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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獨特的方式讓我們思考，他并不全面，但我們也許更需要“深刻的片面”
一
好幾位朋友讓我評一下崔永元掀開的這場針對明星的扒糞事件。見我一直沒寫，有朋友發來微信，“馮小剛在沉默，娛樂明星在沉默，企業家在沉默，他們沉默是因為同屬一個陣營，你一個自媒體人有什么好沉默的？”
不是回避。熟悉我的讀者都清楚我的風格，一向恪守中道。我和崔永元、劉震云認識，但都不熟悉，對作為個體的他們甚至完全不了解。涉及到個人爭執，只看冰山一角就東評西論，我擔心南轅北轍。
去年和崔永元、樊登、袁岳一起參加一個活動，崔永元的機辯讓我嘆服。他有一種強大的角色預定能力，你和他在一起總感到自己還不夠真實，還有點“裝”。他會撕破你，似乎只有他才代表真實的力量。這種真實，是讓廣大人民群眾感到和他們站在一起、離的更近的那種真實，中間還夾雜著一種“被不公”的境遇感。
關于劉震云，我讀過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從《一地雞毛》這部電視劇開始喜歡他和陳道明的。劉震云的作品有著巨大的真實的力量，在尋常人命運的悲歡里——這些故事往往帶著奇幻感，在他盡可能的超然筆法所營造出的戲謔氛圍里，我感到他在盡一個作家的責任，就是為他所熟悉的民族的命運而抒寫。即使回復崔永元咄咄逼人的微信時，他的文字中仍然有這種調性。
二
然而，事情發展到今天，顯然已不是崔永元和劉震云的個人恩怨問題，而變成了對一種現象的認識。這就是作為成功象征的范冰冰、馮小剛、王中軍，他們的作為與財富是否經得起推敲的問題。
對范冰冰們來說，如果你的很多收入未盡納稅之責，比如一些商業報酬以不開發票的方式支付；或者雖然完稅，但通過稅務籌劃，納稅率長期低于普通工薪族，公眾會如何理解？
對馮小剛們來說，如果你的一個注冊資金不過10萬元的公司僅靠一紙三年利潤承諾就能按10多億估值賣給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股價跌跌不休，投資者如何理解？你可以說這就是無形資產的價值，是國際通則，那好，人們接著問，你是賺錢有方，那你美國豪宅的購置資金是怎樣出境的？
對王中軍們來說，你可以公告自己在上市公司大部分股權的質押和“跑路”無關，而是為投資其他創新企業，但人們也會說，近年來上市公司主營業務乏善可陳，是不是正蛻變成施展財技的資本平臺？
一辯不如一默。不默，會扯出更多，翻出更多，扒出更多。所以沉默成為防御公眾進一步深挖、引發監管部門調查的最佳工具。就如同被開水燙到，忍一下就過去了，要是自己嚷嚷起來，驚動更多人在更多方面“關心”，怎么得了！
范冰冰、馮小剛、王中軍真的違法違規嗎？從道理上說，不能搞有罪推定，即使有關部門去查，也不一定能證明他們真有什么問題。那么，網上輿論為何一邊倒地假定他們有問題？歸根結底，是廣大群眾對社會上的大贏家，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質疑和不滿。一個“贊美贏家”的時代，正在涌入越來越多“贏家的詛咒”。一旦大贏家們露出一絲破綻，就會被人們鉆入，然后層層突破，直到你一絲不掛。
崔永元的抽屜就是這樣的縫隙和破綻。在他拋出“陰陽合同”的一剎那，他注定會成為這個時代的“正義符號”。因為社會情緒普遍相信，大贏家們的另一張臉是陰的，見不了光的。也許崔永元實際上只是在為個人聲譽而抵抗，但他迅速被化身成一家正義銀行，人們爭著往里面寄存證據。這些證據說明，大贏家們有哪些觸犯現行法律規制的硬傷。崔永元想不要都不行，想卸掉這個“被正義”的角色也不行。
大眾選擇了崔永元代表他們去呼吁，去拉開塵封已久的抽屜。這種指向既是全球性的，即反對“資本霸權”所導致的社會分化，反對財富資本化、虛擬化、高杠桿所造就的豪富現象，反對富豪們睜眼閉眼就家財萬貫、動不動又一擲千金；同時又有中國特色，比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比如各地的稅收洼地都極大地傾向于給資本力量以優惠。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可以預言，崔永元們盡管在財勢上被日益邊緣化，但在公眾聚焦的社會舞臺上一定會一次次滿血復活。他們可能偏執，說話不好聽，完全不符合贏家們習慣的正經或假正經，但要是沒了這種偏執，沒有人跳出來呼喊，大贏家們將永遠太平，彼此心照不宣，對社會則吆五喝六，繼續尊享財富游戲，社會則越來越“馬太效應化”。
英特爾公司傳奇領導人格魯夫寫過《唯偏執狂才能生存》，崔永元讓我想到，唯偏執狂才能讓贏家們不能再如此生存。
三
最后要討論的是：崔永元們的呼吁，能讓商業世界從根本上轉向嗎？比如把演員分成三六九等，每一等都規定死片酬；比如證監會對明星、導演等人力資源的資本化進行更嚴格限定和規范；比如所有影視公司的并購，對商譽增值幅度進行限制。
我覺得很難，因為這違反市場運行的規律。盡管能讓公眾一時滿意，實踐中卻難以通行，還是會有各種變通。
不過，崔永元的呼吁，一定能在某種程度上起到節制資本、節制明星權力的作用。這是肯定的。合同的規范、稅收洼地的平整、合規意識的提高、資本市場對明星資本的警惕，都會變成后續效應。
一邊是社會對公平吁求的加強和對資本力量的質疑，一邊是要弘揚企業家精神和改善營商環境，這對政府來說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時刻。從歷史經驗來看，崔永元事件不可能變成一場針對明星和富人的運動，但政府可能會通過個案的精準打擊，以儆效尤，也可能會有結構性的政策調整。
我去過很多次美國和歐洲。我覺得美國更多地體現了個人自由，歐洲更多體現了社會平等。比如歐洲不少國家在處理勞資關系時傾向于勞方，工廠要裁員十分困難，甚至要先裁掉有能力的員工，而保留弱勢員工；法國、德國對于房屋租賃有嚴格要求，房主不能隨意漲價，租房者把一個商業物業經營好再轉手出去，原來的業主不能分享升值部分的收益，因為升值是靠具體經營者的能力所形成的品牌、口碑等等價值，和初始所有者的資產無關；歐洲對司機的開車時間有嚴格規定，絕不會出現延時工作現象。等等。
這里不討論歐洲模式的利弊。我想說的是，如果美國是個人本位，歐洲是社會本位，中國的特征可能是國家本位。國家的態度非常重要。我覺得中國的市場經濟，在比較長時間是更多偏向美國的，甚至比美國更美國，強調效率，優待資本，親商護商。但時代的鐘擺也許正向歐洲的一邊搖擺。崔永元事件中，贏家們之所以異乎尋常地集體沉默，有一個原因是，如果徹查，誰都拿不出一張比普通工薪族的納稅記錄更像樣的稅單。他們的財富數字和稅單數字完全不對稱。你可以說這是稅收籌劃的結果，問題是，你敢拿出來秀一下是怎么籌劃的嗎？這種籌劃對于月薪3500元之上就開始老老實實繳納個稅的大眾公平嗎？
我是強烈主張中國應該在稅基上盡可能統一、盡可能減少形形色色的優惠的，老少邊窮等落后地區的幫扶可以透過有效的財政轉移。雖然財政轉移也容易滋生問題，開展績效評估也需要成本，但比起稅基的碎片化和跑冒滴漏——尤其這種漏洞是由具有充分納稅條件的明星富豪完成的——稅基的統一顯然更為優先。只有稅基統一，公平納稅，中國的富豪明星才能在老百姓心中真正光榮起來。中國有很多大公司以公布自己的納稅額為基本責任，何時富豪和明星們也能坦然如是呢？
中國的市場經濟正在進入新時代。新時代其實是有更多約束條件的時代。高質量發展、綠色發展就是約束條件。崔永元事件讓我們注意到，財富分配的正義和公平納稅的正義，可能將變成市場經濟的新約束條件。當然，這種約束應該是法治化而不是行政化的，是理性平衡計算的結果，而不是一陣情緒一陣風加上一些不了了之的政策的結果。
社會的大贏家們要注意了，今后贏家的分化可能是常態，有一些是挺直腰桿的贏家，有一些是低調沉潛的贏家，有一些是立不起來、千瘡百孔的贏家。沒有統一的贊美，而要看你真實的修為。
感謝崔永元，雖然我并不認同也不喜歡他對劉震云的批評。感謝他，是因為他用他獨特的方式讓我們認真思考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他并不全面，但今天我們也許更需要那些“深刻的片面”。如果劉震云是因為這樣的理解，在自己被擊打時選擇了沉默，我對他的尊敬將更進一層。
事件進展
當事人
市場動態
行業觀察
“稅”評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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