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看2022|姚洋：消費是國內經濟執牛耳者，可現金補貼低收入者

　　12月8日至10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會議總結了2021年經濟工作，分析了當前經濟形勢，為下一步的中國經濟錨定了前行的方向。

　　中國經濟未來的機會與變量在哪里？怎樣“穩”與“進”，如何“破”與“立”？關于2022，許多答案等待揭曉。

　　歲末年初，新京報貝殼財經推出《看2022》，我們對話了16位各領域專家，圍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關鍵詞，談他們對中國經濟的觀點和判斷。

　　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各地區各部門要擔負起穩定宏觀經濟的責任，各方面要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政策發力適當靠前。如何評價2021年的經濟形勢？2022年中國經濟是否會回歸高質量增長？圍繞這些問題，新京報貝殼財經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進行了專訪。

　　姚洋指出，我國今年下半年以來的經濟增速放緩與防疫政策導致的消費下行、房地產監管政策、環保減排政策導致的用電緊張有關，即便如此，2021全年的經濟增速應該在8.3%-8.5%之間，仍然是較快的增長。對于2022年的經濟走勢，姚洋認為，出口對經濟的貢獻率可能會下降，消費仍然是重點，要轉換通過補貼生產來刺激需求的思路，直接從消費入手，建議對低收入群體進行現金補貼以促進消費。

　　“中國滯脹論”沒有依據全年8%的增速能保證

　　新京報貝殼財經：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長9.8%，兩年平均增長5.2%，比上半年兩年平均增速回落0.1個百分點。第三季度經濟增速回落的原因是什么？

　　姚洋：今年我國的經濟出現了類似“倒U型”的變化，上半年的經濟恢復相當不錯，各項指標表現都比較好。下半年經濟增速開始回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防疫力度加大。我國很快就要舉辦冬奧會，是一項非常大的國際體育賽事，在防疫方面不得有失，所以防疫的力度比去年大大加強。我覺得這是必要的措施，但是增加防疫措施對于消費的影響比較大，因為很多消費場景和人的流動相關，如果大家的流動受到限制，消費自然就會下降。

　　第二個原因是從下半年開始，我國對房地產行業進行了一些整頓。從去年到今年上半年，房地產是中國經濟復蘇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另一個推動力是出口。但是房地產的增長也產生了一些問題，市場開始過熱，有些地方的房價漲得太快，在這種情況下，各地政府出臺了一些調控政策，對于房地產市場的影響相當大。下半年以來，很多城市的土地都出現了流拍，體現出房地產公司對未來前景不那么看好，我們也看到房價穩中有跌。在這種情況下，房地產對經濟的拉動效應就會變弱。

　　第三方面的原因是環保減排措施對經濟有所影響。在過去一段時間中，中國用電增長速度下降，對煤炭的需求增速也下降，煤炭又是高污染的一個行業，所以在環保減排要求下，過去一些年國家對煤礦的產出有所限制。今年上半年以來，我國用電量增長非?？欤词故呛?019年相比也增加了15%以上，電力需求的增長會拉動煤炭需求的增長，但是煤炭產能由于受到控制不能立刻提高，所以造成了用電的緊張、能源的緊張。

　　新京報貝殼財經：你認為2021年全年經濟增速會在什么水平？

　　姚洋：今年的增長速度應該在8.3%-8.5%之間。前三個季度GDP增速是9.8%，貢獻出的全年增速應該在7.35%左右，所以只要第四季度保證4%的增長，那全年增速就會到8.35%。即使低一些，8.0%的增速應該也能保證，所以2021全年的經濟增長并不差。

　　有些人說我國已經出現了滯脹，這種說法沒有多少根據。哪怕是按照第三季度的增長速度，4.9%，也不能說慢，在世界范圍內比較中國這個速度還是比較快的。另一方面，我國的通貨膨脹率沒有超過2%。所以我國既沒有“滯”，也沒有“脹”，中國經濟出現滯脹這種說法，是子虛烏有。

　　明年出口增速會下降，但中間品出口增速會提升

　　消費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會上升

　　新京報貝殼財經：你預計2022年經濟增速將會在什么水平？

　　姚洋：我估計明年的增長率應該在5.5%-6%左右。總體而言，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來的穩增長要求來執行，明年的經濟增長不會是一個大的問題。

　　新京報貝殼財經：我國從疫情中恢復得比較快，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引擎，到現在仍保持高位增長。隨著疫苗的普及和海外疫情緩解，各國經濟逐步復蘇，2022年我國出口是否面臨下行壓力？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會不會下降？

　　姚洋：2021年全年中國出口的增速可能會達到30%，這意味著，出口拉動GDP增長可能在3-3.5個百分點，這是非常大的，將近40%的貢獻率。

　　2022年，我們不能期待出口還有30%的增長，因為今年的基數已經非常大了，但是我估計，明年出口再增長10%-15%應該沒有問題。

　　很多人都說，中國出口增長快，是因為中國先復蘇，其他地方需要中國產品，等其他地方一恢復生產就不需要中國的產品了。我覺得這個理由不充分。事實上，今年下半年以來，歐洲和美國基本上已經完全開放了，NBA幾乎滿座，防控方面的限制已經比較少了。歐美的經濟也在復蘇，有一句英語諺語叫做“a rising tide lifts all the boats”，意思就是水漲船高，歐美經濟復蘇后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如果說過去這一年半，海外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增加主要集中在消費品，那么未來海外經濟復蘇后，對中國的中間產品的需求也會增加。所以，明年中國消費品的出口增速或許會下降，但是中間品出口增速會提升，綜合來看，明年的出口增速會下降，但是也不會下降太多，降到個位數是沒有可能的。

　　如果按照15%的出口增速計算，出口對明年經濟增長的拉動仍然在1.5-2個百分點，貢獻率還有30%左右。

　　新京報貝殼財經：你認為消費和投資對于經濟的貢獻率會是一個怎樣的比例？

　　姚洋：這很難說。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多年保持在70%以上，我估計明年達不到這個水平，要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正常年景，還需要時間。但是明年消費的貢獻率應該可以達到50%，投資貢獻率在20%左右。

　　相對于疫情之前，消費的貢獻率還是稍微低一點，投資也稍微低了一點，出口還是相對較高。因為以前我國出口在經濟增長中所占的比例就已經極低了，在正常年份我國的出口增速都在個位數。

　　新京報貝殼財經：從長期來看，出口對于經濟的貢獻率會一直保持下行的趨勢嗎？

　　姚洋：這是肯定的。如果恢復正常的話，我國的出口增速不應該超過7%。因為中國的出口已經是世界第一，中國出口引領世界已經20年了。世界的出口平均增速大概就是7%，中國作為最大的出口國，出口增速超過世界平均增速是不可持續的。

　　新京報貝殼財經：你說的7%是一個長期的水平嗎？出口增速降到7%之后，就會維持在這個水平？

　　姚洋：甚至更低。因為中國是最大的出口國，而且經濟在逐漸走向成熟。出口不可能永遠以那么快的速度增長，這不太符合經濟學原理，因為經濟規律中有一個負反饋機制，任何經濟的力量都有一個負反饋的力量來制衡它，讓它不能無限增長下去。中國的負反饋機制包括，中國的產品會變得越來越昂貴，出口需求量會減少；還有，國內消費會上升，出口產品的占比會下降。不僅中國的出口在世界出口中的占比會下降，出口在國內GDP中的占比也會下降，其實過去一直在下降，除了疫情后的這一年半時間。歷史上最高峰時期，我國出口占GDP的比重是35%，現在是17%，今年可能又提高了一點，但是總體的趨勢應該還是下降。

　　要提振消費，建議對低收入群體進行現金補貼

　　可利用數字人民幣實現精準發放

　　新京報貝殼財經：疫情發生以來，消費的恢復一直不及預期。除了冬奧會引發防疫力度加強之外，消費復蘇緩慢的原因還有什么？提振消費應從哪里入手？

　　姚洋：消費疲軟還有一個原因是就業質量還沒有恢復。即使是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復蘇比較好的時候，居民收入的增長也沒有趕上GDP增長的速度。因此，消費的疲軟也有收入增長緩慢的原因。即使明年經濟好轉，恐怕消費仍然是“拖后腿”的部分，特別是上半年。

　　要提振消費，建議政府對低收入群體進行現金補貼。去年開始，有些城市發放了消費券，消費券實際上是一種打折券，還是以供給為主導的，就是通過刺激供給來促進消費。打折券是和一定的商品掛鉤的，如果一個家庭不需要這種商品，這個打折券就沒意義了。

　　現在看來，政府促進消費的思路還是以促進供給來增加就業，然后刺激需求。國內經濟是個閉環，在短期內，國內的生產量要等于國內的需求量。國內的需求包括消費和投資，投資取決于生產未來的前景，如果生產者對未來生產的期望比較低，那么投資不可能提升。

　　但消費不一樣，消費可以立即地刺激。相較而言，消費更多與當前的收入、當前的需求相關。我們看到，很明顯現在國內需求不足，企業的開工率不到80%，國內需求遠遠小于國內的供給能力。投資又不能很快拉動起來，就得從消費入手?，F在我們有數字貨幣，可以給低收入人群發數字貨幣，不用就作廢了，而且也不能轉讓，所以必須去消費。

　　假設低收入人群有6億人，每人發1000元，總共是六千億元。六千億是個大數，但是每年政府發行國債的金額達到七八萬億元，六千億相較于此就是個小數。地方政府每年投資的金額也有兩三萬億。投資雖然能拉動國內的需求，但是浪費也極大，還不如直接把錢給老百姓，讓老百姓增加消費，這是拉動國內需求非常直接的一個辦法。

　　新京報貝殼財經：給低收入人群補貼的錢是從地方政府的財政里面出，還是說中央政府有一定的轉移支付？

　　姚洋：發債，從中央國債和地方國債里拿出一部分來發。去年的消費券是各個城市自己發，地方財力有限，要拿出真金白銀來去刺激消費，所以做不大，只能靠發債。

　　中國的儲蓄很多，有一些高收入的人還找不到好的投資渠道，國債比較穩定，利率也不低，有很多人想買，這剛好是一種空間和時間上的收入轉移。

　　新京報貝殼財經：這樣需要擔心宏觀杠桿率提升嗎？

　　姚洋：不用，只是把一些本來要放到投資里的錢，放到消費那一邊。政府不用多花錢，借債也不用增加，只不過是從原來的資金里切出一部分來直接發給老百姓。

　　新京報貝殼財經：補貼低收入人群是不是還是一個相對短期的措施？長期的措施有哪些？

　　姚洋：短期它是有用的，長期也有用。長期來說，消費還是取決于收入，收入又取決于就業?，F在的政策是想直接去補貼這些生產單位，讓他們增加就業，這是不太可能的。一個企業的東西賣不出去，給他再多的補貼，讓他去招工人，他也不會去招，招了工人對他來說是個負擔，給的補貼又不能把工人的成本補足，企業自己還得掏錢。還有些政策是想通過降低利率給企業放貸，讓企業去生產，但是生產的東西賣不出去，還要背上債務，企業不會干的。所以，政府的政策要認清什么是“執牛耳者”，現在的“執牛耳者”就是國內消費，不能再用老辦法，通過補貼生產來刺激需求。

　　這大概是一個長期的問題。我們總是特別重視生產，特別輕視消費。一說到要促進內需就一定是增加投資，一說直接補貼消費者，可能就會說是在“養懶人”。在這種情況下，從中央到地方要改變思路，不要一聽到給老百姓發現錢，幫助老百姓提高消費，就是“養懶人”，就是浪費錢，這個觀念一定得改。

　　新京報貝殼財經：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國提出共同富裕，是不是也有你說的這方面考慮，提高大家的普遍收入水平，其實也有一種對消費的促進作用。

　　姚洋：共同富裕是長期的，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力，對已經參加工作的人要提供培訓，對沒有參加工作的人要提供教育，這些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看到效果。

　　我覺得反過來看，現在的一些短期動作，比如給老百姓發現金，本身就是共同富裕的一部分。因為低收入者在疫情中受到的損害是最大的，發點錢補貼他們的收入，就是共同富裕。通過刺激消費，又刺激了就業，又可以帶來收入增長，這些其實都是較低收入者受益更大。

　　在任何國家，宏觀經濟波動對低收入者的影響都要遠遠高于對高收入者的影響，疫情更是如此。我們的政策發力一定要精準，要到位，對準那些受影響最大的人。

　　新京報貝殼財經：你剛剛提到的操作方式是發放數字人民幣，技術可以幫助實現政策的精準度。

　　姚洋：對，現在中國的AI、電子化走在世界前列，數字人民幣是一種電子符號，還可以打各種標簽?，F在基本上每個人都有手機，沒有手機的親戚也有，所以可以直接把錢打到他手機上，還可以規定時限，三個月內必須花掉，花不掉就作廢了。數字貨幣有這個好處，非常精準，非常方便。

　　經濟政策對于經濟規律要有敬畏之心

　　政策要發展出租房，不能以每家每戶有自有住房為目標

　　新京報貝殼財經：通常促進經濟增長一個最常見的手段就是刺激房地產。我們是否需要擔心明年為了刺激經濟又來一輪房地產的刺激，然后又導致新一輪的泡沫？

　　姚洋：我覺得，政府對房地產業的認識一直在左右搖擺。一方面，地方政府非常明白，在關鍵時刻房地產對于地方經濟來說至關重要，沒有一個地方政府愿意本地的房價下跌，因為房地產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而且房地產價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地方經濟的晴雨表，房價一下跌別人可能就會覺得這個地方經濟不行。另一方面，中央層面又不能讓房價漲得太快，普通老百姓會承受不起。

　　關于房地產，首先要轉變一個基本觀念，政府不能承諾每家每戶都有自有住房。想要讓每家每戶都有自有住房是做不到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做到，很多國家都試過，包括美國，都失敗了。政府壓抑房價，最后發現只能壓在半截。包括我們的保障性住房、經濟適用房，最后不是低收入者買的，仍然是中等收入階層買了。所以我們的政策不應該以每家每戶都擁有自有住房為目標。其實這個觀點我們早在20年前就提出過。

　　最好的模式應該是新加坡的模式。一方面放開商業性住宅，同時管住政府提供的住宅，要有“mean test”，就是規定收入低到多少才能獲得政府提供的住房；另一方面，大規模新建出租房。除了中間的一兩年時間，我國一直沒有鼓勵建出租房的政策。我們一邊說房價太高，另一邊地方政府又拼命建商品住房，一看房價又要高了，要控，這一控就嚴控，到最后房地產企業干脆不干了，讓土地流拍。

　　對房地產這個行業，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治大國如烹小鮮，房地產業最應該作為“小鮮”來烹，不要大開大合，政策一來就一刀切下去，把水龍頭都給擰死了，就斷流了，那經濟就沒辦法運行了。

　　經濟政策對于經濟規律要有敬畏之心。如果給政府提個醒，明年房地產業要緩慢地開放，不要一開就全開了，不要像上一輪一樣，地方政府開始鼓勵居民買房，沒有首付就給過橋貸款，讓居民的杠桿率變成無限大。企業其實最擔心的不是沒有政策支持，而是擔心政策變化太大太快，企業無所適從。政府出臺政策一定要三思而后行，穩最重要。

　　新京報貝殼財經：我比較關心你提出的“政府不能承諾每家每戶都有自有住宅”這一點，低收入人群買不起住宅，所以他們的選擇是去租廉租房，對嗎？所以我們應該鼓勵地方政府多建廉租房。但是現在地方政府之所以沒有這么做，很大一個原因是房地產在地方經濟和地方收入中的巨大作用。那么如何去激勵地方政府多建廉租房？

　　姚洋：是，在現在地價這么貴的情況下，再去建廉租房，對地方政府來說成本太高了。但是我覺得還是有辦法的，比如，開發商開發一塊土地，政府可以明確告訴他，有一部分是用來建商品房，有一部分就是用于出租房，然后開發商自己決定這塊地要不要。

　　新京報貝殼財經：只是規定土地的用途必須有一部分是出租，地價是保持不變的嗎？

　　姚洋：地價讓市場來決定，現在土地也都是拍賣。以后還是拍賣，但政府明確地告訴開發商，必須拿出多少土地來建出租房，也不一定是廉租房。市場會去平衡價格的，不要去做計劃。有些地方地段比較好，開發商就可以做成高檔公寓出租，年輕人愿意租。收入沒那么高的地方，開發商就會去建相對便宜的出租房。要相信市場會做調節，而且市場的調節比政府的計劃要好，政府只需要定下一個規則。

　　具體出租房的比例要看各地的情景，如果是無房戶比較多的地方，可以規定拿出一半的土地來建出租房，另一半賣商品房，商品房價格多高不用管。

　　現在的政策，最后的結果其實是保護了富人，不利于窮人?，F在讓房價停在那里，也只有富人能買，普通家庭購房會很吃力，最后還是較高收入的人得利。還不如讓商品房的房價自然上漲，剛好就補貼了那些出租的房子。

　　要警惕新一輪投資熱潮可能導致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提高

　　新京報貝殼財經：今年整體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也是在不斷回落，明年基建投資會有什么樣的變化？

　　姚洋：我們看到，去年和今年基建投資給的額度都非常大，但事實上地方政府投資基建的熱情在下降，去年到年底的時候，很多地方政府沒有把額度用完。

　　中央層面需要看到，地方政府為什么現在沒有投資熱情。因為一方面要求地方政府去負債、去投資，另一方面又要地方政府嚴控債務，二者顯然是矛盾的，地方政府怎么辦？以前投資機會多，現在投資機會也少了，對債務的追責力度又上去了，地方政府投資的積極性就下降了。投資最終要提高消費，鏈條非常長，我們可以直接刺激消費。

　　新京報貝殼財經：傳統的基建以“鐵工機”為代表，主要是交通領域的基礎設施。我們現在也經常在提城市圈建設，如果城市圈內交通更加暢通，相鄰的城市之間建起高鐵或者高速公路，是否可能促進整個城市圈的消費？能否通過中心城市帶動周邊城市的消費？

　　姚洋：這個效果剛好是相反的。諾獎得主Paul Krugman主要的貢獻之一在于經濟地理學，他的一個重要理論是，當兩個城市之間的交通更發達，經濟活動會更向中心城區集中。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了，比如成渝城市圈，過去十年成都和重慶越來越大，人口、GDP都在增加，因為有虹吸效應，但是這兩個城市之間的那些中小城市就受到抑制。高鐵、高速路修得越多，經濟活動越集中到大城市，因為大城市有規模經濟。所以不能靠搞經濟圈全面刺激消費，這要看中心城市的消費增長和三四線城市的消費下降相比較，哪個更大。

　　新京報貝殼財經：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于財政政策是比較強調的，提出要保證財政支出的強度，加快支出的進度。你認為明年的財政政策在數量和結構方面會發生什么變化？赤字率會在什么樣的水平？

　　姚洋：赤字率可能會稍微提高一點，或者跟今年持平。政府發的債已經足夠多了，問題的關鍵還是在于地方政府不愿意投資。

　　我擔心，如果按照目前的思路，明年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又會提高。去年開始地方政府的城投債已經大規模增加。地方政府沒有資金，再要去投資怎么辦？那就只好再到市場上去借債。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好辦法。

　　投資和消費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是，投資可能是個無底洞，資金不夠，國債不能借了，就到市場上去借商業性債務，商業性債務又很貴，利率在7%、9%，甚至超過10%，這不是飲鴆止渴嗎？根本還不上。現在40%多的城投債在發債的時候就明確說是借新還舊，這是個金融奇觀。投資者按理說就不應該去買這種債券，借新債還舊債明擺著是還不上的，為什么大家還愿意去買？因為這個債券有政府的背書，頂多最后讓中央政府兜底，像以前一樣再來一輪債務置換，反正不能讓它變成壞賬。這樣是不行的。

　　新京報貝殼財經：所以，一方面要加快投資，另一方面又要地方政府遏制新增的隱性債務，這兩方是不能兼顧平衡的？

　　姚洋：絕對不可能。真要解決這個問題，中央政府要地方政府投資，就給他投資需要的錢，讓地方政府借顯性的債務，就是地方性國債的額度提高一些，地方政府要多少，就提方案，讓全國人大批。批完之后，因為這是顯性債務，永遠是地方政府的責任，必須拿未來的稅收來還。

　　在市場上借債，地方政府就會變得非常機會主義。顯性債務不一樣，地方政府借了之后永遠是這個城市的債務，逃不掉，必須拿稅收還。如果真要想解決這個問題，要讓地方政府投資，就要承認這些債務，借顯性債務。

　　新京報貝殼財經：重投資是否與考核機制有關？

　　姚洋：過去不審債務，但現在不行了，現在債務指標是考察地方干部的一項重要指標。這也是為什么現在地方政府投資的積極性下降，因為債務太大會影響地方干部的升遷。

　　中國仍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值得投資的地方

　　明年年中可以期待我國的防疫政策放松

　　新京報貝殼財經：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你認為明年我國的貨幣政策是會收緊還是進一步寬松？

　　姚洋：不一定是寬松，但是會適度。有一個問題是美聯儲在加快taper，加快收緊的步伐，造成了美元的升值，資金回流美國，人民幣相對就會貶值。中國的貨幣政策會考慮這個因素，還是會和美國的宏觀政策之間有一些協調，所以中國的貨幣政策不太可能超級寬松。

　　另一方面，所謂的貨幣政策要精準，要支持小微企業，其中有一定問題。我們已經說了很多年了，為什么這還是一個問題，是有原因的，銀行給小微企業貸款就是不劃算。這也是過去重生產、輕消費的思路在起作用，要幫小微企業，就給他們提供貸款。小微企業的產品賣不出去，經營得極其困難的時候，政府說給你貸款，讓你渡過難關，那企業一想，沒有顧客，還要借貸，最后還得還錢，他寧愿關張了。與其這樣，不如讓老百姓去消費，消費刺激起來了，小微企業自然就活了。

　　新京報貝殼財經：疫情發生后，部分國家從產業鏈安全性的角度提出制造業回流，把國外的企業撤回到國內，在這樣的產業鏈調整過程中，我國如何去應對？

　　姚洋：這是個迷思，實際上并沒有發生全球產業鏈的調整。疫情剛發生的時候，有些國家提出產業鏈安全的問題，核心還是擔心醫療物資太集中在中國，所以提出應該把一些醫療物資企業撤回到本國來，但最后事實上這也沒有發生。中國沒有限制這些產品的出口，疫情最緊張的那一段時間過去，情況就緩解了，那些國家發現買中國的醫療物資也沒關系，所以現在沒有國家提了。日本是真的出臺了一些政策讓企業回到國內，但是那些在中國經營的日本企業也沒有把中國的生產基地撤掉，而是拿著本國的補貼，回到日本再辦一個小工廠。

　　其實很簡單，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值得投資的地方，今年中國是最大的外資吸收國。我最近見了一位美國朋友，他從南方一路走上來，和很多美國企業、歐洲企業進行交流，他說沒有一家企業說要離開中國。沒有人愿意放棄中國這么大一個市場，而且這個市場還在膨脹。所謂的世界產業鏈、價值鏈重組，是一個迷思，即使有一些調整也只會對中國有利的，而不是不利的。

　　新京報貝殼財經：我國堅持“動態清零”防疫政策對經濟發展有何影響？

　　姚洋：為了確保冬奧會開好，不要有感染，目前這樣的防疫措施還是必要的。但有些地方做得好，比較精準，有些地方比較混亂。一旦冬奧會開完，明年天氣暖和之后，開放的可能性會提高。中國疫苗接種率已經達到80%以上，口服藥也有望出來了，到了明年年中的時候，我們的防疫措施就可能會松動一些，甚至對于國際旅行的限制也會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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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