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2019：“上海不出BAT”可以休矣

　　2008年1月27日，在上海市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上，時任市委書記的俞正聲提出了“上海為什么沒出馬云”的問題。他說，有一天我見了阿里巴巴的馬云，他跟我說阿里巴巴一開始是在上海，后來回到了杭州，我為失去這樣一個由小企業發展而成的巨型企業感到相當遺憾。

　　2009年，在上海念了本科和碩士的中金公司分析師金宇用英文寫了一篇互聯網行業研究報告——《從戰國風云到三國演義》。他看到了網絡效應使互聯網行業出現了強者恒強的趨勢，提出了BAT的投資策略，即對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進行投資。在向海內外客戶路演時，他還風趣地把BAT稱為“蝙蝠俠”，因為BAT在英文中有一個意思，就是蝙蝠。

　　2011年，互聯網實驗室在北京發布《互聯網研究調查報告》，指出互聯網產業已出現寡頭壟斷現象，騰訊、百度和阿里巴巴三家公司在其各自領域位居中國互聯網壟斷企業前三名。自此，BAT三巨頭之說流行開來。

　　隨著BAT成為中國互聯網贏家通吃的代名詞，對上海這座中國最大的經濟城市來說，就開始遭遇一個“十年之困”——上海為什么沒有BAT？上海為什么不出馬云？

　　多年前我問過馬云本人這個問題，他說當初離開北京后，之所以沒有在上海停下，而是回了老家杭州創業，有兩個原因：一是上海的辦公成本高，他到淮海路一看，很多外國名牌店，租金都很貴；二是招人難，上海的家長更希望孩子去穩定的外企、國企，不可能交給他這樣一個普通師范學校畢業的創業者。

　　過去這10年，幾乎每隔一段，網上就有一些關于上海互聯網的討論。總體就是說，在互聯網這樣的創新領域，上海沒有王者之氣。有人甚至說，但凡上海的互聯網公司和別人打到最后，基本都是放棄和變現，比如易迅、盛大文學之于騰訊，世紀佳緣之于百合網，PPTV之于蘇寧，1號店之于平安，安居客之于58同城，大眾點評、摩拜單車之于美團，餓了么之于阿里。

　　這些認知都是有依據的。但互聯網行業的本質在于變化，而變化常常被忽略。

　　荷蘭歷史學家戈耶爾說：“歷史是一出沒有結局的戲。每個結局都是這出戲的新情節的開始。”

　　變化已經發生。

　　在2009年提出BAT一說的金宇不久前發文說，“10年過去，投資超級領袖長線邏輯仍然成立”，“但相比之下，這個行業令我開心，也讓我敬畏的更多是我沒有預測到的事兒，微信，微博，頭條，美團，拼多多，網易的邊緣化生存，愛奇藝在焦土格局中的成長……。”

　　2018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在102家互聯網上市企業中，注冊地在上海的占比18.6%；在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77家獨角獸中，上海占比23.4%。無論是上市公司數量還是獨角獸數量，上海都僅次于北京，遠遠領先于其他城市。

　　今年8月，工業信息化部發布“中國互聯網公司百強榜單”，上海有19家公司上榜，也僅次于北京。

　　在很多細分市場，上海的互聯網公司已經位居行業前列，而且特色鮮明，如拼多多，攜程，閱文，B站，喜馬拉雅FM，東方財富網，平安好醫生，小紅書，上海鋼聯，網宿科技，等等。

　　在我寫這篇文章時，查了一下實時數據，拼多多的市值已超越百度，在中國已上市互聯網公司中僅次于阿里巴巴、騰訊、美團和京東。而它從創立，剛剛4年。4年逼近400億美元市值，且業務還在強勁上升期，這在世界互聯網歷史上也不多見。

　　上海的互聯網發展，正在形成叢林，形成生態，加速生長。

　　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也許是上海互聯網大發力、上臺階的新紀元。

　　從今天起，“上海不出BAT”之說可以休矣！

　　上海并不缺乏商業傳統和對新生事物的敏感。在互聯網商業的起步期，上海原本也是走在最前沿的。

　　回到20年前。

　　1999年8月18日，在上海，一家叫易趣網的網站上線了。它是中國第一家C2C電商平臺。

　　易趣網由兩個哈佛商學院MBA畢業的上海青年在一處兩房一廳里創辦。男生叫邵亦波，曾是中國以全額獎學金就讀哈佛本科的第一人，讀MBA前在美國的波士頓咨詢公司當顧問。女生叫譚海音，讀MBA前在麥肯錫上海工作，畢業時手握美林證券投行部的offer。

　　創業方向是邵亦波發現的。1998年暑假，新加坡政府委托哈佛商學院做一個互聯網方向的課題，希望把美國的互聯網運營模式復制到新加坡。邵亦波參與了，他在這個過程中注意到了一個叫eBay的二手產品拍賣網站。聯想到國內的“倒爺”，邵亦波來了靈感，“這個模式最適合中國”。MBA畢業后，他聯絡了同學譚海音，從IDG找來40萬美元風險資本，在上海創業。

　　易趣網上線當天只有20多個注冊，4個還是邵亦波和譚海音的小號，賣的東西則是幾個員工捐出的電吹風、小音箱。當時所謂網上購物，其實是在網上找到賣貨的人，雙方談好在哪里見面，然后到現場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中國商業史上的一個新時代就此開始。

　　2002年3月，eBay以3000萬美元入股易趣，占股1/3。到2003年，易趣占國內C2C電商市場的80%以上。

　　如果這樣的趨勢延續至今，中國電商史就會從1999年的易趣而不是1999年的阿里巴巴寫起。事實上，阿里巴巴一開始做的是批發貿易的B2B網站，直到2003年才通過淘寶進入C2C市場。劉強東則是2003年“非典”時，因為擔心員工感染，把線下的12家商店關閉，才開始嘗試線上銷售。

　　2003年，eBay徹底收購易趣，并將服務器遷至美國，以實現全球平臺對接和帳戶系統的統一。邵亦波由于家庭原因離開上海遠赴美國，譚海音也悄無聲息去了德國相夫育子。失去了創業者的易趣，被淘寶迅速趕上。中國互聯網的一段歷史由此改寫。

　　如果當一下“事后諸葛亮”，易趣失敗的一大原因，是在接地氣方面遠不如淘寶。比如2001年7月，邵亦波宣布易趣網對賣家登錄物品收取登錄費，這是為了減緩燒錢速度過快，是學習eBay的做法，但在中國很不適用，所收費用也解決不了資金窟窿。相比之下，淘寶對虧損的承受力要強很多，為的是“客戶第一”。

　　易趣失敗的第二個原因，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eBay主導后，漸漸喪失了創業精神和靈活反應能力。

　　但要說上海這塊土壤缺乏企業家精神，也是不公允的。且不說邵亦波和譚海音都是放棄了穩定的高薪職位去創業，看看同樣是1999年成立的攜程，“創業四君子”，梁建章和范敏仍在攜程努力，沈南鵬創立了紅杉中國，其勤力在行業有口皆碑，季琦離開攜程后又創辦了如家和漢庭（華住）。他們至今都沒有離開一線，而偉大的馬云同學都要退休了。

　　在某個歷史階段，上海確實沒有出現BAT，但只要有企業家精神的土壤，這種局面一定會改變，只不過是時間早幾年晚幾年。

　　當我回望更長的歷史思考上海互聯網的命運時，我有一種感覺，上海是一座很有系統性、很均衡的城市，很少有突兀的“孤膽英雄”，但當各種條件都具備后，上海會出現遍地英雄。

　　歷史地看，上海是一座由商而興、因商而立的城市，十里洋場，冒險家的樂園，是這座城市的代名詞。貿易與商業，開放與創新，是這座城市的基本基因。早在明清，上海已是“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1843年開埠之后更憑著通江達海的優勢，迅速超越廣州，成為中國第一貿易重鎮。

　　當時上海的優勢，是一種系統性的優勢。

　　一是人口和勞動力優勢。由于太平天國和小刀會起義橫掃江南，而上海相對安全，周邊人口紛紛遷入，為紡織廠、面粉廠等提供了大量勞動力。1930年上海人口突破300萬，其中80%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移民。

　　二是開放與創新優勢。1876年上海租界已有各類外國洋行200多家，新式商業隨之而起。以南京路為例，之前是“溪間縱橫”之地，1850年英商在附近置地80畝建花園，英商跑馬總會繞著花園建了一條跑馬道，外灘到跑馬道之間的小路叫花園弄，1865年工部局將花園弄拓寬至40英尺（約12.2米），這就是南京路。南京路筑成之初，商鋪就接二連三，“高屋連云，軒窗闊辟，店號光明照耀，貨物充溢”。其中外國商店十分注重外觀，注意利用沿街玻璃櫥窗展示商品，以達“路人過目不忘之效”。他們把商品擺放在玻璃柜里讓消費者挑選，而不是像傳統中國商鋪一樣把商品藏在木柜內。外國的百貨店、西藥店、洋行經常大減價，薄利多銷，并利用報紙大量投放廣告，擴大影響。至1918年，南京路的商業門類達數十種，店鋪總數300余家，貨搜全球，也集中了國貨精華。

　　由于西風東漸，上海出現了很多時髦的新生活方式。香水、香粉、香蜜取代了傳統的宮黛脂粉，西方女性的文胸取代了肚兜、小馬甲。電話、唱機、照相機、電風扇、汽車、收音機等舶來品更是風行。受外國僑民熱愛運動、崇尚健康之風的影響，上海女性最早告別了蓄發、束胸、敷粉，其身體的解放，又直接帶動了女子體育用品、旅游、護發、玻璃絲襪、吊裙式內衣、健康食品等消費市場的發展。

　　三是企業家優勢。因為商業薈萃，近代擁資善賈的商人不斷向上海集中。通曉外語善于同外商交往的粵商，善于經營的徽商，執掌錢業精于匯劃的紹興寧波商人，均以上海為舞臺，演出了一幕幕商業活劇。例如，老上海的四大百貨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都是粵商開辦的。

　　四是亦工亦商的優勢。上海開埠后很快成為中國最大的多功能中心城市，既是最大的工業城市，擁有中國最多的工廠，也是一個商業性消費城市，擁有中國最多的摩登女郎。工業與商業之間，形成了相互促進的正循環。

　　五是基礎條件完整的優勢。不僅包括城市建設、交運等硬件，也包括法律等軟件。1865年12月，外僑在南京路點亮煤氣燈，上海從此開始告別煤油燈。1882年，上海發電廠開始供電，夜幕下的弧光燈明亮晃眼，市民稱之為“賽明月”。1883年，楊樹浦水廠正式建成，近代中國城市開始有了供水。時人評價，“上海之繁榮，所以冠全國，其公用事業之發達，當不失為第一大因素。”

　　上海的商業發展史啟發人們，上海的優勢是一種綜合性的、結構性的優勢，全面完整，基礎深厚。但由此也會帶來一種固化的習慣，就是在自己的地位建立后，對于看不清的新東西，不會獨辟蹊徑地大力支持。改革開放后，上海在很多方面都沒有跑在最前面，固然有政策上未受先行一步之利的原因，也有自我設限、束手束腳的因素。

　　然而，上海也有一個強項，就是一旦想明白了，認準了，就會千方百計做好，做出成績。最近幾年間，上海在科技創新特別是互聯網經濟、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方面令人耳目一新，正是因為，上海發生了一些系統性的變化。

　　2017年，上海公布了《上海市新興行業分類指導目錄》。當時上海多個部門一起商量，哪些行業是有代表性、趨勢性和創新性的，將其納入目錄中。其中的一個認識是，上海不僅要建設高樓大廈、機場港口等物理意義的空間中心，也要大力建設信息流、資金流驅動的網絡空間的中心，必須建設新的高地。為此，上海采取了放寬準入門檻、精準扶持新經濟企業的諸多措施，同時主動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確保企業健康成長。

　　目前，上海的“四新”新經濟，即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所創造的經濟增加值，已占全市GDP的近1/3，而隨著科創板正式開板，上海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開閘”，上海互聯網公司的創新熱情被進一步地激發。

　　我曾和餓了么的創始人張旭豪交流過。他說，像餓了么這樣的公司，不可能不出任何食品衛生問題，要管理那么多“小哥”也很不容易，所以經常會有投訴。中央電視臺也曝光過。如果是以前，有的政府部門怕事，可能就不讓搞了，或者讓你大大壓縮。但現在，政府部門處理之后，會問“我們能幫你做些什么”。

　　與此同時，中國新經濟也在發生深刻變化，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風起云涌，對技術的要求越來越高。這方面的很多人才都來自國外，而他們在中國首選的創業城市往往是上海。

　　比如，毛文超在斯坦福大學讀完MBA后，看到了跨境電子商務的機會，2013年在上海創辦了小紅書，從內容分享社區的角度切入。

　　又如拼多多的黃崢，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讀了計算機碩士，加入美國谷歌，后來回國創業。拼多多的成功，從技術角度看，是把分布式人工智能與電子商務相結合，通過算法和大數據了解并滿足消費者需求。

　　有數據顯示，上海已經擁有人工智能核心企業1000余家，泛人工智能企業超過3000家，人工智能已經上升為上海的優先發展戰略。

　　上海新經濟的發展，與上海的整體基礎息息相關。上海以不到全國千分之一的土地面積，貢獻了全國近1/10的稅收總收入；上海所有制結構正在轉向國資、民資、外資“三足鼎立”；第三產業占比達到70%，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位列第五，口岸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占全國的27.9%，國際集裝箱吞吐量連續9年居世界第一，貨郵和航空旅客吞吐量分別位居世界第三、第四，軌道總里程突破700公里，居世界城市首位。上海還助力中國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中的排名從78位提升到46位。

　　我的同學在一家快遞公司擔任高管，他告訴我，“三通一達”（圓通、中通、申通、韻達）、德邦物流等上市公司的總部都在上海青浦，原因就是上海和周邊極為便利的交通優勢和強大的腹地效應。

　　來自上海商務委的資料則顯示，上海的“首店經濟效應”越來越明顯。2018年上海新開業首店589家，其中251家首店為國內首店，有的則是全球首家，如小豬佩奇室內主題樂園。從零售指數、休閑指數、購物中心指數和消費力指數看，上海商業地產的排名穩居全國第一。作為中國消費文化起源地的上海，也是消費者最潮的城市，是最懂消費者需求的城市。

　　上述這些從政策、人才、經商環境、綜合基礎條件等因素的結合，讓決心擁抱新經濟的上海，真正以創新為引擎，并且找到了一片片的新藍海。

　　以上海的產業基礎、商業環境和腹地看，新經濟在上海的大發展只是剛剛拉開序幕。上海正年輕。在互聯網的新賽場上，上海不會再錯過。

　　上海的新經濟進化史對我們的啟示是，創新是沒有止境的棋局，永遠不會被鎖定，也永遠不會終結。新經濟的市場邊界在不斷擴大，勇敢的創新者會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使過去10年看似被BAT固化的結構，也會因為異軍突起而開辟新天，煥發新的活力。

　　大江流日夜，那永不止息的，是年輕的夢想、一拼到底的決心，和創新的力量。

責任編輯：覃肄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