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紐約站記者、評論員 孫思遠
“如果你問我應該給央企高管多少薪酬,與私企相同的職位相比,我會說可能應該打點折扣,比如降低30%,但降薪70%實在太多了。”國際人才專家費羅迪認為,勝任央企職位比在私營企業工作更難:“除了擁有在私企工作的所有管理技能,你還必須具備政治技巧和處理復雜關系的能力。”
“我不認為中國央企高管如此大幅降薪是一個明智的舉動。央企在中國經濟中地位如此之高,占據的市場份額如此之大,他們的高管有什么理由少拿薪水呢?”費羅迪(Claudio Fernandez Araoz)談到中國央企高管大幅降薪時如是說。
費羅迪是國際知名的人才專家,在頂級跨國獵頭億康先達公司(Egon Zehnder International)擔任合伙人及資深顧問。他深諳中國市場,曾與騰訊、華為等企業合作。每年費羅迪會在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人才管理的企業高管課程,對不同國家人才市場均有涉獵。
“一百年前,阿根廷也是全球人均年收入排名前十的國家,前途無量;但一個世紀過去了,阿根廷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的領導者們卻并不稱職,于是把整個國家帶到了今天的窘境。”費羅迪表示:“新加坡與牙買加過去的發展對比就很能說明問題。”
1965年,新加坡與牙買加的國情基本一致:同為亞熱帶島國,國土面積與人口相當,都剛從英殖民地解放,經濟環境一樣孱弱,連人均年收入也幾乎相同。然而,50年之后的新加坡卻成為了全球最有競爭力的國家之一,人均年收入超過6萬美元,排名全球第四;牙買加的情況與50年前相比則幾乎沒有變化,人均年收入只有7000美元,排名全球101位。
“新加坡不存在自然資源優勢,他們的成功也與政治體制無關。”費羅迪認為:“新加坡的成功是因為他們不斷吸引、培養、投資他們最優秀的人才,在公共和私營部門都是如此。”
新加坡獨立后的首任總理李光耀曾對內閣官員表示:新加坡必須讓一部分最優秀的大學畢業生進入政府工作。而衡量優秀的標準,不僅是學術成績,還包括想象力、領導力、執行力、性格、動力。“新加坡政府為優秀學生設立獎學金,送他們去牛津、劍橋及美國一流名校深造,他們學成歸來即進入公共部門工作。”費羅迪表示。
新加坡很快組建了一個精英政府,并成為全球最有競爭力的國家之一。“一開始,新加坡公共部門雇員的收入并不高,但當這些優秀人才做出一定成績之后,政府便開始給他們大幅加薪。現在新加坡的優秀大學畢業生進入公共部門工作,所得薪水與進入麥肯錫或其他投行的薪水能夠持平。”
即便與薪酬極高的企業高層相比也是如此——某些公共部門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可達到新加坡排名前50上市公司CEO薪酬中位數的70%。“當然了,這些人都十分優秀,工作也非常出色。”費羅迪說道。
對于中國央企高管的降薪潮,費羅迪認為,勝任央企職位比在私營企業工作更難:“除了擁有在私企工作的所有管理技能,你還必須具備政治技巧和處理復雜關系的能力。關鍵是,這些政治技巧和軟技能在私企中也變得愈發重要。如果薪酬一直這么低,幾年之后央企高管可能都走光了。”
“如果你問我應該給央企高管多少薪酬,與私企相同的職位相比,我會說可能應該打點折扣,比如降低30%,但降薪70%實在太多了。”費羅迪表示:“如果不得不對高管降薪,央企就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才評估體系,讓內部的高潛力年輕人升職,給他們學習的機會。雖然他們的薪酬變少了,但獲得鍛煉的機會變多了。短期內,這么做可以解決人才流失的問題;但央企們必須迅速行動,否則人才很快就會轉投薪酬更高的私營企業。”
“再重申一遍我的觀點,金錢不是最重要的人才激勵手段,能夠激勵最優秀人才的是挑戰和學習的機會。中國不缺乏這樣的機會,但與此同時,人才也需要感受到自己是被公平對待的。”費羅迪笑著說:“這些會某種程度體現在薪酬上,如果人才感到自己被不公平對待,就很難留住他們。”
(本文作者介紹:華爾街的媒體人,供職于新浪財經紐約站。互聯網金融千人會(IFC1000)華爾街分會執行秘書長。畢業于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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