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錫培12條建議測試積極財政 減稅降費力度再承壓

　　經濟觀察報 記者 杜濤 張恒在中央做出“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的定調10天后，蔣錫培向減稅降費發出了加快進度的催促聲。

　　8月10日，國務院召開“降成本減負擔專項督查座談會”，遠東控股集團創始人、董事局主席、黨委書記蔣錫培做了發言。他認為，當前經濟、金融、市場最大的問題是信心問題，最大的成本是制度成本，政府必須下決心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

　　據報道，在這場座談會上，蔣錫培提出12條具體建議，主題是為企業減負。8月14日，經濟觀察報記者從蔣錫培秘書處獲悉，這12條建議，確系蔣錫培在8月10日的上述國務院會議上提出的。“蔣錫培建議”迅速引發討論。作為中國民營企業家的代表之一，蔣錫培已不是首次拋出他的減稅觀點。僅從其實名認證的微博上的內容來看，蔣錫培在2017年3月提出規范招投標制度建議與知識產權建議、2017年5月提出8條關于財稅改革建議、2018年7月提出個稅改革建議。前述國務院會議上的12條建議，與此前他的言論有多處重合。

　　上述座談會召開6天后，即8月1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進一步落實好減稅降費措施，尤其是營改增等減稅措施要抓緊到位。暢通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傳導機制，采取建立貸款風險補償機制等方式，緩解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多措并舉降低企業成本。

　　國金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邊泉水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表示，蔣錫培的減稅大方向是對的。中國稅收存在三個問題：企業稅負較重、間接稅比例過高、地方稅種缺失。目前的供給側改革，需要考慮把企業稅收調減，企業減稅后的活力有利于宏觀經濟擺脫低迷狀態。間接稅的調減也會降低居民的負擔，居民消費提高后，有助于改變目前依靠投資和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

　　蔣錫培的建議

　　在蔣錫培的12條建議中，關于企業降稅降費的建議占到一半。他首先提出降低增值稅，“將目前的三檔增值稅16%、10%和6%改為兩檔10%和5%。小規模企業，即營收在500萬元及以下的，免征增值稅；營收在500~2000萬元的，減半征收增值稅。支持企業特別是支持制造業企業生存發展”。

　　在所得稅方面，蔣錫培認為，目前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為25%，高新技術企業為15%。在全球減稅浪潮背景下，建議將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降至20%，高新技術企業降至10%。同時建議將《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四十三條：企業發生的與生產經營活動有關的業務招待費支出，“按照發生額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過當年銷售（營業）收入的5‰”，修改為“按照實際發生額扣除，但最高不得超過當年銷售 （營業）收入的5%”，以減輕企業負擔和減少征管費用，以提升中國企業全球競爭力。

　　一家中介服務業的財務總監認為，整個企業所得稅的額度應該嚴格征管，但是希望能夠降低稅率。政府應該調整支出，調整預算，才能有減稅的空間，還應該減少政府的事權，增加地方收入，提高地方政府的收入分成比例。“要么降低基數，要么降低比例”。

　　智方圓稅務師事務所主管合伙人王冬生告訴記者，在企業所得稅開始實施的2008年，與其他國家比，中國25%的稅率不算高。但是隨后的20多年，這一稅率逐漸缺乏競爭力。目前來看，適當降低企業所得稅率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同時，企業所得稅重組的優惠，還是門檻高、規定嚴，應適當放寬。

　　廣東一家年收入規模十億左右的制造企業的財務總監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認為，增值稅、所得稅還需要調減。尤其是所得稅，需要所得稅留在企業，還能促進再生產和研發，加計扣除是可以減少一部分稅收，但是實際上扣的并不多，而且大部分中小企業基本做不了加計扣除。

　　加計扣除是指按照稅法規定，在實際發生數額的基礎上，再加成一定比例，作為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的扣除數額的一種稅收優惠措施。

　　對于企業的融資費用，蔣錫培表示，按照現行“營改增”政策規定，企業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的貸款融資產生的利息等融資費用相關的進項稅不能抵扣，若將融資費用也納入抵扣鏈條，將切實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扶持企業發展。

　　王冬生認為，將利息支出納入抵扣范圍是必要的，從增值稅原理看，除人工成本不能抵扣外，其他支出，都應抵扣進項稅。

　　前述廣東制造企業的財務總監說，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融資利息應該要加到增值稅抵扣里。因為中小企業固定資產不多，銀行自身有風險監控，所以中小企業融資比較困難。實體經濟的困難是多類問題的疊加。

　　至于印花稅，蔣錫培的觀點是，目前10類經濟合同印花稅比例稅率從0.05‰~1‰不等，建議取消所有經濟合同印花稅。王冬生卻認為，印花稅是個老稅種，通過對合同管理，作為對經濟管理的一種方式比較常見的，許多發達國家也有印花稅。他認為，取消印花稅的提法不妥。

　　個稅與社保

　　最能引起共鳴的應該是個稅與社保，因為這兩類稅費剛剛引起過全民大討論。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于2018年6月29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將個稅綜合所得起征點提到每月5000元（6萬元/年）。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個稅法修正案討論小組7月份發文指出，現有草案仍存在較大局限，雖然是大修，但考慮不夠周全，如綜合征收的范圍、最高稅率的調整、免征額的確定、專項附加扣除的細則、政府部門授權等條款仍需進一步修改。

　　蔣錫培對個稅的建議很細化。具體來說，包括：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由目前3500元/月至少提升至7000元/月。降低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提高最低邊際稅率，減少稅檔。由3%~45%七檔調整為5%~30%六檔，在7000元納稅起征點的基礎上，0.7~2萬元的部分稅率為5%；2~4萬元的部分稅率為10%；4~6萬元的部分稅率為15%；6~8萬元的部分稅率為20%；8~10萬元的部分稅率為25%； 10萬元以上的部分稅率為30%。這樣使個人所得稅與當前我國物價水平相適應，有利于降低企業用工成本等，更利于留住錢財和人才，提升全球競爭力。“個人所得稅目前的免征額在許多地方難以滿足勞動力再生產需要，應進一步提高。”王冬生認為，個稅的修改同時應該調整調節的方向和力度，降低工資等勞動所得稅率，加大對非勞動所得的調整力度。在降稅的同時，適當降低社保壓力，社保支出占人工成本的比例應該在30%左右，發100元工資再繳30元的社保，比例有點太高了。如果企業眼前的負擔都過不去，何談未來。“個人所得稅收的太高了，主要是現在房價太高了，所有的工薪收入與房價一比較，只能望洋興嘆。個人所得稅還要是要按照當地的消費水平來征收，比如西部、東部、北上廣深等應該單獨設定。”前述來自廣東省制造業的財務總監向經濟觀察報說。

　　而對于與員工、企業的關系均更直接的社保，蔣錫培的建議是降低社保率。建議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公積金企業承擔比例分別降至為15%、5%和5%。目前企業和個人的承擔比例一般是：養老保險企業20%，個人8%；醫療保險企業10%，個人2%；失業保險1%，個人0.2%；生育保險0.8%，全由企業承擔；工傷保險0.5%-1.6%，全由企業承擔；公積金企業6%-12%；五險一金企業合計承擔成本相當于員工工資的39.4%-45.4%。

　　根據中辦、國辦印發的《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從2019年1月1日起，將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工傷保險費、生育保險費等各項社會保險費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

　　國內最大的社保第三方專業機構51社保發布的《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17》顯示，社保繳費基數完全合規的企業僅占24.1%，低繳社保費甚至成為業內公開的“秘密”。

　　前述中介服務業的財務總監認為，社保費轉為稅務局征收影響很大。因為此前有些企業不繳納，有些企業按照較低的標準來繳納，或者不將員工的獎金之類收入納入繳納的基礎。全部作為繳稅的基數以后，量是很大的。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假如一個公司有400多名員工，公司平均要為每個人支出15000元的成本。其中僅五險一金一項就超過40%，具體來說包括養老保險19%，失業保險1.2%，生育保險0.8%，醫療保險10%，住房公積金12%。員工自身還要承擔養老8%，醫療2%，住房公積金12%，失業0.2%。該中介服務財務總監計算過，假設一個人工資是稅前2萬5千元，企業一共要付出3萬7千元。扣除五險一金，員工到手大約1萬6千元。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蔣震認為，增值稅的稅率在“營改增”之后就應該是全面深化增值稅改革的重要內容，增值稅的基本稅率點需要重新測算，按照減稅額來降低稅率。社保繳費問題，稅務局征收之前，社保部門稅基認定比較窄，現在稅務部門統一了，認定更加嚴格，降低社保繳費的名義費率是一個重要的選擇。

　　前述廣東省制造企業的財務總監透露，一般企業繳納社保費用，是按照社保最低工資水準來繳納，部分高管和老板會繳納的高點。假如按照實際工資繳納社保，員工到手的實際工資變少了。對于員工來說，要么漲工資，要么換地方，這樣的話，所有的成本轉嫁到企業上了。比如核心技術員工，可能工資兩萬，社保只能按照5000元基數繳納，如果按照實際繳納就會差距很大。企業的支出會多很多，而相應的，員工到手工資也變少了。“制造業現在面臨的困難是多重的，最主要是多重困難疊加，原材料漲價，國內的消費不太景氣，客戶給的單價還是在降價，員工工資每年上漲，還有環保的壓力，消防、安全，所有的問題疊加在一起，全部都是企業承擔。”這位來自廣東省制造業的財務總監說，估計到年底，會有一部分做出口的工廠關閉。

　　減稅的呼吁

　　企業家關于稅負問題的討論已經不是第一次。2016年，由于福耀玻璃在美國投資10億美元辦廠，有媒體發出“別讓曹德旺跑了”的呼吁。

　　曹德旺在2018年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稅收是管理國家的工具，中國如果要減稅，大企業不要減，直接把小微企業免了，因為小微企業借不到錢，各國有各國的國情。

　　為減稅呼吁的企業家不止蔣錫培和曹德旺。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宗慶后曾對媒體表示：“現在稅負壓力比較大，企業的利潤率比較低，它就沒有辦法給員工增加收入。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就要給企業降低稅收，這樣它才能給員工提高待遇。”

　　三全集團董事長陳澤民也曾公開 呼吁：“稅制改革，不是因循守舊的修修補補，不是不痛不癢的小改小革，而是一種顛覆性的創新，要制定一種我國特有的最簡單、最科學、最可行、最有效、最先進、最公平公正，最公開透明的新稅法。”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馬光榮根據蔣錫培的減稅建議估算，蔣錫培的方案將使稅收收入下降20%，“我們的財政支出無法承受這么大幅度的縮減，因此不具有實際操作性。”

　　國金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邊泉水則傾向于支持蔣錫培的減稅觀點。他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如果不減稅的話，經濟低迷狀態永遠擺脫不了。從目前宏觀經濟形勢來看，減稅的必要性是在上升的。減稅見效慢，但是持久性好，對于長遠的促進投資、拉動消費有利。同時，間接稅的調減也會降低居民的負擔，居民消費提高后，有助于改變目前依靠投資和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我認為蔣錫培的減稅大方向是對的。減稅的過程中要考慮這幾個大問題。目前的供給側改革，還需要考慮把企業稅收調減，企業減稅后的活力，有利于宏觀經濟擺脫低迷狀態。”

　　根據邊泉水的分析，中國稅收存在的三個問題中，企業的稅負較重影響到企業良性發展；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比例嚴重不合理導致低收入群體負擔重；稅種的缺失造成一系列問題，比如房產稅缺失，但是存在征收的必要性。如果沒有房產稅，地方政府所謂的融資平臺繼續壯大，這對金融體系是一種扭曲。

　　邊泉水說，“因為中國稅收中大部分是間接稅，間接稅表面上是對企業征收，但實際負擔落到老百姓身上，從而傳導至居民消費。同時，中國的間接稅是累退性質，這意味著收入底的群體繳稅更高，這會有損收入分配公平。間接稅尤其是增值稅，需要繼續減，而且我認為減的空間還是比較大的。”

責任編輯：李彥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