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新財富500富人榜

　　共赴成長盛宴

　　放眼全球，近20年來中國都是民企創富最多最快的國度。2003-2020年的18年間，中國M2增長了9倍，年化漲幅14%；而新財富500富人的總財富從5000億猛漲至17.67萬億元，增長了34倍，年化漲幅23%。同時期，美國福布斯富豪榜的上榜人財富年化漲幅僅為8%。

　　中國富人跑贏大眾、跑贏貨幣、跑贏美國，而榜單內部，前20%的100人掌握了10萬億財富，占上榜人總財富六成，財富加速向頭部集中。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頭部企業能夠以20%以上的凈資產收益率運轉，從而吸引資金抱團，企業高速發展與資產資本化為富人創造的收益率遠超GDP增幅；而另一方面，疫情下全球貨幣寬松，又進一步推升了頭部公司的估值。

　　財富差距拉大，再疊加低生育、老齡化，無疑將壓制消費和經濟潛在增長率。中國的下一站目標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頂級富人在創造就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慈善公益等方面，可以持續貢獻積極力量，在追求盈利目標之外，尤其需要從更長遠的角度思考自身、企業的定位及與社會的良性互動。

　　而財富主要集中在房產上的普通家庭，未來如何借助資本市場，與頂級富人實現財富共舞，是硬幣的另一面。

　　陶娟/文

　　在疫情與貨幣寬松交織的2020年，原油可以負值結算，零利率甚至負利率陣營擴大，美股從熔斷再熔斷到V型大反轉，標普、納斯達克指數、比特幣輪替著新高，基金抱團，中國各類茅資產飛漲，華爾街上演散戶的逼空革命……

　　如此魔幻的一年，2021年新財富500富人榜，門檻暴漲4成，從去年的63億元飛速上漲至今年的89億元；500人總財富暴漲7成，從10萬億元躍升至17萬億元。無論其掌握的財富規模，還是財富增速，均為歷史罕見。

　　這其中，有制度紅利，中國供應鏈率先從疫情中復蘇，成為唯一實現GDP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有貨幣紅利，由于疫情，全球央行開啟寬松政策洪水漫灌；有技術紅利，各類企業加速技術攻堅，沿產業鏈上行，開啟新一輪國產替代；有估值紅利，在不確定的世界中更要擁抱確定性的增長，頭部企業尤其受益……

　　作為各種紅利的最大受益者，以中國頭部民營企業家為代表的富人群體，享受了“核心資產抱團”帶來的財富盛宴。他們的財富增速，大幅超越中國各類收入、產出及貨幣指標，也超過了同時期美國富豪的財富積累。

　　連續18年，財富年化增長23%

　　放眼全球，中國由于整體經濟的跨越式增長，近20年來都是民企創富最多最快的國度。

　　作為這一歷史進程的見證者，2003年，新財富制作了首屆400富人榜，2004年將其擴充為500富人榜，延續至今已排名19屆。對于這十數載的大數據，我們可以從國內、國外兩個維度去比較分析，感知中國財富創造與流動的趨勢。

　　2003-2020年間，中國最富有的500位上榜人，總財富從5002億元上升至17.67萬億元，漲幅高達34倍，17年間的年化復合增速為23%（表1）。

　　同時期，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8472元漲到了43834元，漲幅4.2倍，年化復合增速為10.1%。

　　中國GDP從11.67萬億元到突破百萬億元，漲幅7.7倍，年化增長13.6%。

　　被無數人認為是推高了房價的貨幣供應量M2，2003年末余額為22.12萬億元，到了2020年末為218.68萬億元，其增長基本同步于GDP，17年間漲幅8.9倍，年化增長14%。

　　上榜人財富值的年化增速，甚至能長時間地跑贏M2高達9個點。學過復利的人都知道，這是極其艱難的事情。

　　美國股神巴菲特，1957-2009年間的年化復合收益率達到20%，時間的復利，足以將其送入全球TOP10富豪的行列。而若以10年以上長度來衡量全中國A股的基金經理，只有如今供職于睿遠基金的傅鵬博等四人有高達20%的年化收益率。

　　相比之下，每年由市場動態遴選出的500位上榜人，整體財富能連續18年保持23%的年化漲幅，令人印象深刻。

　　我們再來觀察中國和美國富人榜的PK。

　　過去十年，所有看空美股的人，無一例外都大跌眼鏡，美股一直行進在穩步上揚的軌道中。相比之下，A股可就震蕩得多。不過，A股的收益率其實并不比美股弱。以核心資產收益率來對比，2002年至今，中國滬深300指數其實跑贏了標普500指數（表2）。

　　新財富500富人所持上市公司主要橫跨A股、港股、美股三地。那么，他們的財富表現，與美國富豪比，又待何如呢？

　　我們從首富財富、上榜門檻、人均財富三項來對比（圖1）。

　　2003年，中國富人榜的上榜門檻為2億元，如鵬欣集團姜照柏、圣農集團傅光明當年即以2億元財富上榜。今天，上榜門檻沖刺到了89億元，18年增長44倍。人均財富則從7.6億元增長至今年的353億元，增長46倍，年化增長24%。

　　而同時期，根據福布斯美國富豪榜的歷年數據，其上榜人的人均財富從2002年的22億美元增至2020年的80億美元，僅增長2.7倍，年化復合增速為7.5%。

　　首富的財富值差距更大。2003年，中國首富為榮智健，當年財富61.6億元，今年，中國首富為鐘睒睒，財富值高達5043億元，18年足足增長了81倍，年化增速達到了28%。

　　而美國首富在2002年的財富值為430億美元（比爾·蓋茨），今年由亞馬遜的貝佐斯摘得桂冠，其財富值1790億美元，18年也只增長了3.2倍，和榜單的人均財富一樣，年化增速僅8%。

　　事實上，美國富豪榜的人均財富、上榜門檻和首富財富的年化增速均在7%-8%左右，與這期間M2年化增速高度一致。2002-2020年間，美國M2從5.8萬億漲至19.3萬億美元，年化增速7%；而其GDP從10萬億美元漲至20萬億美元，年化增速僅3.7%。

　　盡管起點遠遠低于美國，但各項漲幅數據比較下來，中國富人榜碾壓美國富豪榜，中國民營經濟的活力，由此可見一斑。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數據也顯示，北京已經取代了紐約，成為億萬富豪最多的城市。而且中國內地和港澳地區過去一年新增了210名億萬富豪，比任何其他一個國家或地區都多。

　　富人受益于這大江大海的時代發展，通過一系列對比展現無疑。頂級富人，尤其如此。

　　新財富盤點了近十年榜單前20%富人的表現，結果表明，越靠前的人，收獲了越高的財富占比。

　　2012年，上榜人總財富3萬億元，前20%的人擁有1.4萬億元，占比為45.6%；而到了2021年，上榜人總財富17萬億元，前20%的人卻已擁有榜單60%的財富，達到10.6萬億元（圖2）。

　　美國頂級富人的財富占比更高。2020年福布斯美國富豪榜的上榜人總財富為3.2萬億美元，前20%富豪總身家為2萬億美元，占比達63%，比中國高3個百分點。

　　顯然，無論中美，即使在上榜人內部，財富向頭部集中的趨勢都相當明顯。今年，榜單的第一名和最后一名，財富值隔了接近5000億元，而我們普通人，和榜單最后一名相距89億元。這樣一對比，好像上榜都不算那么困難了。

　　今年，中國最富有的100個人（也即榜單的前20%）的人均財富首次超過了1000億元，而中國擁有千億富人的歷史，不到5年。如果繼續以這樣的速度成長，未來，他們的財富占比會不會向美國靠攏？

　　陽光之下，富人何以跑得快：

　　業績成長與資本的力量

　　客觀而言，在過去19年的歲月淘洗中，伴隨資本市場的發展與中國商業環境的凈化、公司治理的規范，上榜人的財富已經基本陽光化。

　　2021年新財富500富人榜的上榜人中，僅有66人旗下公司沒有上市。以此計算，主要資產實現資本化的富人達到86.8%，較上年的85%進一步提升。這得益于2020年IPO的爆發，將52位當年公司上市的新富推送上榜。即使沒有上市公司的66人，也有30人旗下公司在境內發行過債券，有過直接融資經歷，并向公眾披露過企業經營情況。

　　由此來看，上榜人的財富增長，基本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展開，也得益于所有市場參與者助推。他們的財富比拼，更多已是眼光、勇氣、個人技能與經營管理能力的比拼。

　　對于富人而言，選對賽道、擇機上市、運作合規、站上風口……種種因素齊全，才能穩定在榜單上。去年的上榜人中，就有100多位在今年被淘汰，500個人的名額限制，使得競爭異常激烈。

　　當然，在中國創富機遇的擴張下，更多人加速通過財富馬拉松的2021站，進一步跑贏了美國富人，更跑贏了中國普羅大眾。

　　2010年，李迅雷曾帶著當時的國泰君安研究團隊做了一項有意思的對比。李迅雷把CPI定義為“低收入者商品指數”，把豬肉價格指數定義為“平民商品指數”，把奢侈品價格變動定義為“富人商品指數”（具體用53度飛天茅臺的價格變化來表示），把房價指數定義為“富人資產指數”，把中小市值股票或創業板指數定義為“大戶資產指數”，把上證指數定義為“平民資產指數”。結果顯示，2000至2010的10年，富人資產指數表現超過富人商品指數，而這兩者又超過了平民及低收入者的商品指數。

　　新財富將500富人榜的總財富定義為頂級富人資產指數，同時按李迅雷的定義將2010-2020年間各類資產指數進行了更新，得到了這十年的漲幅（圖3）。

　　這十年，CPI（低收入者商品指數）上漲31%；豬肉價格（平民商品指數）上漲176%，上證指數（平民資產指數）上漲6.2%（3280點到3483點）；53度飛天茅臺（富人商品指數）按零售價上漲了大約238%；房價指數（70個大中城市里一線城市二手住宅價格指數，富人資產指數）上漲了114%；創業板指數（大戶資產指數）上漲了174%（1142點漲到3128點）；而頂級富人資產指數上漲了369%。

　　可以看到，財富量級越高，消費品及資產指數漲幅越高。而普通人面臨的，則是商品價格的攀升，和資產指數的原地踏步。

　　資產增長速度的巨大差異并不分中外。在全球范圍，財富向頂尖人群集中的趨勢，都是愈加明顯的。《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kate）用一個異常簡潔的公式揭示了貧富分化的根本力量：r > g。其中，r代表的是資本的收益率，包括利潤、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資本收入，g代表的是經濟的增長率。

　　資本一旦形成，將比整體經濟產出更快地自我繁殖。500富人的財富增長，正如此詮釋。

　　如前所述，2021年新財富500富人的財富資本化率已經達到86.8%，這意味著，他們的財富增長主要來自資本的增值，即，他們所持的公司股權在資本市場估值的上漲。

　　這首先有賴于公司業績的成長。

　　從理財模式看，國內多數富人的主要資產配置，仍是集中持有其創辦公司的股權。500富人也不例外，而且，他們控制的公司，幾乎都保持了高速的成長，這些公司的營收、凈利潤往往遠超GDP增速，這使得投入在這些公司上的資產收獲了比GDP更高的回報，從而推動他們的財富如同滾雪球一般壯大。

　　觀察榜單前十富人所持有的主要上市公司，除了拼多多、貝殼尚在盈虧邊緣徘徊，以及受疫情影響較為嚴重的海底撈，其他公司2020年的ROE（Return of Equity，凈資產收益率）幾乎都在20%以上（表3）。

　　其中，首富鐘睒睒的農夫山泉，ROE冠絕全場，高達41.6%。這意味著其每100塊錢的凈資產，在一年時間就可以新創造出41塊錢的純利潤。

　　而馬化騰的主要財富來源——騰訊控股的ROE高達28%，有意思的是，我們之前分析的，這18年來，中國首富財富的年化增速，恰好是28%。

　　此外，美的、恒瑞、阿里巴巴也擁有幾乎同樣出色的資本創富能力，均在23%左右，這也恰是中國富人榜人均財富的年化增速。ROE相對較弱的順豐（15%），在本輪調整中也是受傷最慘的核心資產之一。

　　相比較而言，中國經濟的整體增速已從10%的黃金年代逐漸下滑至5%一線。

　　可見，頂級富人的資本收益率r（ROE），遠遠超過了g（GDP增速）。即使在正常年份，他們的財富增長，也遠遠超過了普通百姓。

　　而疫情到來下，全球央行不得已開啟超常規量化寬松，則進一步拉開了這種差距。

　　比如，在特朗普執政的4年間，美國GDP僅增長了7%，而M2卻增長了38%，貨幣投放量的增速遠遠超過了經濟增速。

　　美國M2快速增長主要發生在2020年，為了應對疫情，美國施行大規模援助方案，“開著直升機漫天撒錢”，其2020年末的M2達到了19.3萬億美元，相比2019年貨幣供應量新增了3.8萬億美元，同比暴漲25%（表4）。

　　這樣的貨幣增速表現在股市中，就是上市公司市值的增長，又進一步超過了它們的利潤增速。頂級富人的財富增長，在“r > g”這一魔力公式之外，又加入了貨幣寬松帶來的估值上浮效應。

　　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洪灝曾分享過兩張圖，刻畫出了在史無前例的貨幣寬松中出現的種種指標異常，令人印象深刻。

　　其一，目前全球實物資產/金融資產的比例已降至新低（圖4）。

　　其二，股神巴菲特用他一生智慧總結的股市見頂指標之一：美股總市值/美國GDP，早已超過預警的140%比例線，創下了220%的新高（圖5）。

　　貨幣寬松下，財富資本化的人，得到的回報又遠遠超過了資產本身的收益率。

　　標普500指數的PE/PB Bands表明，2016-2019年間，標普500指數市盈率基本在20-25倍之間的區域運行，但2020年美國貨幣供給的大幅上升，推動標普500指數的市盈率急速跳漲，目前已達到了40倍的歷史高點，遠遠超出了這5年的均線區域，與下滑的公司盈利之間形成尖銳的“K型”反差（圖6）。

　　在中國，新財富500富人榜的前20名富人所掌控公司中，拼多多、順豐、小米集團、寧德時代、美團、海天味業、立訊精密、邁瑞醫療、京東在2020年的市值漲幅均超過1倍。如拼多多一年時間市值從3000億元漲到了1.4萬億元，拼多多固然大受歡迎，但這種市值上漲的幅度，顯然不是它們的凈利潤增速所能媲美的。

　　美國排名前20的富人所持上市公司市值，漲幅沒有這么全面均衡，但基本也漲了30%以上，如特斯拉暴漲了8倍，亞馬遜也漲了78%，同樣遠超其盈利增速（表5）。

　　總結來看，財富資本化的人，通過給社會提供杰出的產品或服務，既創造出了推動資本快速自我增殖的能力（表現為ROE>GDP漲幅），同時又享受到了政府為穩經濟、保就業所注入的寬松流動性（表現為市值漲幅>ROE）。

　　過去一年，無論中美，都是類似的邏輯在推動富人身家的大幅上漲。

　　共享成長，富人可多維度助攻

　　富人超速積累財富，是經濟增長的結果。這既是民企活力、營商環境和行業集中度提升的表征，亦折射了各類群體資源與能力分布不均衡導致的收獲差異。

　　然而，財富差距過大，反過來又會傷害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基數過大，會直接影響全社會的消費需求，制約擴大內需、消費升級的空間。在當今消費已成中國經濟增長壓艙石之時，這一現象更值得關注。

　　GDP按支出法可分為三大類：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貨物和服務凈出口，GDP等于這三者之和。按照中國統計局的數據，觀察2007年以來構成中國GDP的這三大類數據，可以明顯發現，最終消費支出占比提升最快。

　　尤其是在2018年一些關鍵行業遭遇制裁后，中國凈出口貢獻占比一度低至0.8%，而最終消費支出占比從2010年的49%足足上升了6個點，在2019年達到了55.4%，成為拉動GDP增長的主要引擎（表6）。

　　消費承擔著如此重要的作用，富人又如此有錢，能不能靠他們拉動消費？

　　對于頂級富人來說，財富增加10億、100億乃至千億，他的邊際消費支出依然很低。因為對絕大多數人而言，物質欲望的滿足有著一定的閾值，超出之后，不會有太多邊際效應的改善。

　　身家600億元的宗慶后，說自己的消費不超過5萬元一年。身家1450億元的劉強東，則在某次訪談中透露，“其實我們全家一年全部加起來，根本花不了100萬，怎么都夠了”。按這個速度，他和章澤天現在的財富，夠花14萬年。

　　因此，無論是雙循環、擴內需還是消費升級，都需要壯大中等收入群體。而且，據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預計，中國總人口在2025年之前會達到峰值，老齡化社會的加速到來，會對消費需求產生不利影響，造成潛在增長率的下降。要對沖“未富先老”的影響，必須讓更多人富起來。

　　這些年，中國政府已經采取了多種措施提升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差距。反映收入差距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在2008年之后已呈下滑之勢，從2008年的0.491降到了2019年的0.465（圖7）。

　　2020年，中國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消除了絕對貧困。不過，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仍有6億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低保、失業保障、特困救助等低收入群體也在6000萬人左右。

　　2020年11月，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其中首次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十四五規劃更明確提出，支持浙江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

　　浙江承擔這一歷史使命，關鍵或在于當地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畢竟，分好蛋糕的前提是做大蛋糕。只有完善創新驅動的發展機制，提高創業創富積極性，才能持續擴大全社會的財富總量；在此基礎上，建立健全“先富帶后富”機制，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矯正資源及制度性因素導致的機會不均等，才能不斷縮小收入差距，讓弱勢群體享受社會進步的福祉。

　　從這一角度看，掌握龍頭民企的富人們，大有作為空間。

　　一個富人的財富創造，除了為消費者/上下游提供價值、為國家創造稅收，至少還可以在三個方面與全社會的財富增長共振：其一，通過高質量發展，提供優質就業崗位，增加員工的工資收入；其二，投身慈善公益事業，讓更多人受益；其三，作為優質標的，為其他股東提供長期價值回報，為其帶來財產性收入。

　　創造就業，成為富人最主要貢獻

　　擴大就業，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關鍵所在。上榜富人創立的公司，則可以提供大量就業崗位。

　　年報數據顯示，2020年為社會提供的正式就業崗位超過10萬的頂級富人超過14名，包括劉強東、王傳福、王來春、任正非、何享健、許家印、王衛、馬云等。其中，京東在職員工總數為22.77萬人，比亞迪員工有22.43萬人（表7）。

　　此外，快遞、外賣、網約車行業，都貢獻了眾多足以養家糊口的工作。如2020年，在美團上提供過服務的外賣小哥達到了幾百萬人，其中，230萬小哥來自貧困地區。據滴滴披露，在疫情影響較為嚴重的2020年上半年，滴滴新注冊司機超過150萬人，預計全年新增300萬個靈活就業崗位。

　　上榜富人較為集中的TMT行業，則成為中高收入職位的貢獻者。華為、阿里巴巴、騰訊、拼多多、字節跳動等都堪稱典型。以騰訊為例，其2020年雇員福利開支696億元，員工人數為85858名，以此計算，騰訊員工2020年的人均年薪達到了81萬元，而2019年更是高達84萬元。

　　股權激勵，與員工同成長共收益

　　比高薪崗位更加造富的，是面向核心管理層及骨干員工的股權激勵機制。

　　新財富曾在科創板推出一周年時做過盤點，為了留住人才，在芯片、互聯網、軟件等科創板公司，員工持股計劃幾乎是標配。如金山辦公、傳音控股、石頭科技等企業的員工持股平臺獲得的股權占比都高于15%，其中，金山辦公和傳音控股的員工持股市值都超過百億元。巧合的是，傳音控股竺兆江、石頭科技昌敬也分別以139億、160億成為2021新財富500富人榜的新晉富人。

　　從事芯片業的中微公司則幾乎實行全員持股，上市后，845名員工間接持有中微公司15.01%的股權，按其目前630億元的市值，員工持股市值達到了94.5億元，人均超過1000萬元。而中微公司創始人尹志堯本人只持有1.6%的股權，可謂少見的慷慨老板。

　　盡管華為沒有上市，不能享受二級市場帶來的歡愉溢價，但員工通過內部持股依然收獲了華為成長的絕大部分收益。2020年，華為約有19.7萬員工，薪酬總額為1390億元，平均薪酬超過了70萬元。最新消息顯示，華為2020年度分紅將達到430億元，若按10萬名員工持股來計算，人均年度分紅將達到40萬元，高司齡高級別的骨干員工分紅超過百萬元也不罕見。

　　而其創始人任正非本人的持股比例則不足1%。以華為之體量與競爭力，任正非每年在富人榜上的排名都比較靠后，2021年，他以209億元身家排在216名。以至每年發榜時，都有群眾打抱不平，前十名為何沒有任正非？“財聚人散，財散人聚”，華為的戰斗力也和全員持股的機制密不可分。

　　各類創業企業于二級市場上市，通常是內部股權激勵見于天日的高光時刻。如小米今年有多達7位富人進入中國最富500人榜單。

　　2021年2月，快手上市，招股書顯示，截至2020年9月30日，根據快手前雇員持股計劃，4551名快手員工認購5.24億B類股份，人均持股11.5萬股，按照235港元/股的收盤價（2021年4月16日），人均持股財富達到了2700萬港元。

　　由于股權激勵有助于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企業工資收入分配機制，目前，這一機制已從互聯網、科技企業向制造等更多傳統行業擴散。

　　先富帶動后富，打造創富生態圈

　　與此同時，不少上榜人還通過投資，拉動了更多就業與創富機會。

　　這些年，騰訊、阿里、百度、小米等上榜富人創立的互聯網公司，高瓴、紅杉等上榜富人創立的投資機構，對外進行了數千億元的大規模投資，推動了眾多中小公司快速發展，許多新近IPO公司的背后，有著它們的身影。

　　在今年富人榜上，接受過阿里、云鋒基金投資的富人高達幾十位，快遞行業四通一達（中通、申通、圓通、百世匯通、韻達）皆為阿里投資。而騰訊更是投資功力卓著，美團、蔚來、京東這些去年暴漲數倍的股票，騰訊為其大股東，拼多多、貝殼、快手這些新上的IPO公司，也都是騰訊的重倉股。在獨角獸名單中，騰訊、阿里的投資比例也獨樹一幟。

　　高瓴資本在榜單上的存在或許最為強勢。騰訊、京東、阿里、拼多多、寧德時代、隆基股份、愛爾眼科……中國最頂級的優秀公司，幾乎都在高瓴資本的投資組合里。

　　馬云、馬化騰、張磊這樣的頂級富人，在追求資本收益最大化的過程中，發現將資源、資本投資在具有創新精神的創業家身上，可以收獲最高回報，從而間接創造了許多具有潛力上榜的富人。例如被騰訊投資的貝殼，今年為地產業貢獻了一枚新的行業首富左暉。

　　在中國的一二線城市涌現出的大批獨角獸創始人、高級管理層、大廠高階碼農等富裕人群，為私人銀行業帶來了生生不息的新增力量。

　　中國銀行業協會與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聯合發布的《中國私人銀行發展報告（2020）》顯示，截至2019年底，中國高凈值人群總量達132萬人，較上一年增長近6.6%，成為帶動亞太區乃至全球財富增長的有力引擎。

　　其中，民營企業家隊伍不斷壯大，構成了高凈值人群的主體。根據調研，超過七成的私人銀行客戶財富來源于實業企業，5.52%來源于繼承，另有12.95%和8.2%的高凈值人群，分別通過金融投資和高水平薪酬實現財富累積。

　　以零售業務最為突出的招商銀行為例，2020年報顯示，其私人銀行客戶（日均總資產1000萬元及以上的零售客戶）達到近10萬戶，同比增長22%；管理的私人銀行客戶總資產2.77萬億元，同比增長24%；戶均資產達到了2775萬元。

　　用這一均值來對標，獲得股權激勵的大廠碼農，上市即可財務自由，進入高凈值人群行列，并非空話。

　　上榜富人通過人才、資本、技術的聚合，不僅自己成功躋身最富500人的行列，還帶動了大批管理層、員工、被投企業及上下游利益相關者，進入創富生態圈。

　　積極、主動參與“第三種分配”

　　在慈善公益上，中國富人的觀念也已大幅改善。

　　2021年以來，有諸多富人大手筆捐贈，如教育行業首富、中公教育李永新向母校北京大學捐款10億元；拼多多黃崢帶領創始團隊，向浙江大學捐款1億美元（約合6.5億元）；廈門大學百年校慶，萬泰生物總經理邱子欣、寶龍地產總裁許華芳等多位富人均捐贈過億元；聯想董事長楊元慶，向上海交大捐款1億元等。

　　在過去幾年的扶貧攻堅戰中，產業扶貧、教育扶貧、就業扶貧、教育捐贈、慈善捐贈、科研捐贈，成為富人對社會貢獻“第三種分配”力量的主要方式。

　　截至2019年底，碧桂園已實際捐贈現金67億元投入公益扶貧事業，直接受益人數超36萬人次，與9省14縣達成結對幫扶協議后，完成助力33.7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的脫貧工作。騰訊基金會累計對外捐贈29.57億元，其中扶貧項目占總體超九成。截至2020年5月，近3.4億人次參與騰訊公益，捐贈善款超過86億元，九成以上善款用于扶困濟貧。

　　2014年，萬達集團與貴州丹寨縣簽下對口幫扶脫貧協議，截至2020年5月，萬達在丹寨的捐贈投資已達23億元，丹寨旅游小鎮開業3年累計接待游客超過1900萬人次，帶動旅游收入120億元，幫助5.88萬貧困人口增收，丹寨縣比計劃提前兩年實現脫貧摘帽，萬達也由“企業包縣扶貧”轉變為“支持丹寨致富”。

　　富人為促進社會美好所做的種種貢獻，最終都會折射、回饋給他們自身。

　　人均GDP的提高，大規模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容，是中國穩定與發展的壓艙石，也正是富人在商業社會中乘風破浪的基礎。在中國共同富裕的探索中，民營企業這個特殊的資源組織，能夠以獨到的創意與模式，成為政府的助攻手。

　　權益投資時代，與富人共舞

　　如果在2004年騰訊控股上市時投入1萬元，今天將變成900萬元，你會由衷感嘆，謝謝小馬哥這些年為我辛勤打工。

　　既然富人的財富來自資本化的力量，那么，消費之外有余力進行投資的群體，通過資本市場，也能借助頂級富人的創富力，收獲財產性收入。而建立30周年的中國資本市場，已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財富管理需求，不斷增強投資者獲得感”列為目標。

　　過去數十年，中國普通人的主要財富體現在房地產上，房子也提供了豐厚的回報。但房價居高不下，對消費、創新創業及金融系統安全性均產生了種種挑戰。股權投資，或將成為普通人下一個分享經濟成長的風口。

　　根據央行此前的調查報告，中國家庭總資產中，金融資產占比僅20.4%，相比美國足足低了22個百分點；而在金融資產中，國人也是重點配置銀行理財、信托、定活期存款、保險等無風險資產，股票、基金及債券的占比加總僅為11.1%。

　　也就是說，對于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股票、基金、債券這三者的配置比例僅占到家庭總資產的2.2%左右（圖8）。

　　高波動的股市，相比房價的穩定上漲吸引力較為欠缺，但這也使得中低收入群體，幾乎沒有分享到頂級富人的財富外溢紅利。

　　即使是投資基金的群體，大部分也缺乏長期投資格局。追漲殺跌的心態下，基金賺錢基民不賺錢的怪圈長期存在。

　　中歐基金的統計顯示，2019年全A股市場主動權益類基金平均收益率為46%，而中歐平均收益率高達52%，但中歐的客戶收益遠低于基金收益。其中，盈利客戶雖然占比近9成，但半數左右客戶僅小賺，收益率不足10%。

　　從A股新增股民開戶數也可以看到，每次都是股市大火的時候，開戶投資者才會變多，從而成功“站崗”，市場冷清如2018年是布局的好時機，但卻是新開戶最低的一年，更多人選擇的是觀望（表8）。

　　近年，伴隨注冊制改革的推進和監管的嚴格，一批穩健成長的藍籌股正在浮現，套利圈錢的公司日益被摒棄，中國資本市場的財富管理功能正在凸顯。長期來看，在中國資本市場改革不斷深化，在政策的引導和規范下，居民還會加速增配金融資產。

　　居民儲蓄有效轉化為資本市場長期資金，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動中低收入群體與頂級富人的財富共舞，也能推動資本市場的治理。

　　其中，長期穩定的養老金，更是支撐資本市場發展的優質長期資金。從美國的經驗看，盡管2019年的調研數據顯示，美國只有56%的勞動力有養老金，但養老金入市，令美國股市開啟了去散戶化進程。

　　目前，我國養老保障體系由三個支柱構成：第一是由國家主導的基本養老保險，第二是用人單位主導的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第三是個人購買的養老金產品。后兩者剛剛起步，但空間巨大。十四五規劃就提出，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提高企業年金覆蓋率。對金融機構而言，如何設計出更受歡迎的養老目標基金產品，同樣值得重視。

　　如果說，100年前，福特主義下的大規模工業生產通過提升生產效率和產業工人待遇，催生了史上第一個中產群體，那么今天，在富人財富主要來自資本增殖的貢獻之時，普通人可以通過投資，分享資本的力量。尤其是在新一輪以“新能源、新科技、新消費”主導的商業革命中，勞動力替代型、知識替代型技術的爆發，正在重新定義各經濟部門，普通人更可以通過資本市場分享其中成果。

　　一個全球化的命題

　　今天，彌合財富差距已是全球化的命題，原本擁有龐大中產群體的美國也不例外。

　　1978年，美國人均GDP首次突破1萬美元，在那之后，財富向頭部集中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前1%人群持有的財富份額占比從1978年的21%上升到2016年的37%，前10%的人則逐漸持有了全國70%以上的財富，而中間40%、后50%人群的財富份額占比持續萎縮（圖9）。整體而言，40年來，美國財富排名后90%的人群，整體財富份額都是下滑的。如今，美國的財富基尼系數已達到了0.8以上。

　　中產階層數目龐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曾被視為二戰后美國經濟繁榮與穩定的基石。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克魯格曼在《中產階級美國的終結》一文中指出，最近幾年來，經濟增長的收益主要流向了中產階級的上層和富豪階層。

　　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報告顯示，美國中產階層在數量和財富擁有規模上均呈萎縮趨勢，其人數占比已跌破總勞動人口的50%，降為1.21億人。從圖9可以看到，2018-2013年間，美國后50%人群的總體財富占比竟然為負，這表示有一半美國人的財富加總竟然是欠債的。

　　頂級富人膨脹、上層跑贏、中層停滯、底層滑坡，在美國GDP增速下降甚至停滯，也即社會整體沒有了增量的時候，種種社會問題愈加突出。疫情后的K型復蘇，再次加劇了這一矛盾。黑命貴、“零元購”、散戶的逼空革命……亦是這種社會撕裂后對立情緒的外在表征。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曾總結過，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發達國家的收入不平等問題再次加劇。中間階層的空洞和中產階級的消失可能是這一輪收入分配變化中的重要特征。從世界各國經驗看，對于中等收入群體的擠壓是一種常態化的現象。

　　2020年，疫情對經濟的本質傷害，最終也由中低收入群體承擔。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總結道，過去一年在全球股市大漲、房價連創新高、大宗商品價格大漲的背景下，就業形勢嚴峻，小微企業經營困難，居民實際收入下降，消費低迷。這種純粹依靠貨幣刺激帶來的經濟K型復蘇，直接導致了富人通脹、窮人通縮，以及經濟社會結構的惡化。過度依賴貨幣放水的負面作用已經越來越明顯，未來推動改革、科技創新和調節收入分配正成為全球性挑戰。

　　拜登上任之后，一方面推出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及援助方案，一方面謀求向企業及高收入群體加稅，旨在通過有形的手調節美國不同階層收入及財富的分配，但最終成效如何，尚待觀察。

　　2019年人均GDP首次超過1萬美元的中國，如何避免美國自1978年以來走過的貧富分化之路，走出一條共同富裕之路，具有全球示范意義。

　　而對于民營企業家，在公平成為新的關鍵詞之下，如何在謀求正當商業利益的同時，追求上下游及社會的效益平衡；深入思考企業的本質價值，避免創造利潤之余侵害了社會效益，是存量博弈時代值得深思的問題。如何利用“第三種分配”機制，更和諧地服務于社會和民眾的福祉，也將成為全球富人的必修功課。

掃二維碼，注冊即可領取6.xx%理財券>>

海量資訊、精準解讀，盡在新浪財經APP

責任編輯：蔣曉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