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教授任遠：避免陷入“人口決定論”的思維誤區

　　來源：陸家嘴雜志

　　中國人口發展從1949年的5.4億增加到現在的13.9億，70年來經歷了人口快速增長和人口增長的減速。對人口發展歷程作歷史的考察，基本的主線可以認為是中國已完成了人口轉變，即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傳統人口再生產模式，過渡到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現代人口再生產模式。

　　人口轉變可以分為幾個階段，一是1970年代之前中國人口基本上是死亡率驅動的人口轉變時期，這個過程實際上從民國時期就已經開始；二是1970年代到2000年左右，中國人口轉變是生育率下降驅動的人口轉變時期；三是2000年以后進入后人口轉變的時期。當前出現了第二次人口轉變的很多特征，同時遷移率已經成為影響人口變動的更重要的力量。

　　人口研究的“惑”與“不惑”

　　人口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現象和新問題，往往會引起我們的困惑和思考，乃至我們原來認為比較確定的知識都會重新被批判和考量。例如計劃生育過去被認為是利國利民的基本國策，但是卻在一定的發展環境中被重新再評價。知識和真理總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具體環境下，顯示出其相對性。同時知識研究也將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而不斷深化，從而擴充對知識和真理加以認識的邊界。 

　　但是學術探索的進步，也總是會致力于對問題本質的思考，從而促進在動蕩的觀念表象下的理性認識，而實現對于規律性和真理的了解，從而努力達到對不惑的知識的追求。在長期人口發展歷史中，對不少歷史問題存在相當大的困惑，有些也被認為是未解之謎，例如三年自然災害究竟死亡了多少人口，以及在1990-2000年代（乃至目前）中國生育率的真實水平，這些困惑和未知，實際上通過長期的細致研究都能夠或多或少得到證明，從而揭示出人口變動的真實面貌。從1990年代到現在，關于不同時期生育率的真實水平在學界中有著豐富的反復論證，而這些論證總是有利于促進對真實情況的更準確把握。

　　通過對70年長期歷史經驗的觀察和考察，以及對于數百年上千年來，及在世界整體視野下人口與發展關系的知識探索，有助于把握各種相對性知識背后的真實狀況，努力實現對于人口變動和發展內在規律性的不惑。至少這種對不惑的探索，是學科發展和人口科學不至于被現象和對策研究牽著鼻子行進，而得以實現本身不斷進步的根本動力。

　　人口決定論

　　人口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一項重要支柱。對于人類社會來說，人口的極端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為什么人口發展極端重要，人口如何影響發展，及在人類社會發展中人口和發展的內在機理，卻未必沒有疑惑。

　　人口構成了國家發展的基本國情，人口作為發展的基本因素則往往被過度解讀為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在一些相對人口中心主義的論者看來，往往會把發展過程中的困境歸結于人口過多，也會將中國70年代以后的經濟奇跡歸因于人口紅利。“人口決定論”往往也很容易調動起社會的情緒。無論是發展出現困難，或者是發展過程表現出積極的成就，社會普遍地會在人口要素的變動上尋找到一些相互的關聯。

　　因此人口對發展的影響性或者相關性，往往被放大而成為因果性和決定性。例如人口眾多在相當長時期內被認為是貧窮的原因，作為大國的困難。同樣的道理，當前也有不少表象上的研究認為，人口的低生育率和老齡化造成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并且會對未來發展帶來挑戰。

　　這樣認為人口對于發展具有強大的、乃至決定性的力量，甚至滲透在對于城市的理解中。城市化當然是人口在城市部門的增長和集聚，而一個顯然的錯覺是認為人口超大規模的集聚是帶來貧困、道路擁擠、不平等擴大、犯罪率提高和環境污染的原因，因此雖然真實的情況是城鎮化和城市繁榮帶來人口增長和密度增加，但是人們卻反而將人口增長和密度增加作為是造成了“城市病”，及在這種思路下對于超大規模城市進行嚴格控制人口規模。這種想法，實際上與馬爾薩斯認為人口的快速增長總是會超過發展體系所能容納的上限，從而帶來發展崩潰的想法實際上是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但是，這如果不是因為過高地估計了人口對于發展的決定作用，那么實際上人口在歷史上往往扮演著發展失敗的借口而已。

　　實際上，至少在短期的發展來說，并沒有充分的經驗證據說明，人口變動對于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認為低生育率，或者老齡化，乃至勞動適齡人口下降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阻礙作用，和二者之間是存在著積極關聯關系的實證研究，實際上是同時存在的。例如，即使在常識上認為老齡化會抑制經濟增長，但是數據上看中國的經濟發展實際上是和老齡化同時增長的，乃至在整個世界歷史上老齡化和經濟增長也是持續正相關的。同時，至少在最近幾年的研究表明，國家勞動適齡人口總量和比重在持續下降，但是經濟總量卻仍在提高，這也說明人力資源的具體配置實際上比單純人口結構的變動更加重要。

　　對于著名的人口紅利的看法也實際上是“根據結果來論證原因”的自我強化。雖然中國的人口從1960年代以來就出現了勞動適齡人口比重逐步增長、社會撫養系數下降的“好的人口”，但是直到1970年代后期以后才出現了所謂的“人口紅利”。對于經濟增長的解釋截取出1970年后期以后的成功故事，說明人口對于發展具有積極貢獻，實際上是片面性地證明著人口變動對于發展的影響。在積極強調少生快富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卻可能忽略了中國經濟奇跡背后的制度因素。

　　對于人口與發展的關系來說，究竟是人口決定發展，還是發展決定人口。其關系也往往是后者決定前者，而非前者決定后者。實際上，不是人口決定發展，而是人口變動本身是由發展所決定的。人口的生育、死亡和遷移實際上是發展的結果，人口變動是內生于經濟發展的，人口發展本身則構成社會經濟發展的衡量尺度，例如預期壽命的提高、教育的進步和人均GDP的提高。

　　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和遷移率的上升，以及伴隨著的人口結構變化和老齡化，引起我們擔心的各種“人口危機”，實際上正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因此在相當大意義上都是發展進步的積極表現。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所謂的“低生育率陷阱”、“老齡化危機”、“移民危機”，其實都是臆想的危機，而實際上應該認為是現代性的結果、是發展的成就。

　　忽視了對人口變動實際上是內生于發展過程的理解，將人口從發展過程中孤立出來，而片面強調人口對于發展的作用，可能遮蔽了人口與發展關系的真實機制和相互作用的關聯。

　　人口變動對于發展的影響

　　在討論人口變動對于發展的內生性中，實際上我們也不能完全忽視人口過程一旦形成，對于發展具有反作用和切實影響。而且由于人口過程實際上具有相當的客觀性，人口變動對于發展具有影響實際上是客觀存在和不容忽視的。人口同時構成發展的外生性的因素。人口變動產生著歷史慣性的影響，產生著長期動態性的影響。否認人口對發展的影響，實際上是抽去了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人口支柱，這對于理解人口和發展的關系是并不有利的。因為人口是發展要素的重要來源，人口作為勞動力的供給和作為消費者的需求影響經濟過程，而人口的結構性也對發展體系具有結構性的影響。

　　人口對于發展過程并不是沒有作用的，但是正如上文所言，如果人口變動本身是內生于發展過程和由發展過程所塑造，那么人口對于發展的作用實際上不能超越經濟社會發展對于人口變動的決定性影響。

　　在人口變動對發展的影響中，人口因素往往對于發展的影響表現為一個較弱的變量。人口對發展的作用受到其他社會經濟因素作用的共同影響，這些作用放大或者抵消了人口的作用，使得人口對于發展的外生作用顯得并非明顯、也并非明確。例如，如果我們認為當前城市中房價的迅速上漲是由于人口的增長和遷移者進入城市，固然我們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因素，但顯然這樣的想法是過于天真，而忽略了資本力量在房價增長中的巨大作用。但是，雖然我們幾乎可以認為人口變動和當下住房市場價格是完全無關的，但從長遠的視角來看，在研究住房市場的影響因素中，人口和家庭的變化仍然是首先需要考慮的因素。

　　這也告訴我們，如果將短期內的經濟社會波動歸因于人口因素，固然我們不能完全否認其中關聯的存在，但是對確認這種關系的顯著性仍然要非常謹慎。這也進一步使我們相信，人口變動對于當下發展的影響，實際上遠遠不是決定性的，不能將其他社會經濟變化和制度因素對于發展的不利影響，錯誤地用人口因素作為其替罪羊。或者過度自信地認為存在一個“人口紅利”，而夸大了人口變動對于短期經濟波動的影響。

　　人口對發展更主要是遠期作用。由于人口的生產和再生產本身持續了較長的歷史跨度，而且人口的過程更加表現代際影響，使得人口對于發展的作用更多的是一個長遠性和趨勢性的影響，是一個長波性的影響。而由于遠期人口變動具有顯著的非確定性，這也使得人口對于發展的長期影響產生了不確定性。在考慮人口對于發展所具有的作用時，不僅人口變動本身是非確定性的，發展面臨著的諸如資源環境、經濟發展方式、產業結構、技術革命、市場機制等其他因素，也影響人口因素對于發展的作用。

　　人口要素對發展的作用在某些條件下是會發揮積極的作用，但是在另外一些條件下確是消極的作用；或者不起作用。重視這些影響在具體社會經濟外部約束下的整體作用，才是了解人口變動對于發展產生影響的正確考量。例如隨著生育率下降，將會在勞動力數量和人力資源上對發展產生負面的貢獻率，但是會內生地帶來人力資本的提高，從而對發展產生積極作用。這種人口過程本身的內生性和復合性，使得簡單地認為人口越多越好，或者人口越少越好的爭論顯得幼稚和片面。

　　因此，過度解讀人口對發展的決定性影響，實際上是簡單化了發展的過程，并錯誤地將人口變動歸結為發展的根本原因。從馬爾薩斯到馬寅初，再到當前不少爭論，不管是自信地認為少生了4億人從而促進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還是高談闊論人口危機影響發展的痛心疾首，都是或多或少有著“人口決定論”的簡單思維。需要通過對“人口決定論”加以祛魅，才能有助于理解人口和發展的真實關系，在人口和發展的復雜性關聯中，發現發展遭遇挑戰的根源，以及找尋出路。

　　（本文作者為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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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