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張鵬

　　如果中性地來看，一部中國改革開放史可以說就是一部毫不間斷的市場與反市場、腐敗與反腐敗、法治與反法治的交鋒對抗史。當下，恐怕很多人一直橫亙于心的一個問題是：紀念鄧小平，可以超越鄧小平嗎？

紀念鄧小平，可以超越鄧小平嗎？

　　央視一套晚上黃金時段正在播出一部紀念鄧小平誕辰、長達48集的片子——《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再現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84年鄧小平引領中國走向全面改革開放的重要歷史，一個運籌帷幄的強人、偉人形象與彼時人心思變、百廢待興的中國命運緊緊連在一起。

　　考慮到主旋律作品往往都經過了藝術加工，加之很多歷史檔案尚未完全公開，觀眾實難從一部電視劇中了解這一段歷史的全部真實細節。只能說從歷史主線上盡可能客觀公允，對所涉歷史人物盡可能“不虛美，不隱惡”——如此認識和還原歷史本身就已經非常有難度，尤其是以一種當下的現代的眼光看待整個改革開放全貌時更是如此。

　　在改革開放初期，不少支持市場取向改革的人曾認為，“改革一旦開始將是自我增強的平穩遞進的過程：經濟改革促使生產力和民眾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而這種提高又會促使更多的人支持全面改革向前推進。”這也是很多人對于改革進程的樸素認識和善良愿望。與此同期，鄧小平則認識到“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甚至會走向反面。”

　　1980年，鄧小平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倡議，但改革還沒有開始進行就遇到了中國改革后的第一次回潮，因此改革未能貫徹下去。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矛盾似乎并沒有得到明顯的消弭，有時那些固有的矛盾和新產生的矛盾還表現得相當尖銳(新浪財經專欄意見領袖中國經濟50人 吳敬璉語)。

　　從世界范圍上看，英、法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都經歷過一個動蕩不安的時期，中國要把現今發達國家在幾百年變革中所面對的矛盾和問題壓縮在幾十年解決絕非易事，稍有不慎便可能造成不小的混亂，但若制度積弊日久也孕育著更大的災禍。

　　在傅高義那本《鄧小平時代》中，鄧小平被認為“行為一貫，統制方式始終如一”，“在緊要關頭，鄧小平會做他認為最有利于國家的事，未必考慮這樣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1986年，鄧小平再次提出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爾后中共十三大決定推進以實現黨政分開為重點的政治體制改革，但在1989年又被打斷。這也成為他至死未竟的遺憾。在此后二十多年里，關于政治改革、法治建設的提法也很多，但實際進程遠沒有原來預期得快，這也造成了高層政治生活和社會經濟法制領域的不少問題。

　　如果中性地來看，一部中國改革開放史可以說就是一部毫不間斷的市場與反市場、腐敗與反腐敗、法治與反法治的交鋒對抗史。當下，恐怕很多人一直橫亙于心的一個問題是：紀念鄧小平，可以超越鄧小平嗎？這種超越不應只是眼前一時的超越的姿態和趨向，更在于尚未到來、有待落地呈現的超越的結果。

　　不過，沒有人預知這個問題的答案，即便現在領導改革的政治家們真正擁有了如臂使指的實力，同時人們也普遍支持他們順應民意、推動改革的行動。大家通常能夠知道的是，根據以往的經驗，哪一種政策會導致哪一種結果，而此類政策的重復很可能導致當今的局面。

　　也許值得些許安慰的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對于改革有了更深一步的理性共識：正是由于長久以來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相對更為滯后，形成了普遍的權力尋租腐敗的現實土壤，造成了社會矛盾突出、生態環境惡化等巨大的負面外部性，也才使得一番既觸及利益也觸及靈魂的全面改革尤為必要和迫切。

　　不過，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多年前的評論對如今的時代依然生動貼切：“研究歷史是醫治當代人傲慢氣焰的一劑猛藥。當我們發現我們原以為何等新奇、何等言之鑿鑿的膚淺論斷，原來早已被人類付出的巨大代價不止一次地驗證為徹底的錯誤時，盡管它們可能呈現出無數不同的偽裝，我們才能感覺到羞愧而謙卑。”

　　錯誤的確經常被重復，這對于我們是一個重大的提醒，只有從歷史中真正學會自省，才會有超越的希望，而超越的結果無疑是最好的告慰。但愿今后紀念鄧小平這位偉人時，不會再是回首仰視式的紀念。

　　(本文作者介紹：供職于巨杉資產，兼任智石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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