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機構專欄 中歐視角 作者 樸勝虎(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微博]戰略學教授) 李少民(美國歐道明大學教授)

　　許多人相信經濟自由化會加劇人們對財富的不寬容。在那些經歷了政治和經濟劇變的國家中，經濟自由化帶來了蔚為可觀的財富，但新創造的財富大多落入了那些人脈廣泛的特權精英手中，從而導致社會的極大不滿，對新的富裕階層產生了反感情緒。

經濟自由會加劇社會對富人的不滿

　　在美國，對財富的強烈抵制發展成了“占領華爾街”民眾運動。在法國，總統候選人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憑借對富人提高稅收的主張贏得了大選。正如評論員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他為《金融時報》撰寫的文章中所說的，“仇富心理正向全球蔓延。”

　　仇富的社會情緒持續增長，對政府、跨國企業和全球投資人來說都是一個挑戰。對政府的挑戰在于：一方面為了減輕民眾對富人的不滿情緒，政府需要對富人實施更高的累進稅率；而另一方面，為了鼓勵投資、留住企業，政府又必須保持在全球范圍內有競爭力的較低稅收，惠普[微博]公司前任CEO卡莉-費奧莉娜(Carly Fiorina)一語道破了其中玄機，“錢和人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流動。”

　　對跨國企業和全球投資人而言，日益高漲的仇富情緒使得他們要認真評估目標國家的投資氣候與居住環境。如果一個國家對財富有著強烈的負面態度，那么對企業管理人和投資者來說就不會是宜居的環境；而且政府也許不得不提高累進稅，并采取其他的再分配措施，這會導致這個國家投資成本的升高。

　　是什么讓一個國家對財富的態度更為寬容？我們能否找出決定社會對財富采取何種態度的因素？再者說，了解這些因素是否可以幫助政府制定政策以建設對財富寬容的文化？最后，跨國企業、專業人士與企業家又該如何評估社會對富人的態度，并采取有效應對措施？

　　我們對于影響人們財富態度的因素展開了一項研究，估算了各個國家的財富寬容值，以下是我們的一些研究成果：

　　首先，公共信任度(陌生人之間的互信)高的社會對富人的態度更友好。政治經濟學家認為，一個社會最重要的社會資本之一就是公共信任。這是維持民主良好運行、促進市場有效運作的一個主要構件。我們的研究顯示，在那些公共信任度高的國家，人們對財富的態度更為積極。

　　其次，對富人和財富寬容的社會還有以下文化特征：注重個人主義，有著強調物質成就的重商文化，并甘愿承擔高風險。

　　再次，在收入分配上，我們發現并不是財富分配本身導致了對富人與財富的反感情緒，癥結在于社會是否為大多數人提供了公平獲得財富的機會。正如孔子所言：“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我們最有趣的發現也許是：較高的總稅率不會提高社會對財富的寬容度，但總稅收中個人所得稅比例較高，相應的社會財富寬容度也較高。總的來說，是采取較高的累進稅政策，還是采取較低的稅收政策，政府必須在兩者之間進行權衡——前者能爭取到低收入者的支持，但有流失投資與企業的風險；后者會吸引更多的企業與富有的企業家，但可能會惹惱群眾。

　　我們研究發現，這樣艱難的選擇不一定就是高低稅收之間的零和博弈。我們也有可能通過調整稅收結構制訂出雙贏策略。我們的研究顯示，為了提高對富人的社會寬容度，政府應該將總稅率保持在相對較低水平，調整稅收成分，將收入稅的百分比與總稅收的百分比保持在同一水平。此處的收入稅包括個人所得稅、利潤稅與資產收益稅。

　　許多人相信經濟自由化會加劇人們對財富的不寬容。盡管這一關系看上去很像悖論，但進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出它是符合邏輯的。在那些經歷了政治和經濟劇變從共產主義轉向自由市場的國家中，經濟自由化帶來了蔚為可觀的財富。但新創造的財富大多落入了那些人脈廣泛的特權精英手中，從而導致社會的極大不滿，因此對新的富裕階層產生了反感情緒。

　　無論是從政府還是國際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對財富更為寬容都有百利而無一弊。為了改善公眾對富人的印象，強大的公共管理、個人主義、高度的公共信任和個人所得稅在總稅收中的較高比例、重商政策和鼓勵企業家冒險的政策都不無裨益。對跨國企業與全球投資人來說，他們所投資或生活的國家中不同收入階層人民之間的融洽相處也很重要。

　　在為投資或遷址評估目標國家的時候，高管及企業主都應該預估目標國家對財富的寬容值，評估與這一數值緊密相連的主要因素，如公共信任度、商業文化、社會變革速度和稅收政策。掌握財富寬容度及相關因素的信息和知識后，高管和企業主就能更胸有成竹地去適應當地社群，與之進行有效互動，管理好勞工關系，并據此制定他們在目標國家的發展策略。

    本文來源：《The LINK》雜志

　　(本文作者介紹：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是由中國政府與歐洲聯盟共同創辦，專門培養國際化管理人才的非營利性高等學府。微信號：CEIBS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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