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經濟學院院長劉元春

　　新浪財經訊 “中國宏觀經濟報告（2018-2019）發布會”于11月2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經濟學院院長劉元春出席并發布報告。

　　報告認為，2018年注定是中國宏觀經濟值得高度關注的一年。世界經濟結構的裂變、市場情緒的巨變、微觀基礎的變異、經濟政策的疊加錯配以及結構性體制性問題進一步的集中暴露，改變了中國宏觀經濟2016年以來“穩中向好”的運行趨勢，宏觀經濟核心指標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這說明中國宏觀經濟既沒有“觸底企穩”，也沒有步入穩定復蘇的“新周期”，反而在內部“攻堅戰”與外部“貿易戰”的疊加中全面步入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新階段。2018年所面臨的經濟持續下滑的壓力難以利用短期穩增長政策得到有效緩解，需要利用新一輪全方位改革開放和新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進行化解和對沖。內外部壓力和問題的暴露決定了中國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經在2018年全面出現，2019年中國必定將踏上改革開放的新征程。

　　報告預測，2019年必定成為中國擺脫新常態低迷期、走向高質量發展模式的關鍵年。世界經濟結構與秩序的裂變期、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以及中國新一輪大改革的推行期，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的歷史方位與國際方位，這也決定了2019年經濟運行的模式可能發生變化。

　　根據上述定性判斷，設定系列參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模型，預測如下：

　　1、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預計全年實際GDP增速為6.6%，較2017年回落0.3個百分點，基本實現政府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同時，由于GDP平減指數降至3.1%，名義GDP增速為9.8%，較2017年大幅回落1.4個百分點，短期下行壓力較大。

　　2、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將持續強化，但是“六穩政策”的出臺和落實、新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的掀起，決定了2019年市場信心將得到有效逆轉。預計2019年實際GDP增速為6.3%，比2018年下滑0.3個百分點，由于GDP平減指數下降為2.8%，名義GDP增速為9.2%，較2018年下滑0.6個百分點。投資增速持續下滑的趨勢有所緩和，但疲軟的態勢難以根本扭轉，預計全年增速為5.9%。消費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緩解，但深層次問題短期內難以根除，預計增速為9.0%。外部環境可能會繼續惡化，預計全年出口增速為6.1%，進口增速為16.1%，貿易順差為994億美元，實現基本平衡。隨著內外供需平衡的進一步調整，2019年價格水平總體保持較為溫和的狀態。預計全年CPI上漲2.4%，PPI上漲3.4%，GDP平減指數漲幅為2.8%。

　　此外，報告還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議：

　　一、必須清楚認識中國經濟的歷史方位和國際方位，防止出現戰略性的誤判以及隨之而來的工具選擇的錯誤。

　　二、全新思考世界結構裂變期中國的戰略選擇。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來應對世界結構裂變帶來的短期挑戰；二是在堅持以新開放應對挑戰的同時，必須認識到裂變期世界經濟的各種基本參數發生根本性變化決定了我們不可能重返過去的戰略路徑，必須重構新開放發展的實施路徑，對于中短期面臨的問題要有戰術安排。

　　三、必須認識到目前很多宏觀經濟問題不僅難以用宏觀調控政策加以解決，同時很多問題本身就是持續使用宏觀調控和行政管控的產物。我們不能用宏觀政策調節和行政管控來應對基礎性利益沖突和制度扭曲所產生的問題，基礎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決目前結構轉型時期各類深層次問題的關鍵。要在中期規劃和設計新一輪基礎性、引領性改革方案的基礎上，全面總結3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就和經驗，果斷推出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四、要以改革的精神來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國2019年的宏觀經濟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中期經濟增長政策、轉型期結構性改革和基礎性改革進行分類，防止各類政策在目標配置、工具選擇上出現錯配，避免出現市場工具行政化、總量政策結構化、行政舉措長期化、宏觀調控泛化等問題；二是宏觀經濟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開放”，為新一輪改革開放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環境，強化底線管理、全面緩和各種短期沖擊；三是要正視改革疏導宏觀經濟政策傳遞機制、改革完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基礎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調整時必須前瞻性地考慮目前大改革、大調整帶來的宏觀經濟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謬誤等問題，避免宏觀調控在“過”與“不及”之間搖擺，進而成為加劇宏觀經濟波動的核心原因之一。

　　1、“六穩”的核心在于“穩預期”，“穩預期”的核心在于“穩信心”，必須認識到“穩信心”不在于某些宏觀經濟指標的短期穩定，不在于宏觀經濟政策隨著市場情緒進行簡單的寬松或定向性的幫扶，而在于市場主體對于長期戰略問題有清晰、明確和科學的解決方案，在于我們在基礎性問題上進行了真正的改革，為未來提供了一個可信的公平競爭環境。

　　2、“穩增長”依然要定位于底線管理，必須清晰區分周期性波動與趨勢性變化之間的差別，科學制定宏觀經濟短期增長目標和底線管理的界限。2019年的宏觀經濟增長目標取6.3%左右的下限區間較為適宜。

　　3、在儲蓄率持續下滑的新時期，“穩消費”對于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的重要性遠大于“穩投資”。2019年基建投資增速不宜超過6%。

　　4、“穩金融”應當以“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底線，不宜過度定義。

　　5、要充分重視各類宏觀經濟政策在調控不同政策目標上的功能差異，同時充分考慮大改革與大調整時期各類政策傳遞機制的變異，防止宏觀政策錯配與宏觀政策合成謬誤的泛濫。

　　6、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在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的基礎上，強化積極財政政策的定向寬松。考慮到2019年內憂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財政赤字率可以達到3.0%左右。

　　7、貨幣政策應當根據外部和內部環境變化及時做出調整，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內涵也要發生變化。建議2019年M2增速應當恢復到明年名義GDP增速的水平，達到9%-9.5%。

　　8、要持續高度關注房地產市場的調整和相關風險，特別是三四線城市房價的波動。

　　9、進一步從體制機制上促進創新創業活動，但應當吸取以往在新興產業、創新活動中的教訓，正視大規模創新創業所帶來的階段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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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