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1年4次申請取保被拒，誰該為病重企業家之死負責

　　“不必要羈押的就少羈押”的司法理念，不能在“能關就關，關起來更保險”的舊觀念面前碰壁。

　　被羈押了515天的嫌疑人，患有陳舊性肺結核、肺大皰病；看守所認為她已不適合繼續羈押，在1年時間內4次向辦案單位提出變更強制措施建議，其子亦曾提出“取保候審”申請；在看守所最后兩天，嫌疑人曾雙手合十求救，兩次按響緊急情況警報，最終于今年9月8日去世……新京報日前的一則《女企業家羈押期病重死亡》的報道，引發關注。

　　據報道，2018年6月，因涉職務侵占罪、行賄罪，女企業家周廣華被刑拘，羈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她因病陸續出現咳嗽、咳痰、咳血，止血效果差。可雖然看守所和家屬都做了爭取，在她被送醫院搶救的當天下午，才迎來玉田縣法院變更嫌疑人強制措施為監視居住的決定書。據了解，唐山市檢方駐涉事看守所檢察室工作人員表示，已介入調查。

　　“羈押為例外，取保為常態”成現代刑事司法層面的共識，近日最高檢檢察長張軍還表示“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訴可不訴的不訴、可判實刑可判緩刑的判個緩刑好不好？我們認為是非常需要的”的背景下，該案無疑是個“可解剖的麻雀”，值得反思的地方良多。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取保候審的……有這幾種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都可以取保候審。而周廣華就符合這三條。

　　就此事看，首先，看守所多次提出的建議就提到了，周廣華屬于患有重疾的被羈押者，她死前已被羈押500多天，也大大超過了刑事案件的正常辦案期限，基于這兩點，對其變更強制措施都是必要的。

　　其次，這樣一位年紀較大的女性抱病者，涉嫌的又是普通經濟犯罪，最多也是判處有期徒刑，司法機關做出“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判斷也合理合法，不知當地辦案機關還擔心哪些障礙性因素？

　　從報道看，周廣華家人跟看守所數度爭取，仍未得到辦案單位同意。涉事辦案單位為何屢次拒絕其取保候審，有何根據，是否合法，顯然需要更多的解釋。

　　說起來，變更刑事強制措施難，其實是個普遍性問題。對一些案件承辦者而言，變更程序復雜，有時還牽涉公檢法之間的關系處理，難免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慣性思維，通常對于不變更強制措施，他們也無須擔責。

　　但對于被羈押者及其家屬親人來說，羈押帶來的負面影響卻是方方面面的，更何況超期羈押很可能帶來“以關代罰”的潛在風險。在多數情況下，“關了就得認”“關了就要判”的思維定式，很可能給被羈押者帶來不利的裁判后果。

　　若周廣華在羈押期間，能感受到人道主義關懷，境況會不會不一樣，值得思忖。可現在，整個刑事案件只能因她的病故而被迫終止，司法正義也無處落腳。

　　近些年來，隨著我國社會發展進步和刑事政策的變化，“不必要羈押的，就不羈押、少羈押”，本該深入司法人員內心。但在司法實踐中，變更強制措施執行起來難上加難，“能關就關，關起來更保險”的理念和做法始終占據優勢地位。這不僅與我國司法進步的面向不符，也與司法改革和法治進步的進程沒“對上表”。

　　回到周廣華一案上來，當地已介入調查，有關部門的做法是否合法，是否該有人為此負責，希望有關部門能一一調查清楚，給死者家屬以安慰，也消弭民眾質疑。

　　□金澤剛（法學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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