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08① 三聚氰胺10年，奶業洗牌和艱難的信心重建

　　三聚事件是中國奶粉乃至中國乳業發展史上的轉折點，改寫了此后整個中國奶牛養殖模式、牛乳檢測標準，也加速了奶粉配方注冊制的誕生，而這期間供應鏈上游奶農與奶企的矛盾加劇、奶粉行業迅速洗牌。

　　趙曉娟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這場改變了中國奶業格局的轟動事件被掀開了一個角，是2008年5月20日那天。10年前的今天，時年40歲的王遠萍在天涯發了個帖子。他在浙江泰順縣城的一家超市陸續買了15包三鹿奶粉，13歲的女兒每次只要睡前喝了三鹿兒童高鈣配方奶粉，第二天小便就會變得渾濁，甚至拉肚子。

　　三鹿奶粉派來協調的工作人員沒能在泰順縣工商局和王遠萍達成一致，王遠萍把他的疑問寫在了天涯社區。三鹿奶粉想辦法讓王遠萍相信了他買到的是假奶粉，“賠償”了他四箱奶粉，并以一紙協議封了他的口。

　　然而隨后幾個月，和王遠萍一樣投訴三鹿奶粉質量的家長越來越多，并最終讓三鹿轟然倒下。

　　宴賓客，樓塌了

　　“以母愛為最高標準”。在位于石家莊市和平西路與友誼大街交匯處的原三鹿集團總部大院內，這八個原本被漆成紅色的大字連接著生產車間與銷售樓，如今已經斑駁。

　　10年前，這幾個大字象征著三鹿奶粉的品質，而三聚氰胺事件的發生讓這種品質被踐踏在地，連帶著三鹿集團頃刻倒塌，10年后的今天，偌大的三鹿集團總部已經人去樓空，曾經的研發中心、銷售樓、生產車間被酒店、兒童活動中心、行政單位、物流企業等不相干的場所替代，唯有信號塔上被摳去的“三鹿乳品”和架在墻外的生產管道仍然告訴人們，這曾經是全國最大的奶粉企業制造基地。

石家莊市三鹿集團舊址。攝影：趙曉娟

三鹿乳品四個字已經看不清楚。攝影：趙曉娟

　　5月上旬的一天，界面新聞記者在這里見到了三鹿的老員工何師傅（化名），他曾經承擔著門衛和保安的工作職責，親身經歷過三鹿集團“起高樓、宴賓客、樓塌了”，如今的他已經隸屬于收購三鹿資產的三元集團，在三元集團兩年前整體搬遷至石家莊城郊的新廠之后，何師傅無事仍然會在這里徘徊，他指了指已經變成一家連鎖酒店的二樓告訴界面新聞記者，那里曾經是三鹿集團董事長田文華的辦公室，“加班會很晚，后來的事你也知道，可惜了。”

　　何師傅所說的事情是2008年震驚全國的“三聚氰胺事件”。

　　在當時，中國對牛奶的蛋白質含量測定使用的是“凱氏測氮法”，以蛋白氮的數值間接推算蛋白質含量。但是這種方法并不能區別奶制品中有無違規化學物質。三聚氰胺是一種三嗪類含氮雜環有機化合物，含氮量高達66.6%，當它和水一起被添加到牛奶中時，就能騙過“凱氏定氮法”獲得虛假的蛋白質含量。

　　王遠萍發帖的那個5月，三鹿集團接到“因食用三鹿奶粉導致結石嬰兒”的投訴突然增加并開始排查原因；7月三鹿悄然回收已銷售的三鹿奶粉；直到9月11日，三鹿集團發布聲明，確認經自檢發現部分批次三鹿嬰幼兒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6天之后，董事長、總經理田文華被刑事拘留；1年后，北京乳企三元股份并購三鹿并接受該集團資產。

　　這場原奶污染事件，波及面遠不止三鹿一家公司：

　　“三聚氰胺事件”的受害者不僅限于兒童，但對兒童的傷害最大，一共造成了30萬中國兒童受到不同程度的健康損害，長期食用添加了三聚氰胺奶粉的孩子，由于攝入蛋白質不足而導致營養不良，還會造成結石等泌尿系統疾病蒙牛、伊利、雅士利、圣元、施恩等22個廠家69批次產品中檢出三聚氰胺，幾乎所有中國主流的嬰兒奶粉品牌都在列中國乳協協調有關責任企業出資籌集了總額11.1億元的嬰幼兒奶粉事件賠償金

　　頗為諷刺的是，當年6月，三鹿成為中國航天員中心“航天乳飲料及乳粉”的唯一合作伙伴，是全國唯一“航天乳飲料”專業生產企業。

　　事發之前，三鹿商標是中國馳名商標，品牌價值達149.07億元。2007年集團銷售收入突破100億元。作為中國曾經最大的奶粉生產企業，巔峰時在全國擁有30多個工廠和子公司，三鹿就這樣頃刻間倒塌。

　　現在的何師傅已經不在這里工作，但他仍能想起來2008年之前，他負責門衛和安保工作時的場景，“以前每天賣藥、賣飼料的、拉贊助的、賣耗材的各色訪客熙熙攘攘，訪客登記表都得好幾張。現在已經不需要登記了，隨便進。”他還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三鹿產品圖冊向界面新聞記者展示，而這些圖冊在此后十年間已經在消費者心中成為“毒奶粉”的代名詞。

何師傅收藏的三鹿奶粉包裝。攝影：趙曉娟奶牛養殖模式徹底改變

　　回顧“三聚氰胺事件”的前因后果，把毒奶粉向生產鏈鏈向上追溯，奶農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客觀上，“三聚氰胺事件”爆發后從某種程度上也加速了奶牛養殖模式的改變。“2008年那個事件，把整個奶牛養殖向前推了一大步。”石家莊一名乳企收奶員工如今仍不愿直呼三聚氰胺其名，他5月告訴界面新聞，現在收奶時需要養牛企業先行自測和乳品企業再次檢查，自己供職的乳品企業收到的原奶合格率已經達到99%。

　　中國的奶牛規模化養殖程度一直不高，2008年100頭以上的規模養殖比例只有19.5%，散戶在自家后院養牛，游走村莊的奶站收奶員向散戶收奶，再交給乳制品公司作為原料，整個過程缺乏有效完善的質量監控，也給了10年前在三鹿收購原奶過程中添加三聚氰胺的機會。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發后，河北石家莊一家奶制品安全檢測員正在從剛到廠的奶車內提取鮮奶進行各項檢測。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2008年11月，《奶業整頓和振興規劃綱要》發布，支持奶牛主產區加快現有養殖場（小區）標準化改造和新建標準化規模養殖場（小區），計劃在2011年達到100頭以上規模化養殖場（小區）奶牛比重提高到30%左右。這項政策改變了原本在特別小的散戶退出市場，變成集中式的養牛小區模式。

　　從保定東站沿著西北方向的驅車20多公里便可抵達徐水區（原徐水縣）漕河鎮，這里依稀分布著大大小小的養牛小區，當地人稱作牛場。王德水（化名）的牛場便是從養牛小區的歷史開始。2008年之前，他并不養牛，而是奶站管理員，負責從漕河鎮下轄的幾個村莊收奶，而后出售給伊利、三鹿等乳企。

　　2008年之后，奶牛養殖小區興起，有能力的奶站工人或者擁有數十頭的養牛大戶在村頭租一塊土地，蓋起牛棚，讓參與其中的村民集中喂養和管理自己的奶牛，同時收取一定的管理費，統一榨奶后出售給大型乳企，這種養牛小區也被稱為托牛所。

　　2009年，養牛散戶陳維從擁有不到20頭牛的數量開始進入王德水的養牛小區，這個在最高峰有二三十戶、1000頭牛規模的小區每天可以向乳企輸送近10噸的生牛乳，其中包括陳維的500公斤，期間他還借此蓋上了小洋樓。

保定郊區的一個養牛場 攝影：趙曉娟

　　2011-2012年，《關于申報奶牛標準化規模養殖小區建設項目投資計劃的通知》及《奶牛標準化規模養殖小區（場）建設項目2012年中央預算內投資計劃》等對養殖小區全面進行補貼的政策相繼出臺，這引發了相當多有實力的進入者，包括飛鶴、伊利等大型乳企，同時讓一部分養牛小區中的散戶逐步退出。

　　一位保定郊區的牛場主告訴界面新聞，乳品廠自2013年就開始在生牛乳產業鏈上游的生產環節進一步細化，對飼料、飼草等都有具體要求，在藥房、牛舍、奶廳等場所以及運奶車都裝上了攝像頭，以便畜牧機構（畜牧局）和合作伙伴隨時監控，而且牛場會被索要產品質量合格報告單，從生產環節剔除風險因素。作為還未完全從養牛小區轉換成牧場主的王德水為了提高管理水平，要求散戶必須使用成本更高的苜蓿草、燕麥草等飼料，在如此“高壓”下，陳維雖然從2013年已經不怎么賺錢了，但只會養牛的他一直堅持到了2015年，在“月月賠錢”的行情下把牛悉數賣給王德水。

位于河北徐水縣漕河鎮空蕩蕩的牛棚，王德水已經不養奶牛。攝影：趙曉娟

　　而在王德水的牛場界面新聞記者并沒有看到泌乳牛，周邊村民稱，王德水已經在去年賣掉了奶牛，“原奶價格太低，賠不起了”，王德水已經放棄了這個牛場的生意，讓記者“自己進牛場隨便看”。

　　國內原奶不敵進口大包粉

　　其實日日低頭養牛的陳維并沒有弄清楚，為什么好好的牛奶，收奶員卻不太好好要了。但王德水聽說了，大企業自行建立了萬頭牧場有了更多奶源，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下游企業有了成本便宜的奶源——來自新西蘭等乳業大國生產的牛奶、以及大包粉，這是一種由鮮奶噴粉制成的工業奶粉，主要用于乳品和食品企業進行再加工使用。

　　2013年之前，由于進口大包粉成本高于國內原奶價格，國內企業多以國內原奶為原料。但從2013年10月起，進口大包粉的價格從5208美元/噸的高位開始回落，并在2014年快速跳水，低谷時曾接近2000美元/噸，同期的進口大包粉的到岸價格比國產奶粉的成本要低1萬元/噸。

　　巨大的價差讓國內部分乳企和食品企業放棄使用國內原奶，這讓國內原奶價格不斷從2013年的4.26元/公斤跌至2014年的3.3元/公斤，且此后多年長期維持在這個水平。從過去3年生鮮乳收購的價格變化趨勢來看，這三年的價格一直徘徊于3.4-3.6元/公斤。

　　乳業專家王丁棉此前分析，而我國在2015年進口的大包粉也在60萬噸左右，將近50%的大包粉用于嬰幼兒奶粉的生產。此外，部分酸奶產品也使用這些大包粉原料加工的復原乳進行生產，生牛乳被企業拿來生產定位高端的酸奶產品。

　　在產量不斷增多而需求變少的時候，不止是王德水，比他規模更大的奶牛養殖企業同樣陷入了巨虧的境地。

　　以擁有全產業鏈、自營牧場為特色的輝山只是一個縮影，其實還有很多牧場資金鏈已經快斷了。哈爾濱一位從業者向界面新聞透露，黑河市中興牧業存欄1.8萬-2萬頭，日均產鮮奶230噸，一個月的奶資本是2100萬元，實際上他只賣得出1200多萬，賣不掉的只好噴粉。每個月虧損800萬元，“采購老大都急的不行了”。

　　這意味著產業鏈越重，虧損可能越多。國內最大的原奶企業現代牧業預計全年虧損超過9億元，運營23個有機牧場和12個非有機牧場的中國圣牧則預計2017年虧損高達10億元。

　　這一虧損局面，有望因更嚴格的乳品行業新標準而獲得改觀。

　　今年2月，由農業農村部、中國農科院推動的“生乳、巴氏殺菌乳、滅菌乳和復原乳鑒定4個新國標第一次討論稿”向行業征求意見，新國標對4種乳品原料提出了更嚴格的標準，例如滅菌乳中將不再允許添加原料奶粉；復原乳的檢測指標——糠氨酸和乳果糖限值有了更進一步的限定。

　　乳業高級分析師宋亮稱，這些修訂如果通過，將抑制國內乳企對進口奶粉的需求，大大利好于上游養殖企業，但是目前新國標仍處于開放討論階段，會否通過存在變數。

　　不被信任的國產奶粉

　　“三聚氰胺事件”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后坐力，除了性質惡劣，還因為事件發生的5年前，中國還曝光了另一起引起“大頭娃娃”的劣質奶粉事件。2003年，安徽阜陽地區相繼出現嬰幼兒因食用了劣質奶粉而腹瀉、重度營養不良的情況。這些劣質奶粉所含的脂肪、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等基本營養物質不及國家標準的三分之一，長期使用的孩子四肢短小，頭卻異常地大。

　　五年間接連發生兩次嚴重的劣質奶粉事件，消費者的信任被毀，但重建卻緩慢而艱難。

　　“三聚氰胺事件”即便促使上游產業鏈做了最快速的蛻變，但之于消費者國產奶粉仍然等同于恐懼、抗拒這些詞匯。即便是當時并未卷入三聚事件的貝因美、飛鶴、完達山等品牌，在與外資品牌奶粉的競爭中相當吃力。

　　與此相對應的是，進口奶粉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荷蘭最有名的乳企菲仕蘭就是在2008年帶著其奶粉品牌美素佳兒來到中國的。10年之后這家奶粉的銷量已經沖擊到外資品牌第四名。

　　從2009年至2015年的6年間，不僅跨境電商和物流為代購和海淘提供了方便購買進口奶粉的渠道，許多海外奶粉品牌也在借機進入中國市場。

　　根據尼爾森2010年的調查數據，整個市場國產奶粉的銷量在50%以上，如果算上三線城市和農村，國產奶粉的市場依然占有率至少是六成以上，但到了2012年外資品牌奶粉的份額就占到了一半以上。據支付寶發布的一份《2012海淘報告》顯示，當年海淘最受歡迎的爆品就是嬰幼兒奶粉。

　　焦慮的父母帶著對國產奶粉的信任崩塌，轉而把目光投向代購，激進者甚至連外資品牌奶粉的國行貨也不相信，父母們言之鑿鑿地認為，在香港買到的港行和同一品牌的國行也有質量差別。

　　32歲的蔡萍萍在2012年迎來了第一個女兒，那時孩子的外婆每個月往返廣州和香港，為孩子人肉背回一罐又一罐的惠氏奶粉。蔡萍萍說自己仔細對比過國行和港行的沖泡效果，“我肯定港行融化得更勻”。

　　盡管美贊臣、惠氏、雅培、美素等品牌都曾經公開表示，同一品牌的國行和港行奶粉，其主要配方、工藝、技術都是一樣的，但內地家長還是不相信。往返深圳和香港采購嬰兒配方奶粉的人越來越多，很快催生一條穩定而龐大的“水貨客”產業鏈，連接深港的口岸長期站滿了收奶粉的二道販子。

2014年1月，香港羅湖入境管制站，邊界海關人員查獲游客準備帶進內地的嬰幼兒配方奶粉。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來自內地突然增加的需求和香港的供應量之間出現了矛盾，導致香港市場出現嬰兒配方奶粉的供應短缺。矛盾在2013年激化，香港頒布了“限奶令”，規定“離開香港的16歲以上人士每人每天不得攜帶總凈重超過1.8公斤的嬰兒配方奶粉，這相當于普通的兩罐900克奶粉，違例者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50萬港元及監禁兩年。”

　　2012-2015年間，這些標注著“原罐原裝”、海外牧場等字樣的進口奶粉，讓原本在原進口國家零售價僅100元左右的奶粉在中國變成了200-400元，除了香港，瘋狂的海外代購還引發了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多個國家的超市對奶粉實施了銷售限制。

　　咨詢公司凱度消費者指數監測的數據顯示，2015年-2017年消費者對于進口或者來自于海外工廠生產的中國品牌奶粉熱度依舊在上升，在重要的省級城市和一線城市，國外奶粉（按照條形碼區分）在整個嬰幼兒奶粉總量中占比分別為72.5%、79.5%、84.4%。需要強調的是，這里所指的進口奶粉中已經包含了一些國產品牌。

　　菲仕蘭全球CEO司馬翰（Hein Schumacher）今年4月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稱，菲仕蘭在中國的業務只有10年，最開始聚焦在一線40個城市，現在拓展到120個城市，2018年計劃拓展到180個城市。據他透露，菲仕蘭去年在中國的銷售額達到6.03億歐元（約合人民幣47億元），今年在中國市場再投1億歐元用于美素佳兒、以及聚焦小城市的“子母”牌奶粉渠道擴張。

　　其實在2008年之后，乳制品企業除了從養殖場這一傳統渠道獲取奶源之外，有實力的企業，尤其是國內奶粉廠商開始在海外建立或者購買奶粉生產工廠和研發中心，向消費者售賣“原罐原裝”的進口產品。

　　例如2012年至2013年間，圣元在法國、伊利和蒙牛在新西蘭、貝因美在愛爾蘭均宣布建廠。去年7月，飛鶴乳業董事長冷友斌宣布，飛鶴在加拿大金斯頓投資建設的嬰幼兒奶粉廠將于2019年下半年完工并投入生產。這已經是飛鶴在海外的第二個工廠了，而且在金斯頓生產的牛奶粉和羊奶粉85%將運回中國銷售。

　　信心重塑戰役

　　經歷過三聚氰胺事件和海外品牌夾擊，國內奶粉廠家在硬件、安全標準上改觀了很多。可以說，除了不能讓奶牛像海外那樣在草原上散步之外，國產奶粉在品質、配方上都可以媲美海外。

　　曾就職于多家內外資奶粉品牌的行業人士潘亮平告訴界面新聞，由于國內奶粉監管嚴格，這幾年奶粉生產企業在硬件設備上的標準高于海外，“所有的乳制品都打著ISO9000，工廠幾乎都是GAP認證（藥品級），國外品牌奶粉除了惠氏、咔哇熊是GAP的工廠，其他工廠都是QS工廠（食品級）。”據說為了保障國內工廠生產的奶粉足夠安全，伊利每年在檢測儀器和檢測上花費2億元以上。

　　今年計劃沖100億銷售的飛鶴董事長冷友斌在回答界面新聞的采訪問題時稱，配方注冊制實施、密集的市場質量監督抽檢制度和不斷相關部門在強化對企業的監督檢查。目前整個乳制品行業合格率99.6%，嬰幼兒配方乳粉合格率99.72%，可以說，“三聚氰胺事件”的負面影響早已成為過去，中國乳業已經脫胎換骨。

　　2018年1月1日，被稱為“史上最嚴奶粉新政”的《嬰幼兒配方乳粉產品配方注冊管理辦法》正式全面實施。根據中國奶業協會統計，注冊制新政將淘汰約2000個嬰幼兒配方奶粉品牌，而這些品牌大多集中于三至六線城市市場。2017年開始，惠氏、美贊臣等外資品牌都在加大渠道下沉的力度。

　　此外，海淘假貨事件的增多，也給了國內奶粉重振信心的機會，只是，這一代人還無法完全忘記這件事。今年4月，西班牙警方宣布，破獲一起假冒知名國際品牌嬰幼兒配方奶粉案件，涉案奶粉重達8噸、多達1.3萬盒，這些奶粉原本計劃銷往中國市場。

　　最近剛當媽媽的佛山教師郭文惠本來打算從澳門親自購買奶粉，卻“聽說澳門現在也有很多假貨，想買一點國內品牌的奶粉試試”，但被她丈夫阻止，“你忘記了你老家那邊以前發生過什么嗎？”來自河北石家莊的郭老師沉默了。

　　心里陰影很難痊愈。

　　過去的10年，對于企業經營者來說是無期徒刑的代價。三鹿原董事長田文華已由無期被減為18年有期徒刑，當時的原奶事業部負責人吳聚生也在5年前已經刑滿出獄。而對于那些僅獲得數千元賠償的受害家庭來說，因身體帶來的其他病痛是無法彌補的傷害，甚至是一代人都無法愈合的傷口。

責任編輯：李彥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