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周其仁

　　我經常對著一個東西百看不厭，就是找一張房產證。房產證全部是政府發的，為什么？這就是市場里政府要干的一件事情，要鑒定產權，用權威的法律給予表達，減少轉手的麻煩，止紛定爭，減少糾紛，因為國家人們整天在鬧糾紛就不會好好什么。

一張房產證引發的思考。

　　在觀念和經濟實踐當中，政府和市場好像是一對歡喜冤家，經常有人問市場干什么、政府干什么，政府應該干什么、市場應該干什么，政府干多了還是市場干多了，大家有非常多的討論。

　　國家完全取代市場做不到

　　但所有這些問題都有一個共同的東西，它假定政府和市場是兩個主體，但是上個世紀的經驗可能會提醒我們從另外的角度來想這件事情，一個是蘇聯的實踐，政府完全要把市場排除出去，那么國家權力，組建超級國家公司，完全取代市場。

　　這個理論的代表作就是1917年列寧寫下的《國家與和平》，他想象一個生產力不太發達的俄國怎么走社會主義道路呢？就是用國家機器把整個資源集中起來，所有人都是國家這個超級的超級大公司的雇員，然后由這個國家的計劃委員會來配置資源，這是一個理論表達，就整個國家就是一家大公司。

　　列寧其實沒有機會實踐這個想法，他掌權以后沒有幾年，搞了一段戰時共產主義，有點像超級國家公司，完全碰壁，迅速轉到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就是國家控制了經濟命脈，鐵路、煉鋼、電報、銀行，然后允許小的資本主義的工業、商業、農業，所以他的超級國家公司在他自己手里沒有試驗的機會。

　　二戰前后斯大林某種程度上把蘇聯經濟變成了一個超級國家公司，完全沒有看到合法的市場的作用。但是灰色的市場、地下的市場在整個蘇聯經濟當中揮之不去，沒有完全干掉，它的農產品的供應很大程度是靠農民的自留地，才能滿足莫斯科食品商店里都買不到新鮮疏菜和水果。始終以半地下經濟在維持，所以嚴重地講，也沒有看到過真正意義上政府可以把市場完全轟出去、排出去，經驗上沒有出現過，理論上也沒有。

　　上個世紀另外一些國家，主要是發達的西方國家，包括東亞，市場經濟是一個基本的形態，當然里面加上了一些宏觀調控等麻煩的東西，但是基調是市場。這些經驗當中可以看，無一例外沒有一個完全排除政府。真正搞市場經濟的政府都在里頭起作用，而且這里那里起的作用還不小。

　　中國是在這兩個經驗之間，我們跟蘇聯走了一段試圖搞超級國家公司，但是我們比蘇聯還落后，特別是農民的人口極其巨大，所以我們沒有搞成非常單純的國家超級公司，搞成了兩種模式，國家公有，還有一個是農民的集體所有。然后我們的計劃嚴密程度跟蘇聯不能比，我們一直有兩條腿走路，五小工業、地方經濟性這套東西，沒有完全搞成超級國家公司。

　　當然我們在意識形態，在觀念，在國家經濟命脈這個部分，那是寸步不讓的，那是由政府控制所有重大的資源配置，由于績效不好，所以就引發改革，而改革的走向很清楚，就是要把市場經濟叫回來。

　　我們現在是一個超級國家公司，不太嚴格的超級國家公司分權分成了無數的地方公司，地方公司之間又像公司又像政府，彼此也在競爭，這個競爭受各種約束，有些很像市場行為，有些就偏離得比較遠，同時也對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做出了貢獻。

　　但是，中國還做了一個實驗，大量的私營經濟、外資經濟清楚到產權鑒定的經濟組成了市場價格機制發揮很重要作用的一個板塊，也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做了重要的貢獻，因為經濟增長是所有的東西湊到一起。那么，下一步到底往哪里走？

　　政府在市場中的作用

　　政府有可能高高在市場之上，也有可能謙卑地落到市場中來，還有可能落到市場的底部去。如果順著這個方向走，經濟會發展起來，會有持續發展的前景。但是如果反過來，國家重新要飄到市場的上空，要凌駕于市場，要提供較少的服務，又獲得很大的稅收和其他的收益。20世紀有些教訓就會再現，而經濟理論工作者就是要討論這個條件，什么條件讓國家偏離市場、遠離市場、高居市場之上，什么條件讓它到市場里邊來。

　　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經常對著一個東西百看不厭，就是找一張房產證。房產證當然確實也很值得看，東方、西方，美國、中國全部是政府發的，為什么？我們為什么自己不能畫一個？我自己畫一個肯定比我家房子寫得比其他人家房子大，為什么不是開發商給你畫？開發商印一張房產證會比現在我們現有房產證漂亮。可是全世界很有意思，房產證全部是政府發的。這就是市場里政府要干的一件事情，要鑒定產權，用權威的法律給予表達，減少轉手的麻煩，止紛定爭，減少糾紛，因為國家人們整天在鬧糾紛就不會好好什么。

　　所以，討論市場和政府，只要看一下房產證，它是一體的，不是兩個主體，它是一個組成部分。當然這個組成部分很微妙，它給什么人發？到目前為止，我們只給城里人發，農民的房子不發產權證、不能交易、不能合法上市。那么如果發和不發，房價就不一樣，價格形成就不一樣，不但價格決定不一樣，價格決定什么也不一樣。所以政府對市場的影響，它從底部就影響了，不是兩個東西。

　　接下來討論政府要在市場里頭起作用要耗費資源，要鑒定，要處理糾紛，要料理各種麻煩才能獲得資源，怎么獲得資源？稅收。稅收跟一般公司取得的收入、利潤不同，這也是討論國家和公司有什么區別的一個關鍵，政府有強制性，稅收帶有強制性。不是你愿意交就交，不愿意交就不交。

　　政府就是通過強制性的稅收來減少社會很多成員“搭便車”，公共服務都要，但不要你出資，如果不要你出資公共服務就不要了，打起來怎么辦？鬧起來怎么辦？有糾紛怎么辦？市場的按照科斯的定律，產權鑒定是市場的基礎，而產權鑒定要通過社會強制力量，其中第一位就是政府。

　　那政府不能免費提供這個服務，政府要強制來獲得稅收，政府的麻煩就從這里開始。它如果沒有強制力，它當不成產權鑒定者，它有強制力要侵犯產權。它不夠強沒有戲，它非常強，你怎么摁得住它？

　　這是國家理論在不在市場里頭的一個關鍵。所以我的理解，這里面有一個分叉點，什么條件讓國家可以在市場當中提供支持市場的那些最必要的服務，同時又不會利用它的獨到的有合法強制力為后盾的權力，超越它服務的取費范圍。因為所有稅收都是拉夫給里登總統畫一張圖，稅率為零，稅收是零，稅率是一百，稅收也是零，一定是在中間的，所有活下來的政府都在中間。那中間哪一點，差距可大了。我們看到很多政府提供的服務很差，但是取費很高，我們也看到很優良的公共服務提供，取費合適。

　　亞當斯密當年講經濟成長起來，三個條件，一個條件是恰當的稅收，可是什么力量讓它是恰當的稅收呢？公司可以跟它競爭嗎？政府是一個，它是單一的、權威的、最后的第三方，而且有合法暴力，這是理解全部問題的關鍵。

　　1995年有篇文章討論農村改革，其實就是思考這個問題，到底什么條件？你看中國很有意思，搞人民公社的也是政府做的，大躍進也是這個體制做的，包產到戶也是中共中央發文件搞起來的，同一個主體搞的。什么條件下就開始要胡鬧，什么條件下就開始要好好鬧，什么條件決定的？這是整個增加發展持續的關鍵。我到今天也沒有很好的結論，只知道影響因素非常之多。所以非常希望看到有關問題的討論。

　　市場需要什么樣的政府

　　張五常的國家理論蠻有意思，我的理解不知道對不對，就市場本來不需要國家，因為市場雖然收入分配不均勻，但是不會兩極分化。國家會產生兩極分化，貧富差別太大。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張五常講了四條，為什么一個市場的社會會形成貧富兩極分化，有了兩極分化，搞不好就會起革命、起社會的內亂，那沒有政府，沒有國家干預，沒有國家調控，你什么事也搞不成。

　　這個理論聽起來是這樣，四條很簡單，第一條，交易成本存在，富人取得的利率低，我們老喜歡給小微企業貸款，利率很高，為什么？識別的成本太高，它不確定。第二條，通貨膨脹之后，有錢的人容易維持財產，100萬買個房子，通脹的時候房子的價值上漲，你只有1萬買不起房子，現金很快就沒有了，這是第二條拉開收入差距。第三條，富人可以購買政府額外的服務，通過賄賂買到額外的政府的服務，有偏向性的服務，導致這一點我們在過渡時期看得非常清楚。最后一條，人力資本，富家的孩子上好學校。

　　我讀了這四條，覺得每條都很好懂，這是張五常的本事。他不說你想不到，他一說你覺得就是這樣的。由于有嚴重的收入分配問題，所以需要回答干預，你干預不了這個市場就崩潰了，社會就崩潰了，就打起來了，就內亂了，恐怖主義就盛行了。他提供了這個理論，當然這個理論我們主要還是要聽教授講，這個理論啟發我們進一步去想，到底在什么情況下這個理論解釋就需要國家？

　　這個當然還需要思考，因為關于收入分配很多的討論，法國人寫了一本《21世紀資本論》，它的根據也是收入分配，出現了大幅度的正U型，從二戰以后大概70年代末之前，以美國為例，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有總收入從二戰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已經降到了35%、40%，一次大戰前后是50%以上，兩次大戰加戰后的發展變成35%。

　　90年代以后到新世紀現在又上升到50%左右。財富更麻煩，英國、法國、德國，私人財富的總量在二戰前、一戰前相當于年度國民收入的7倍，后來降為3倍，現在又上升到4-6倍，德國是4倍，英國、法國是6倍。所以他的政策見解就是要有全球政府，全球收支平衡，累進的資金所得稅，因為法國人做了四年，一收費人就跑了，儼然就成俄羅斯人了。

　　這個理論我也想了很久，我覺得還要討論，其實這條收入的U型曲線就是中國起來的時候，全球的人均收入缺口是這里，中國過去那么多農民工都在家里，一年一百多塊錢，現在多少錢了？全球看收入分配是收縮的，不是拉開的，但是對法國、發達國家來說很麻煩，因為原來工資很低的中國農民工都跟他們的工人競爭，現在是白領參加競爭。

　　全球看收入分配收縮，發達國家看收入分配拉開，包括香港，資本可以到大陸來，工人不來的。工人怎么辦？他原來會做的東西大陸人會做了，大陸人咄咄逼人，勞動力以及產品已經不麻煩了，開始生產社會、汽車、船，開始造大飛機，大飛機沒造出來，造成模型就開始賣，這個是很厲害的一個全球的圖形。

　　當然我理解皮凱特他們的擔心，2010年在達沃斯開會，法國來的代表講失業率25%，年輕人失業率40%，這里頭是不是需要一個國家呢？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調節者，全球化的持續能持續嗎？這個值得思考。同時也要思考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傳統的經濟學理論邊際要素的生產率會變動，和張五常提出的新的理論，這四條引起社會嚴重分化的理論，這些對我們考慮問題都有幫助。這些問題放進去以后，我想我還是關心我原來的問題，越強大的政府調解收入分配越有效，怎么駕馭它就是一個問題。

　　一個社會越往現在走，創造一個什么樣的條件可以讓這個強大的、沒有誰可以替代的政府，可以在市場里的軌道里頭走，不要重新飄到市場之外去，更不要飄到市場之上去，不提供服務，這個關鍵的約束條件，可能決定整個中國現代化的成敗，也是檢驗我們經濟理論的一個關鍵點。

　　(本文作者介紹：教授、博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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