旗幟鮮明提出“啟動新基建”以來，引發各界討論。但也有一些不同觀點，大部分討論是客觀理性的，推動了各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深化。

　　1）新基建正成為朝野共識，民心所向。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明確強調，“要加大公共衛生服務，應急物資保障領域投入，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要注重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

　　近期20多個省市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及加大新基建投資力度。

　　2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宏觀政策重在逆周期調節，節奏和力度要能夠對沖疫情影響，防止經濟運行滑出合理區間，防止短期沖擊演變成趨勢性變化。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要繼續研究出臺階段性、有針對性的減稅降費政策。。。要擴大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規模，優化預算內投資結構。”

　　2018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大制造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同時還提出，“加大城際交通、物流、市政基礎設施等投資力度，補齊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短板等傳統補短板領域。”

　　2）這幾年，中國經濟分析研究最需要的是客觀專業務實，現在社會上有些思想認識存在“一刀切、層層加碼”，非黑即白是情緒化的民粹的業余的。

　　現在一提到基建有些人就會上綱上線，說是刺激鐵公基，這是嚴重誤解。過去40年，沒有適度超前的基建，怎么會有中國制造的強大競爭力？沒有超前的網絡寬帶建設，怎么會有互聯網經濟的繁榮發展？而印度經濟發展潛力釋放不出來，很大程度受制于基礎設施短缺，道路、橋梁、衛生系統都問題很大。

　　從歷史看，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增發特別國債加強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推出大規模基建投資，盡管當時爭議很大、批評很多，但現在看來意義重大，大幅降低了運輸成本，提升了中國制造的全球競爭力，釋放了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巨大潛力。

　　3）有觀點把“新基建”和“四萬億重來”、“重走老路”等混淆，這種思想認識還停留在上個時代。

　　“新基建”是未來高質量發展的短板，新的投資領域主要包括：5G、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教育醫療等。

　　“老基建”在部分地區尤其人口流出地區已經過剩，再投資勞民傷財。當然對于人口流入的都市圈城市群，長遠來看道路橋梁建設的空間仍大，否則將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嚴重問題。

　　4）有觀點認為，大搞減稅基建將增加地方債務負擔、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大，我們認為這種觀點缺少長遠的大局觀，在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時候財政還要保收支平衡將使企業居民雪上加霜。財政應該搞跨期平衡，從平衡財政轉向功能財政。只要中國經濟繁榮發展，人民安居樂業，何愁未來財政問題。如果百業蕭條，財政何談平衡。

　　我們建議，應適度擴大赤字尤其是中央財政赤字，赤字率可突破3%，增加專項債額度，上調至3-3.5萬億，為減稅降費和增加支出穩基建騰出空間，尤其是新基建，基建投資可適度超前。

　　5）有觀點認為“新基建”投資現在占比小，對中國經濟貢獻不大。我們認為這種思維缺少前瞻性，“新基建”就像新興產業，現在占比小，但成長快，未來空間巨大，潛力巨大，正是中國經濟應該大力發展的新方向，這也是結構轉型、新舊動能轉換的內在要求。“老基建”就像傳統行業，現在占比大，但增長慢，未來空間有限。

　　6）還有觀點認為，應該通過控制大城市規模而不是改善城市基礎設施，來治理“大城市病”。我們通過幾十個代表性經濟體上百年城市化歷史研究發現，人口流動的基本規律是“人往高處走，人隨產業走”，都市圈城市群化是未來人口流動的大方向。過去受“小城鎮派”的“控制大城市規模、積極發展中小城鎮、區域均衡發展”的計劃經濟思想誤導，導致人地錯配、供求分離，一二線高房價，三四線高庫存。2019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發表文章《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要求尊重產業和人口向優勢區域集中的客觀規律，經濟發展條件好的地區要承載更多產業和人口。

　　我記得10年20年前，就有很多觀點都說北京人口太多了，城市規劃屢次試圖控制人口。1993年規劃要求2010年控制在1250萬，2005年規劃要求2020年控制在1800萬。但事實上，2009年北京常住人口2154萬人，根據大數據推算實際管理服務人口可能已經超過2500萬人。過去我們按照1800萬人規劃了這座城市，規劃了她的土地供應、軌道交通、公路、教育、醫院，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樣子。比如，在交通方面，北京市2019年有機動車637萬輛，而東京圈2014年有1602萬輛。2019年北京市軌道交通運營長度僅699公里，而紐約都市區、東京圈、首爾圈高達3347、2705、1098公里。所以，人口流入城市進行適度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有助于穩增長，而且是重大民生福音，何樂而不為呢？

　　7）作為“新基建”旗幟鮮明的倡導者，這是我們前期觀點的延續。在2010年參與研究提出“增速換擋”，2014年預測“新5%比舊8%好”、“5000點不是夢”，2015年預測 “海拔已高風大慢走”、“經濟L型”、“一線房價翻一倍”、“房地產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2017年提出“新周期”，2019年提出“充分估計當前經濟形勢的嚴峻性”“拿掉豬以后都是通縮”“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氣推動改革開放”。

　　這一系列觀點是我們過去十多年在系統深入研究德日韓臺美英新等經濟體轉型經驗教訓基礎上、結合中國現實得出的重大判斷，逐漸形成了“轉型宏觀”分析框架，實戰經濟學（參考專著譯著《從奇跡到成熟：韓國轉型經驗》《大勢研判》《新周期：中國宏觀經濟理論與實戰》《房地產周期》《全球貿易摩擦與大國崛起》）。

　　“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铘；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

　　與“洗洗睡”“離場論”等觀點不同，我們一直致力于對中國經濟的客觀專業理性建設性分析。我們可以選擇戰場，不能選擇陣營，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我們大部分人都將世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希望這個國家好，希望社會進步，讓我們的子孫后代更幸福，呼吸到自由、安全的空氣。

　　拿什么來拯救你，我親愛的中國經濟？中國經濟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公共政策正面臨重大抉擇。成，則偉大崛起時隔五百年重回龍座；敗，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漫長黑暗。不要放過任何一次危機！

　　4、擴大消費最好的方式是改善收入分配，擴大中產層，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實現中國夢

　　近年特朗普和桑德斯在美國政壇崛起，政治觀點激進，映射出貧富分化、社會撕裂、鐵銹地帶、逆全球化、民粹主義等美國社會深層次問題。

　　美國遇到的問題，中國就不存在嗎？值得警惕和重視。

　　1）美國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2014年，美國前1%的人口擁有20.2%的總收入，后50%的人口僅擁有12.5%的總收入。1968-2018年基尼系數從0.386升至0.486。

　　2）美國財富分配差距持續擴大，2014年，美國前1%的人口擁有38.6%的總財富，后50%的人口僅擁有-0.1%的總財富，后50%的人口受次貸危機沖擊陷入負資產。

　　3）中產階級收入增長停滯，1953-2017年間美國人均實際GDP1增長了238.9%，但是家庭實際收入的中位數卻只增長了122.2%，尤其是1980年之后，收入增速顯著放緩。經濟增長的成果集中流向高收入階層，而未惠及廣大的中產階級。

　　4）上升通道堵塞，階層固化，美國夢褪色。可用“絕對流動性”這一指標來衡量：全社會子女30歲時收入超過其父母30歲時收入的比例。美國的絕對流動性在持續下滑，從1940年的92%下降至1984年的50%。這意味著1940年出生的人群，他們30歲時的收入基本都能超過其父母年輕時的水平；而1984年出生的人群，竟有一半不如父母。

　　5）年輕一代幸福感和希望的逐步喪失。美國嬰兒潮一代（出生于1946-1964年），乘著時代東風過上標準的中產階級生活：有房有車、定期家庭旅行、足額的子女教育經費、充分的醫療和養老保障等。千禧一代（出生于1981-1996年）往往要背負巨額教育貸款、遭遇次貸危機引發的“大衰退”、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和房貸。因此千禧一代成為“占領華爾街”運動的主要發動者和支持者。

　　6）教育機會不公平加劇階層固化，“寒門不出貴子”現象加重。在美國頂尖私立大學（常春藤聯盟、芝加哥、斯坦福、麻省理工、杜克大學）中，只有13.5%的學生來自底層50%的家庭，3.8%的學生來自底層20%的家庭，而來自頂層1%家庭的學生卻高達14.5%，甚至超過了底層50%的家庭。

　　7）美國大學學費快速上漲，助學貸款負擔沉重。1984-2019年，美國CPI漲了1.5倍，住房租金漲了2.2倍，醫療服務漲了2.7倍，大學學費卻漲了7.3倍。

　　2016年鐵銹地帶和失落的大多數助力特朗普爆冷贏得大選，這不是偶然而是時代的必然。

　　比特朗普更激進的是桑德斯，掀起“桑德斯旋風”，他的競選主張是提高個稅最高檔稅率至52%、提高企業所得稅至35%、提高資本利得稅、支持財富稅、提高累進遺產稅、支持金融交易稅等激進政策主張，迎合了美國中下層人民對于當前收入財富分配不公的不滿情緒。

　　而且，競選之初就呼吁要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反對中美貿易正常化，認為目前中美貿易關系不利于美國的就業增長和財富平等，計劃通過修改貿易政策來贏得這場競爭，并希望與盟友一同對華貿易施壓。

　　5、面對疫情沖擊和貿易摩擦的大國競爭，減稅降費勢在必行，放水養魚，與民休息，是軟的“新基建”。

　　中國全口徑的宏觀稅負（含土地出讓收入）高于美國，非稅負擔更高，而民生支出少、社會保障層次低。

　　1）全口徑下2018年中國的“宏觀稅負”為35.2%，高于美國的26.3%，美國減稅后可能減少宏觀稅負平均0.8個百分點/年，對中國產生壓力。全口徑的財政收入包括了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以及社會保險基金收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導致大量稅收由企業繳納。中國稅收的征收對象以企業為主，美國稅收的征收對象以個人為主。2018年，中國的增值稅與企業所得稅之和占財政收入比重52.8%，而美國的企業所得稅占財政收入比僅3.7%。

　　2）中國的非稅收入主要包括專項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和其他收入。中國非稅收入占財政收入仍較高，2018年為14.7%。美國聯邦非稅收入在美國聯邦財政收入占比較低，不足4%。近年來中國持續推動減稅降費，稅收收入、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續下降，但是土地出讓收入、社保收入持續上升帶動宏觀稅負上升，抵消了部分減稅降費的成果。同時，近年來的減稅以增值稅為主，但增值稅為流轉稅，減增值稅并不能直接增加企業利潤，且存在二次分配效應，占據強勢地位的國企和上游受益更明顯，民企和中下游企業受益程度低。

　　3）稅收在“用之于民”方面有差距，中國社會保障的低層次和發達國家的高福利對比鮮明。大量的稅費收入用于供養龐大的機關事業群體和建設性支出，用于社會大眾的福利保障受到擠壓，社會保障水平偏低。

　　4）企業面臨的勞動力、環境、土地要素成本持續上升，進一步抵消了減稅降費對企業減負的效果。我國企業面臨著行業壟斷、服務業開放度較低導致的高昂的土地、電力、天然氣、石油、物流、融資等基礎性經營成本，在國際競爭中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將伴隨人口紅利的消失而衰減。我國汽油、柴油、天然氣、電力、土地價格分別為美國的1.6、1.3、4.5、1.3和2.6倍。

　　5）建議：

　　優化減稅降費方式，從當前主要針對增值稅的減稅格局轉為降低社保費率和企業所得稅稅率，提升企業獲得感，真正讓企業和老百姓得實惠。

　　推進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轉型，隨著二產比重下降和三產比重上升，從高速增長階段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兼顧經濟建設和民生投入，我國稅制應進行改革轉型。

　　中國應完善個稅制度，拓展稅基，將部分隱性收入人群納入到征稅范圍，降低最高邊際稅率，增加對中低收入群體的抵扣，防止個稅淪為逆向調節的工薪稅。

　　繼續推進資源稅擴圍與消費稅征稅對象調整，充分發揮保護環境、促進綠色發展，反映資源的稀缺性。

　　恒大研究院“疫情與新基建”相關研究報告：

　　10、《新基建、減稅，錢從哪來？赤字率該破3就破3！——2020年財政政策建議》，2020年3月9日

　　9、《任澤平：我為什么旗幟鮮明倡導“新基建”，而不是四萬億重來》，2020年3月6日

　　8、《任澤平：不要放過任何一次危機》，2020年3月2日

　　7、《全球大瘟疫、金融海嘯和新基建》，2020月3月1日

　　6、《是該啟動“新”一輪基建了》，2020年2月28日

　　5、《遭遇亞洲金融風暴、特大洪水災害：1999年轉危為機改革啟示》，2020年2月18日

　　4、《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分析與政策建議》，2020年1月31日

　　3、《大時代——2020年宏觀展望》，2020年1月6日

　　2、《該出手了，財政優于貨幣：2020年政策建議》，2019年12月6日

　　1、《當前形勢下，財政政策大有可為》，2018年7月24日

　　任澤平，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副總裁級）、研究院院長。

　　兼任科技部國家高新區升級評審專家，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會委員，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副會長，首都金融智庫專家，中國新供給50人論壇成員，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對外經貿大學、南開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兼職導師，深圳市優化營商環境咨詢委員會委員，棗莊市人民政府顧問，茅臺集團研究院顧問，中國保險保障基金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后。

　　曾先后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MD、首席宏觀分析師，方正證券（維權）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聯席所長。在履職機構均獲得佳績，參與重大文件和改革方案起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數百人量化績效考核排名第4，中國資本市場大滿貫冠軍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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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覃肄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