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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財經訊 “中國宏觀經濟報告（2018-2019）發布會”于11月24日在北京舉行。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出席并演講。 曹遠征認為，如何支持中國居民收入的可持續增長已經成為下一輪改革開放的核心命題。從上述角度觀察，那么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能不被提及。他以農民工市民化為例稱，農民工在城里掙錢，卻把錢拿回老家蓋房子，但是房子空著沒人住，他們還是要回到城市打工，這等于有了財產但是沒有財產性收入，而且財產也不值錢，但如果使農民工的消費花在城鎮，這就會刺激需求。 他也強調，農民工市民化改革已經不僅僅是經濟體制問題，而是政治體制、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問題。 “如果進入大改革時期、全面深化改革時期，尤其是居民收入可持續增長，那么中國的增長潛力依然存在”，曹遠征表示，“如果把城市化潛力釋放出來，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可以實現，某種程度上產能過剩問題不是那么的嚴重”。 “下一步的政策安排，一定要把需求問題和供給問題緊密結合在一起。擴大內需很重要，但不是靠大水漫灌和投資支持能做到的，而是通過改革建立中國居民收入可持續增長機制，使得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進一步的加快，那將是對經濟發展最大的貢獻”，他說。[詳情]

　　新浪財經訊 “中國宏觀經濟報告（2018-2019）發布會”于11月2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楊瑞龍出席并主持論壇。[詳情]

　　新浪財經訊 “中國宏觀經濟報告（2018-2019）發布會”于11月2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出席并演講。 高培勇認為，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異常復雜，使得政策選擇極其艱難，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短期與長期，國內結構性矛盾和外部的沖擊相互交織在一起”。“兩個方面的矛盾和問題交織在一起的時候，就使得我們的決策當中難以作出比較清晰的判斷和決策”。 他強調，當前的經濟政策必須兼顧兩方面，一方面要關注結構問題，因為這是長期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另外一方面也要兼顧短期需求所受到的外部沖擊，特別是外部需求受到的沖擊。 “但是也不能平均使力，50%力量對付需求，50%力量對付供給，50%搞總量調節，50%去進行結構調節，這也不行”，他認為。 高培勇分析，當前經濟的主要問題時如何轉向“高質量發展”。他以中央提出的擴大基本建設抵御外部沖擊帶來的外部需求下降為例稱，上訴擴大需求的投資不是照搬1998和2008年那樣的做法，而是“要和補短板相結合”，第一個是基礎設施建設的短板，第二是受制于人的產業和產品的短板。“減稅降費”也是同理，目標在于降低成本。[詳情]

　　新浪財經訊 “中國宏觀經濟報告（2018-2019）發布會”于11月2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院長劉偉出席并演講。 劉偉表示，“穩中求進”是我國經濟工作的總基調，關鍵是解決好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關系。“穩”就是需求要穩，避免大起大落。在其看來，之所以提出“給側改革”就是因為需求疲軟，所以企業要提高競爭力，適應需求疲軟的市場競爭。 在談到“去產能”時，他分析認為，如果經濟出現衰退嚴重，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時候，進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去產能”“調結構”就會使得經濟“雪上加霜”。他警告說，目前，失業的群體主要是中間層即大學生，而教育在中國的脫貧當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一個大學生可以帶動全家走出貧困，如果出現大面積的大學生失業，則不單單是個人理想的破滅，更是家庭發展的破滅，“我們一定要高度關注大學生就業問題”，他強調。 劉偉業表示，“穩”是解決問題的前提，但真正解決深層次的問題還是要重“進”，即解決結構性的矛盾問題。他強調，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一定要注意“劣質的供給還不如無效的供給”。而有效的好的供給會刺激需求，而好的需求也會帶動好的供給，然后好的供給再刺激新的需求，“這樣才是穩中求進解決根本問題，不能盲目的刺激劣質需求，帶動劣質的供給，將來短期繁榮意味著長期的泡沫，不可持續”。[詳情]

　　新浪財經訊 “中國宏觀經濟報告（2018-2019）發布會”于11月2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經濟學院院長劉元春出席并發布報告。 報告認為，2018年注定是中國宏觀經濟值得高度關注的一年。世界經濟結構的裂變、市場情緒的巨變、微觀基礎的變異、經濟政策的疊加錯配以及結構性體制性問題進一步的集中暴露，改變了中國宏觀經濟2016年以來“穩中向好”的運行趨勢，宏觀經濟核心指標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這說明中國宏觀經濟既沒有“觸底企穩”，也沒有步入穩定復蘇的“新周期”，反而在內部“攻堅戰”與外部“貿易戰”的疊加中全面步入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新階段。2018年所面臨的經濟持續下滑的壓力難以利用短期穩增長政策得到有效緩解，需要利用新一輪全方位改革開放和新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進行化解和對沖。內外部壓力和問題的暴露決定了中國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經在2018年全面出現，2019年中國必定將踏上改革開放的新征程。 報告預測，2019年必定成為中國擺脫新常態低迷期、走向高質量發展模式的關鍵年。世界經濟結構與秩序的裂變期、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以及中國新一輪大改革的推行期，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的歷史方位與國際方位，這也決定了2019年經濟運行的模式可能發生變化。 根據上述定性判斷，設定系列參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模型，預測如下： 1、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預計全年實際GDP增速為6.6%，較2017年回落0.3個百分點，基本實現政府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同時，由于GDP平減指數降至3.1%，名義GDP增速為9.8%，較2017年大幅回落1.4個百分點，短期下行壓力較大。 2、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將持續強化，但是“六穩政策”的出臺和落實、新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的掀起，決定了2019年市場信心將得到有效逆轉。預計2019年實際GDP增速為6.3%，比2018年下滑0.3個百分點，由于GDP平減指數下降為2.8%，名義GDP增速為9.2%，較2018年下滑0.6個百分點。投資增速持續下滑的趨勢有所緩和，但疲軟的態勢難以根本扭轉，預計全年增速為5.9%。消費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緩解，但深層次問題短期內難以根除，預計增速為9.0%。外部環境可能會繼續惡化，預計全年出口增速為6.1%，進口增速為16.1%，貿易順差為994億美元，實現基本平衡。隨著內外供需平衡的進一步調整，2019年價格水平總體保持較為溫和的狀態。預計全年CPI上漲2.4%，PPI上漲3.4%，GDP平減指數漲幅為2.8%。 此外，報告還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議： 一、必須清楚認識中國經濟的歷史方位和國際方位，防止出現戰略性的誤判以及隨之而來的工具選擇的錯誤。 二、全新思考世界結構裂變期中國的戰略選擇。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來應對世界結構裂變帶來的短期挑戰；二是在堅持以新開放應對挑戰的同時，必須認識到裂變期世界經濟的各種基本參數發生根本性變化決定了我們不可能重返過去的戰略路徑，必須重構新開放發展的實施路徑，對于中短期面臨的問題要有戰術安排。 三、必須認識到目前很多宏觀經濟問題不僅難以用宏觀調控政策加以解決，同時很多問題本身就是持續使用宏觀調控和行政管控的產物。我們不能用宏觀政策調節和行政管控來應對基礎性利益沖突和制度扭曲所產生的問題，基礎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決目前結構轉型時期各類深層次問題的關鍵。要在中期規劃和設計新一輪基礎性、引領性改革方案的基礎上，全面總結3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就和經驗，果斷推出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四、要以改革的精神來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國2019年的宏觀經濟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中期經濟增長政策、轉型期結構性改革和基礎性改革進行分類，防止各類政策在目標配置、工具選擇上出現錯配，避免出現市場工具行政化、總量政策結構化、行政舉措長期化、宏觀調控泛化等問題；二是宏觀經濟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開放”，為新一輪改革開放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環境，強化底線管理、全面緩和各種短期沖擊；三是要正視改革疏導宏觀經濟政策傳遞機制、改革完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基礎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調整時必須前瞻性地考慮目前大改革、大調整帶來的宏觀經濟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謬誤等問題，避免宏觀調控在“過”與“不及”之間搖擺，進而成為加劇宏觀經濟波動的核心原因之一。 1、“六穩”的核心在于“穩預期”，“穩預期”的核心在于“穩信心”，必須認識到“穩信心”不在于某些宏觀經濟指標的短期穩定，不在于宏觀經濟政策隨著市場情緒進行簡單的寬松或定向性的幫扶，而在于市場主體對于長期戰略問題有清晰、明確和科學的解決方案，在于我們在基礎性問題上進行了真正的改革，為未來提供了一個可信的公平競爭環境。 2、“穩增長”依然要定位于底線管理，必須清晰區分周期性波動與趨勢性變化之間的差別，科學制定宏觀經濟短期增長目標和底線管理的界限。2019年的宏觀經濟增長目標取6.3%左右的下限區間較為適宜。 3、在儲蓄率持續下滑的新時期，“穩消費”對于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的重要性遠大于“穩投資”。2019年基建投資增速不宜超過6%。 4、“穩金融”應當以“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底線，不宜過度定義。 5、要充分重視各類宏觀經濟政策在調控不同政策目標上的功能差異，同時充分考慮大改革與大調整時期各類政策傳遞機制的變異，防止宏觀政策錯配與宏觀政策合成謬誤的泛濫。 6、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在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的基礎上，強化積極財政政策的定向寬松。考慮到2019年內憂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財政赤字率可以達到3.0%左右。 7、貨幣政策應當根據外部和內部環境變化及時做出調整，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內涵也要發生變化。建議2019年M2增速應當恢復到明年名義GDP增速的水平，達到9%-9.5%。 8、要持續高度關注房地產市場的調整和相關風險，特別是三四線城市房價的波動。 9、進一步從體制機制上促進創新創業活動，但應當吸取以往在新興產業、創新活動中的教訓，正視大規模創新創業所帶來的階段性成本。[詳情]

　　新浪財經訊 “中國宏觀經濟報告（2018-2019）發布會”于11月2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經濟學院院長劉元春出席并發布報告。 報告認為，2018年注定是中國宏觀經濟值得高度關注的一年。世界經濟結構的裂變、市場情緒的巨變、微觀基礎的變異、經濟政策的疊加錯配以及結構性體制性問題進一步的集中暴露，改變了中國宏觀經濟2016年以來“穩中向好”的運行趨勢，宏觀經濟核心指標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這說明中國宏觀經濟既沒有“觸底企穩”，也沒有步入穩定復蘇的“新周期”，反而在內部“攻堅戰”與外部“貿易戰”的疊加中全面步入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新階段。2018年所面臨的經濟持續下滑的壓力難以利用短期穩增長政策得到有效緩解，需要利用新一輪全方位改革開放和新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進行化解和對沖。內外部壓力和問題的暴露決定了中國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經在2018年全面出現，2019年中國必定將踏上改革開放的新征程。 報告預測，2019年必定成為中國擺脫新常態低迷期、走向高質量發展模式的關鍵年。世界經濟結構與秩序的裂變期、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以及中國新一輪大改革的推行期，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的歷史方位與國際方位，這也決定了2019年經濟運行的模式可能發生變化。 根據上述定性判斷，設定系列參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模型，預測如下： 1、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預計全年實際GDP增速為6.6%，較2017年回落0.3個百分點，基本實現政府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同時，由于GDP平減指數降至3.1%，名義GDP增速為9.8%，較2017年大幅回落1.4個百分點，短期下行壓力較大。 2、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將持續強化，但是“六穩政策”的出臺和落實、新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的掀起，決定了2019年市場信心將得到有效逆轉。預計2019年實際GDP增速為6.3%，比2018年下滑0.3個百分點，由于GDP平減指數下降為2.8%，名義GDP增速為9.2%，較2018年下滑0.6個百分點。投資增速持續下滑的趨勢有所緩和，但疲軟的態勢難以根本扭轉，預計全年增速為5.9%。消費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緩解，但深層次問題短期內難以根除，預計增速為9.0%。外部環境可能會繼續惡化，預計全年出口增速為6.1%，進口增速為16.1%，貿易順差為994億美元，實現基本平衡。隨著內外供需平衡的進一步調整，2019年價格水平總體保持較為溫和的狀態。預計全年CPI上漲2.4%，PPI上漲3.4%，GDP平減指數漲幅為2.8%。 此外，報告還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議： 一、必須清楚認識中國經濟的歷史方位和國際方位，防止出現戰略性的誤判以及隨之而來的工具選擇的錯誤。 二、全新思考世界結構裂變期中國的戰略選擇。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來應對世界結構裂變帶來的短期挑戰；二是在堅持以新開放應對挑戰的同時，必須認識到裂變期世界經濟的各種基本參數發生根本性變化決定了我們不可能重返過去的戰略路徑，必須重構新開放發展的實施路徑，對于中短期面臨的問題要有戰術安排。 三、必須認識到目前很多宏觀經濟問題不僅難以用宏觀調控政策加以解決，同時很多問題本身就是持續使用宏觀調控和行政管控的產物。我們不能用宏觀政策調節和行政管控來應對基礎性利益沖突和制度扭曲所產生的問題，基礎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決目前結構轉型時期各類深層次問題的關鍵。要在中期規劃和設計新一輪基礎性、引領性改革方案的基礎上，全面總結3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就和經驗，果斷推出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四、要以改革的精神來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國2019年的宏觀經濟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中期經濟增長政策、轉型期結構性改革和基礎性改革進行分類，防止各類政策在目標配置、工具選擇上出現錯配，避免出現市場工具行政化、總量政策結構化、行政舉措長期化、宏觀調控泛化等問題；二是宏觀經濟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開放”，為新一輪改革開放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環境，強化底線管理、全面緩和各種短期沖擊；三是要正視改革疏導宏觀經濟政策傳遞機制、改革完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基礎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調整時必須前瞻性地考慮目前大改革、大調整帶來的宏觀經濟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謬誤等問題，避免宏觀調控在“過”與“不及”之間搖擺，進而成為加劇宏觀經濟波動的核心原因之一。 1、“六穩”的核心在于“穩預期”，“穩預期”的核心在于“穩信心”，必須認識到“穩信心”不在于某些宏觀經濟指標的短期穩定，不在于宏觀經濟政策隨著市場情緒進行簡單的寬松或定向性的幫扶，而在于市場主體對于長期戰略問題有清晰、明確和科學的解決方案，在于我們在基礎性問題上進行了真正的改革，為未來提供了一個可信的公平競爭環境。 2、“穩增長”依然要定位于底線管理，必須清晰區分周期性波動與趨勢性變化之間的差別，科學制定宏觀經濟短期增長目標和底線管理的界限。2019年的宏觀經濟增長目標取6.3%左右的下限區間較為適宜。 3、在儲蓄率持續下滑的新時期，“穩消費”對于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的重要性遠大于“穩投資”。2019年基建投資增速不宜超過6%。 4、“穩金融”應當以“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底線，不宜過度定義。 5、要充分重視各類宏觀經濟政策在調控不同政策目標上的功能差異，同時充分考慮大改革與大調整時期各類政策傳遞機制的變異，防止宏觀政策錯配與宏觀政策合成謬誤的泛濫。 6、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在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的基礎上，強化積極財政政策的定向寬松。考慮到2019年內憂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財政赤字率可以達到3.0%左右。 7、貨幣政策應當根據外部和內部環境變化及時做出調整，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內涵也要發生變化。建議2019年M2增速應當恢復到明年名義GDP增速的水平，達到9%-9.5%。 8、要持續高度關注房地產市場的調整和相關風險，特別是三四線城市房價的波動。 9、進一步從體制機制上促進創新創業活動，但應當吸取以往在新興產業、創新活動中的教訓，正視大規模創新創業所帶來的階段性成本。[詳情]

　　新浪財經訊 “中國宏觀經濟報告（2018-2019）發布會”于11月2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經濟學院院長劉元春出席并發布報告。 報告認為，2018年注定是中國宏觀經濟值得高度關注的一年。世界經濟結構的裂變、市場情緒的巨變、微觀基礎的變異、經濟政策的疊加錯配以及結構性體制性問題進一步的集中暴露，改變了中國宏觀經濟2016年以來“穩中向好”的運行趨勢，宏觀經濟核心指標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這說明中國宏觀經濟既沒有“觸底企穩”，也沒有步入穩定復蘇的“新周期”，反而在內部“攻堅戰”與外部“貿易戰”的疊加中全面步入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新階段。2018年所面臨的經濟持續下滑的壓力難以利用短期穩增長政策得到有效緩解，需要利用新一輪全方位改革開放和新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進行化解和對沖。內外部壓力和問題的暴露決定了中國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經在2018年全面出現，2019年中國必定將踏上改革開放的新征程。 報告預測，2019年必定成為中國擺脫新常態低迷期、走向高質量發展模式的關鍵年。世界經濟結構與秩序的裂變期、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以及中國新一輪大改革的推行期，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的歷史方位與國際方位，這也決定了2019年經濟運行的模式可能發生變化。 根據上述定性判斷，設定系列參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模型，預測如下： 1、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預計全年實際GDP增速為6.6%，較2017年回落0.3個百分點，基本實現政府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同時，由于GDP平減指數降至3.1%，名義GDP增速為9.8%，較2017年大幅回落1.4個百分點，短期下行壓力較大。 2、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將持續強化，但是“六穩政策”的出臺和落實、新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的掀起，決定了2019年市場信心將得到有效逆轉。預計2019年實際GDP增速為6.3%，比2018年下滑0.3個百分點，由于GDP平減指數下降為2.8%，名義GDP增速為9.2%，較2018年下滑0.6個百分點。投資增速持續下滑的趨勢有所緩和，但疲軟的態勢難以根本扭轉，預計全年增速為5.9%。消費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緩解，但深層次問題短期內難以根除，預計增速為9.0%。外部環境可能會繼續惡化，預計全年出口增速為6.1%，進口增速為16.1%，貿易順差為994億美元，實現基本平衡。隨著內外供需平衡的進一步調整，2019年價格水平總體保持較為溫和的狀態。預計全年CPI上漲2.4%，PPI上漲3.4%，GDP平減指數漲幅為2.8%。 此外，報告還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議： 一、必須清楚認識中國經濟的歷史方位和國際方位，防止出現戰略性的誤判以及隨之而來的工具選擇的錯誤。 二、全新思考世界結構裂變期中國的戰略選擇。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來應對世界結構裂變帶來的短期挑戰；二是在堅持以新開放應對挑戰的同時，必須認識到裂變期世界經濟的各種基本參數發生根本性變化決定了我們不可能重返過去的戰略路徑，必須重構新開放發展的實施路徑，對于中短期面臨的問題要有戰術安排。 三、必須認識到目前很多宏觀經濟問題不僅難以用宏觀調控政策加以解決，同時很多問題本身就是持續使用宏觀調控和行政管控的產物。我們不能用宏觀政策調節和行政管控來應對基礎性利益沖突和制度扭曲所產生的問題，基礎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決目前結構轉型時期各類深層次問題的關鍵。要在中期規劃和設計新一輪基礎性、引領性改革方案的基礎上，全面總結3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就和經驗，果斷推出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四、要以改革的精神來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國2019年的宏觀經濟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中期經濟增長政策、轉型期結構性改革和基礎性改革進行分類，防止各類政策在目標配置、工具選擇上出現錯配，避免出現市場工具行政化、總量政策結構化、行政舉措長期化、宏觀調控泛化等問題；二是宏觀經濟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開放”，為新一輪改革開放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環境，強化底線管理、全面緩和各種短期沖擊；三是要正視改革疏導宏觀經濟政策傳遞機制、改革完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基礎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調整時必須前瞻性地考慮目前大改革、大調整帶來的宏觀經濟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謬誤等問題，避免宏觀調控在“過”與“不及”之間搖擺，進而成為加劇宏觀經濟波動的核心原因之一。 1、“六穩”的核心在于“穩預期”，“穩預期”的核心在于“穩信心”，必須認識到“穩信心”不在于某些宏觀經濟指標的短期穩定，不在于宏觀經濟政策隨著市場情緒進行簡單的寬松或定向性的幫扶，而在于市場主體對于長期戰略問題有清晰、明確和科學的解決方案，在于我們在基礎性問題上進行了真正的改革，為未來提供了一個可信的公平競爭環境。 2、“穩增長”依然要定位于底線管理，必須清晰區分周期性波動與趨勢性變化之間的差別，科學制定宏觀經濟短期增長目標和底線管理的界限。2019年的宏觀經濟增長目標取6.3%左右的下限區間較為適宜。 3、在儲蓄率持續下滑的新時期，“穩消費”對于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的重要性遠大于“穩投資”。2019年基建投資增速不宜超過6%。 4、“穩金融”應當以“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底線，不宜過度定義。 5、要充分重視各類宏觀經濟政策在調控不同政策目標上的功能差異，同時充分考慮大改革與大調整時期各類政策傳遞機制的變異，防止宏觀政策錯配與宏觀政策合成謬誤的泛濫。 6、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在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的基礎上，強化積極財政政策的定向寬松。考慮到2019年內憂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財政赤字率可以達到3.0%左右。 7、貨幣政策應當根據外部和內部環境變化及時做出調整，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內涵也要發生變化。建議2019年M2增速應當恢復到明年名義GDP增速的水平，達到9%-9.5%。 8、要持續高度關注房地產市場的調整和相關風險，特別是三四線城市房價的波動。 9、進一步從體制機制上促進創新創業活動，但應當吸取以往在新興產業、創新活動中的教訓，正視大規模創新創業所帶來的階段性成本。[詳情]

　　新浪財經訊 “中國宏觀經濟報告（2018-2019）發布會”于11月2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經濟學院院長劉元春出席并發布報告。 報告認為，2018年注定是中國宏觀經濟值得高度關注的一年。世界經濟結構的裂變、市場情緒的巨變、微觀基礎的變異、經濟政策的疊加錯配以及結構性體制性問題進一步的集中暴露，改變了中國宏觀經濟2016年以來“穩中向好”的運行趨勢，宏觀經濟核心指標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這說明中國宏觀經濟既沒有“觸底企穩”，也沒有步入穩定復蘇的“新周期”，反而在內部“攻堅戰”與外部“貿易戰”的疊加中全面步入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新階段。2018年所面臨的經濟持續下滑的壓力難以利用短期穩增長政策得到有效緩解，需要利用新一輪全方位改革開放和新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進行化解和對沖。內外部壓力和問題的暴露決定了中國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經在2018年全面出現，2019年中國必定將踏上改革開放的新征程。 報告預測，2019年必定成為中國擺脫新常態低迷期、走向高質量發展模式的關鍵年。世界經濟結構與秩序的裂變期、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以及中國新一輪大改革的推行期，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的歷史方位與國際方位，這也決定了2019年經濟運行的模式可能發生變化。 根據上述定性判斷，設定系列參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模型，預測如下： 1、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預計全年實際GDP增速為6.6%，較2017年回落0.3個百分點，基本實現政府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同時，由于GDP平減指數降至3.1%，名義GDP增速為9.8%，較2017年大幅回落1.4個百分點，短期下行壓力較大。 2、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將持續強化，但是“六穩政策”的出臺和落實、新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的掀起，決定了2019年市場信心將得到有效逆轉。預計2019年實際GDP增速為6.3%，比2018年下滑0.3個百分點，由于GDP平減指數下降為2.8%，名義GDP增速為9.2%，較2018年下滑0.6個百分點。投資增速持續下滑的趨勢有所緩和，但疲軟的態勢難以根本扭轉，預計全年增速為5.9%。消費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緩解，但深層次問題短期內難以根除，預計增速為9.0%。外部環境可能會繼續惡化，預計全年出口增速為6.1%，進口增速為16.1%，貿易順差為994億美元，實現基本平衡。隨著內外供需平衡的進一步調整，2019年價格水平總體保持較為溫和的狀態。預計全年CPI上漲2.4%，PPI上漲3.4%，GDP平減指數漲幅為2.8%。 此外，報告還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議： 一、必須清楚認識中國經濟的歷史方位和國際方位，防止出現戰略性的誤判以及隨之而來的工具選擇的錯誤。 二、全新思考世界結構裂變期中國的戰略選擇。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來應對世界結構裂變帶來的短期挑戰；二是在堅持以新開放應對挑戰的同時，必須認識到裂變期世界經濟的各種基本參數發生根本性變化決定了我們不可能重返過去的戰略路徑，必須重構新開放發展的實施路徑，對于中短期面臨的問題要有戰術安排。 三、必須認識到目前很多宏觀經濟問題不僅難以用宏觀調控政策加以解決，同時很多問題本身就是持續使用宏觀調控和行政管控的產物。我們不能用宏觀政策調節和行政管控來應對基礎性利益沖突和制度扭曲所產生的問題，基礎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決目前結構轉型時期各類深層次問題的關鍵。要在中期規劃和設計新一輪基礎性、引領性改革方案的基礎上，全面總結3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就和經驗，果斷推出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四、要以改革的精神來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國2019年的宏觀經濟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中期經濟增長政策、轉型期結構性改革和基礎性改革進行分類，防止各類政策在目標配置、工具選擇上出現錯配，避免出現市場工具行政化、總量政策結構化、行政舉措長期化、宏觀調控泛化等問題；二是宏觀經濟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開放”，為新一輪改革開放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環境，強化底線管理、全面緩和各種短期沖擊；三是要正視改革疏導宏觀經濟政策傳遞機制、改革完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基礎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調整時必須前瞻性地考慮目前大改革、大調整帶來的宏觀經濟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謬誤等問題，避免宏觀調控在“過”與“不及”之間搖擺，進而成為加劇宏觀經濟波動的核心原因之一。 1、“六穩”的核心在于“穩預期”，“穩預期”的核心在于“穩信心”，必須認識到“穩信心”不在于某些宏觀經濟指標的短期穩定，不在于宏觀經濟政策隨著市場情緒進行簡單的寬松或定向性的幫扶，而在于市場主體對于長期戰略問題有清晰、明確和科學的解決方案，在于我們在基礎性問題上進行了真正的改革，為未來提供了一個可信的公平競爭環境。 2、“穩增長”依然要定位于底線管理，必須清晰區分周期性波動與趨勢性變化之間的差別，科學制定宏觀經濟短期增長目標和底線管理的界限。2019年的宏觀經濟增長目標取6.3%左右的下限區間較為適宜。 3、在儲蓄率持續下滑的新時期，“穩消費”對于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的重要性遠大于“穩投資”。2019年基建投資增速不宜超過6%。 4、“穩金融”應當以“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底線，不宜過度定義。 5、要充分重視各類宏觀經濟政策在調控不同政策目標上的功能差異，同時充分考慮大改革與大調整時期各類政策傳遞機制的變異，防止宏觀政策錯配與宏觀政策合成謬誤的泛濫。 6、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在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的基礎上，強化積極財政政策的定向寬松。考慮到2019年內憂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財政赤字率可以達到3.0%左右。 7、貨幣政策應當根據外部和內部環境變化及時做出調整，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內涵也要發生變化。建議2019年M2增速應當恢復到明年名義GDP增速的水平，達到9%-9.5%。 8、要持續高度關注房地產市場的調整和相關風險，特別是三四線城市房價的波動。 9、進一步從體制機制上促進創新創業活動，但應當吸取以往在新興產業、創新活動中的教訓，正視大規模創新創業所帶來的階段性成本。[詳情]

　　新浪財經訊 “中國宏觀經濟報告（2018-2019）發布會”于11月2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出席并主持論壇。[詳情]

　　新浪財經訊 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8年一季度報告發布會”于2018年3月25日在北京舉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震出席致辭。 他表示，未來要增強天然氣能源的調峰能力，增加天然氣庫存。其次要推動天然氣價格的改革、 以下為演講實錄 王震：我想借這個機會談三點認識或者體會。我們今天討論能源問題還要放在大的歷史視角里面去看，不僅僅我們處在這樣一個新時代，也是我們處在全球來講叫做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大的環境，工業文明以來從17世紀三次工業革命以來，大家覺得是第四次，每一次工業革命背后有科學有技術，也有工業和農業。 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替代了傳統的手工業，背后是能源的替代，1760年代瓦特發明蒸汽機，那時候煤炭就是新能源，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并且只發生在英國，沒有發生在荷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國有煤炭，而且發生在英國的北部，就是因為那里有豐富的煤炭資源。 第二次工業革命叫電氣化，大概革了100年左右，這里有一系列的發明，包括愛迪生的電，包括內燃機的發明，背后也是動力的革命，內燃機代替了蒸汽機，石油成為新能源，第二次工業革命不僅發生在美國，還包括德國，甚至日本也趕上，航空工業大發展，有時候動力的革命一種能源替代另外一種能源產生革命性，不是說這種能源沒有了而是出現了比這種能源更經濟更有效率的能源。 第三次工業革命我們認為在上世紀60年代，1960年代稱之為信息化，信息化帶來一系列的知識經濟的發展，背后并沒有發生真正的能源革命，但是由于發達國家包括英國倫敦出現了嚴重的霧霾事件，德國、法國、洛杉磯，包括日本東京出現了一系列的環境事件，這些環境問題迫使人類開始考慮化石能源過度使用帶來的問題，生態的災難，要大幅度的降低高碳能源，進入一個石油+天然氣時代。 英國從一八五幾年的倫敦霧霾實踐開始大幅度的降低煤炭，用了幾十年時間，美國用了55年時間到60年代實現了煤炭能源降低23%，天然氣升到30%，石油+天然氣漲到60%以上，英國用25年時間實現煤炭從60%多降低到30%的水平，日本完全靠進口能源的國家，也是通過這種替代油氣大幅度的上升，煤炭的比例大幅度的下降。 工業發達國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完成了能源中碳甚至低炭的轉型，我們國家由于資源稟賦原因還處在煤炭時代，煤炭經過這么多年的努力現在降低到60.2%，石油18%左右，天然氣去年只有7.4%，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仍然比發達國家落后了一個時代。  三次工業革命給我們的啟示，我們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時候，也不會完全重復走過去的路，但是我們也不可能不走過去的路，我們怎么能夠加速，在這種轉型過程中，我們怎么實現大的飛躍？第四次工業革命叫“智能化”，什么是智能化，有很多的術語可以表述，對應要求能源更加清潔低炭，要適應時代的發展。 中國在新能源領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我們的盤子太大，鄭教授講到我們的能源和經濟，從2000年以后是大幅度的上升階段，煤炭在2000年時候中國煤炭量只有13億噸，經過短短十年飆升到40億噸，我們的能源不僅是結構的問題，還有一個根本上的總量問題，用的太多了。 我們現在新時代高質量發展能源體系應該什么樣的？高質量發展對我們研究經濟學提出什么要求？對我們從事能源行業有什么要求？高質量發展就是從有沒有向好不好轉型？對能源來講就是三大攻堅戰講的，第三個就是生態環境問題，十九大報告講的很清楚，三個方面同時發力：第一工業結構、第二能源結構、第三是交通運輸結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工業方式，我們的發展依賴于重的結構，這個結構在發達國家發展過程中都經歷過，我們要調整結構。能源結構總的思想就是減煤穩油增氣發展新能源。 從資源稟賦來講，未來一段時間肯定還要靠煤炭，煤炭的清潔利用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再怎么清潔利用煤炭還是煤炭。能源的數字一定意義上反映了國家的后工業化的程度，我們的能源里面主要在工業領域，大致來講2025年工業用能可能達峰，我們在2035年可能實現能源總量的消費的達峰，新增的清潔能源要完全滿足我們新增的能源總量，2035年以后非化石能源新能源逐步發展成為一個主體能源。 我寫了七個詞：第一安全、第二綠色、第三市場、第四創新、第五監管、第六是普惠、第七合作，我們未來的能源體系首先要解決安全保證問題，隨著原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風險敞口越來越高，天然氣對外依存度39.4%，接近40%，油相對是比較成熟的市場，總體上來講2/3依靠國際市場，但是市場機制比較成熟，相對來講風險可控的程度高很多，但是天然氣的管道出現了生產設施的大修的問題，導致了短時間的供應緊張，這個例子說明天然氣壓力跟油不一樣。安全保證是很重要的，未來不管怎么樣，安全體系是第一個，第二清潔低炭綠色生產，全世界煤炭資源最豐富的國家是美國，第二是俄羅斯，第三才是中國。 中國確實是一個大國，我們長期是我們有什么我們要吃什么，像日本韓國這些小國是什么好我們吃什么，當然這里有很多的國情和不同的背景，不是我們不用清潔的，我們也愿意用清潔的，但是有一個過程。第三個就是兼容并蓄，電力改革從2001年開始到現在經過了十多年的時間，煤炭因為市場化程度很高，去年黨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了《石油天然氣改革的若干意見》，改革過程它有很多的問題和爭議，也有很多難點，這個石油天然氣改革意見上了三次常委會，通過改革要解決什么問題？兩個活力：通過深化國有企業的改革，讓骨干的油電企業有活力，通過價格的改革增強競爭力環節市場活力，提高六個能力，這是按照產業鏈來講的6個能力： 第一勘察開采權逐步放開，逐步的讓更多企業參與到說有領域里面提高資源保證能力；第二通過進出口體制的改革提高我們利用國外資源的能力；第三個通過管網的改革提高我們集約輸送安全的能力；第四對競爭性環節特別是中下游的天然氣從配氣到銷售要逐步的放開，包括安全生產問題，我們講改革問題導向，但是問題在哪？ 油和氣是不一樣的，油是比較成熟的，供應能力生產能力，市場和最終用戶的承受能力都是比較成熟的，或者發展已經進入比較成熟的階段。鄭老師講的成品油價格，我認為也可以到了放開的時間，全國的加油站兩大油加起立已經不到50%，現在煉油“地煉”不準確應該叫新力量煉油的潛在能力大大增加，我們沒有完全到市場化體制情況下，一放就亂，煉油廠對地方經濟的拉動非常大，我們的地煉有一點失控。 第三點談一下天然氣的問題，從全球以及中國來講，天然氣未來的能源變革和轉型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國家在去年發改委出臺的《加大天然氣利用意見》里面提出要把天然氣變成主體能源之一，全球來講平均天然氣占比是24%，我們是7.4%，按照十三五的規劃希望天然氣在依次能源里面占10%，現在來講難度非常大。 從產業鏈來看，我自己總結了5A級的天然氣鏈，第一個A是資源的可獲得，第二A叫用的到，第三個要解決天然氣受到季度性影響非常大你要具備交鋒能力，我們叫用的穩，第四個A天然氣的替代性，天然氣可以替代任何一種能源，所以要用的起，最后天然氣是清潔能源畢竟還是化石能源，還要有責任，讓它更加的清潔低炭。 所以要打造5個A，有沒有資源，中國潛力還是比較大的，天然氣的真正大發展就是2000年以后，北京要申辦奧運會，建立了陜京線，然后西氣東輸建了一二三線，后面又加上從中亞的氣，海上的LEG，中國應該從求天然氣來講是東南西北加上自己都可用，能否用得起用的好用的穩需要有很多的工作做，但是資源是有的。我們必須要加快改革，天然氣價格不像油的價格，油價國際商上有幾大基本油價，但是它是市場形成的，大家認可它作為一個貿易結算的基準。 市場在變，我們自己要創造條件，天然氣我們亞洲主要以原油掛鉤的價格，我們已經成為LEG的進口國，去年超過了韓國，2017年-2035年能源全球復合增長率是1%天然氣復合增長率是2%，亞洲里面是3%，LEG增長率是4%，全球天然氣有1/3是用來貿易的，貿易里面有1/3是LEG液化的方式進行的，液化的1/3是通過現貨的。原油期貨要推出來，我們上海也要加快推LEG的合約。 我們這里有兩個問題要解決：一個是用的穩，解決調峰能力，要有庫存，我們目前和發達國家國家相比，按照國際天然氣聯盟的經驗，一個國家天然氣對外依存度超過30%的時候，你的天然氣調峰的能力比例要達到12%-15%，我們要加快一些工作。第二個就是價格問題。天然氣通過這方面來講，在未來的能源轉型中一定可以發揮替代作用。[詳情]

　　新浪財經訊 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8年一季度報告發布會”于2018年3月25日在北京舉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出席致辭。 他認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第一要推進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第二要進行能源市場化改革，第三要明確政府監管的范圍，發揮市場的作用。第四要建立多元化的監管體系，社會組織、行業組織也可以監管。第五要簡化監管的方式，強化服務意識。第六要推進創新。第七是要深化能源領域的分工協作。 以下為演講實錄 李佐軍：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上午好，很高興參加這次的討論。原來我以為是來講宏觀經濟，一來發現是能源體系，幸好我是資源與環境研究所的。我講四個問題，第一對鄭教授的報告做一個簡單的評價，第二講一下能源在綠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講一下提高能源效率的路徑或者對策，第四講一下發展綠色替代重要的新能源，生物質能源尤其是草。 先講第一個問題，對鄭教授的報告做一個簡要的評價，第一主題非常的有價值，從能源經濟做研究，從經濟學視角研究能源，鄭教授也延伸到能源其他重要的角度，把能源效率與能源環保與能源供應或者說能源民生等結合起來。第二鄭教授的報告對能源經濟發展的現狀概括為十個事實，比較全面，把我們了解的主要現狀進展做了概括，涉及面比較寬，包括國際和國內，有總量供求，也包括政府與市場關系等等方面的現狀。第三鄭教授的報告對能源經濟體系中存在的問題做了比較精準的剖析和揭示。重點兩個方面揭示，第一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角度，第二從國際的定位角度，國際上也有很多的能源供應大國和需求大國，中國在整個國際的能源格局當中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有一些方面沒有完全的找到，也揭示了能源發展當中的其他的具體問題。 第四點評價從對策角度來講，從三個方面提出比較有價值的信息，提出“不可能三角”，它的核心是能源效率能源供應和能源環保這三者的關系，這三者確實有一些矛盾。因為能源供應和能源民生我們希望它越多越好，但是供過于求會降低效率，能源環保有成本的，有代價的，為什么叫“不可能三角”，如果能同時兼顧最好，但是很難。我們需要在三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鄭教授的報告在這里提出很好的思路很受啟發。同時他強調分類推進，分類制訂政策從市場涉及到完全競爭市場、壟斷市場、在不同的市場條件下有不同的對策，同時針對不同的能源領域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像電力市場強調是管住中間放開兩段，煤炭市場強調放開，石油市場強調開放，天然氣市場重點要解決城市燃氣的問題，這種分類切合實際。他提出政策的體系框架，包括監管政策、社會政策、環境政策和國際政策，這是我們能源領域要考慮的四個重要的方面。監管政策和后面幾個政策邏輯上有一點交叉，應該叫競爭政策，環境政策就是監管的，這樣分類可能更科學一點。以上是我做了一個簡要的評價，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能源在綠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們社科院的所長從整個經濟學的高度從整個大宏觀的高度做了一個定位和分析，非常的有啟發。我主要講能源在綠色發展中定位和作用。我們用一個模型來說話，這個模型就是生態環境生產率模型，左邊生態環境生產率，下面分母分子，第一個變量資源能源消耗量，第二個變量污染排放量，第三個變量生態破壞量，分母希望它越小越來好，上面的分子一個是GDP，還有一個GEP，就是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我們看GDP有兩種模式：一種是通過大規模要素的抽放，它增加GDP總量也增加分母中的能源消耗，是否最終代表生態效率的提高有不確定性，還有一種模式是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拉動GDP增長，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是我們要的一種比較好的GDP增長模式，全要素生產率由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組成，這對應著中央領導強調的改革創新。分子中的GEP就是生態系統的價值，第一降耗，第二減排，第三止損，第四是增綠，第五提效，所謂綠色發展離不開這5點。我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清晰的公式概括出來，我們現在說能源在綠色發展中的地位。最主要的體現在分母中的資源能源的消耗上，把能源的結構優化了，效率提高了，當然可以降低能源的消耗量，提高生態環境的效率。能源在整個綠色發展中，是具有重要的地位，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提高能源效率主要的對策。今天主要是能源經濟，它的本質就是提高效率，怎么提高能源效率？第一要推進企業改革，包括國有企業改革和非國有企業改革，企業是能源經濟的主體，企業的效率提高自然整個能源效率提高了，我們要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非國有企業也存在企業效率的問題，也存在企業家精神的問題，只有把整個能源企業朝這個方向改革了能源效率就提高了。第二個要推進能源市場化改革，為什么要推進市場化改革，因為能源是一個市場，我們說經濟學市場是提高效率的一個重要機制，它可以實現帕累托最優。第三個對策是明確政府監管的范圍，在能源市場中它有一定的外部性和公益性，所以還要發揮政府一定的作用，但是監管什么，監管多少要清楚的，我們要明確監管的范圍，如果市場能發揮作用就讓市場發揮作用，能源領域是有邊界的，發電數量應該由市場發揮作用。第四個對策就是建立多元化的監管體系，不僅由政府監管社會組織行業組織也可以監管，企業也有自我監管的問題，監管不能局限于政府。第五點就是要改善監管，強化服務，監管范圍圈定下來，還要簡化監管的方式。政府最重要的還要強化服務，能源經濟市場領域有很多需要的服務，你不能只管還要服務。第六要推進創新，我們提高能源的效率，創新涉及到技術、人才、信息、知識這些基本的要素手段。第七個對策就是要深化能源領域的分工協作，包括鄭教授說的在國際當中找一個什么樣的競爭定位，包括能源內部的分工協作，亞當斯密的理論看起來很復雜，我用四個字概括“發展、效率、分工、協作”。 第四個大問題發展替代的能源。我這里只講一下草，最近十九大以及兩會后，關于“草”有兩個新的情況，一個中央說要我們“統籌山水林田湖”，現在又加一個草，第二在機構改革當中設定了一個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原來草原局放在農業部底下，現在是副部級了，這說明黨中央對草的定位和認識提高了。現在有一種草叫速生碳匯草，一年長很高，這個草有很大的生態效應也有很大的經濟效應，一噸草可以吸收1.47二氧化碳，釋放1.07的氧氣，因為草可以反復割快速的長，同樣的一畝地種草生態效益相當于種樹的14倍，另外從經濟效應來看這個草可以加工成軟料，可以變成一個一個的顆粒，電廠以前都是燒煤，現在搞生物發電，秸稈啊沒有那么多，種植這個草可以滿足，它成為綠色能源的替代品，還可以加工成地板，還可以加工成工藝品，在湖南長沙縣等地在做大規模的推廣。現在在北京也設立了平臺，在生態文明促進會下面設一個碳匯研究中心，現在要在北京向全國做推廣。這種草要大規模的種植一個符合國家統籌山水林天湖，第二符合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的要求，所以這個草是符合綠色能源的效果。好，我今天就講到這里。[詳情]

　　新浪財經訊 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8年一季度報告發布會”于2018年3月25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劉鳳良出席并主持。[詳情]

　　新浪財經訊 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8年一季度報告發布會”于2018年3月25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楊瑞龍出席并主持。[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