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機構專欄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 林毅夫，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現為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中心主任、南南合作和發展學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榮譽院長。他最近著有《超越發展援助》和《戰勝命運》等。

　　很多人說，目前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正是拜其長期高速經濟擴張所賜。但幾十年來印度增長一直不如中國，現在卻面臨著更嚴重的污染、收入不平等和腐敗問題。只要潛力允許，讓發展中國家不去追求較高增長并非良策。

林毅夫：只要潛力允許 追求高增長并沒有錯

　　在10月份中共十九大的開幕詞中，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進入了“新時代”。接著，他承諾要在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國家由獲得人民支持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但也向全世界開放。

　　這是一個宏偉的藍圖，如果說有誰能夠帶領中國實現這個宏圖，那就是習近平。如今，他被廣泛認為是繼毛澤東之后權力最大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所繪藍圖的許多具體細節仍有待勾畫，中國需要怎么做才能在這個新時代真正實現現代化？

　　走出舊時代？

　　新時代固然新，但作為其根本特征的趨勢早已開始：中國正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雙軌轉型之中。在這一方面不斷地取得進展是促進穩定、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并推動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從而為深化體制改革鋪平道路的關鍵。

　　自1978年轉型開始以來，中國采取了一些重要改革措施，比如放開能夠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的勞動密集產業的準入以及農村改革等。但是，中國領導人始終將穩定列為重中之重，他們采取的措施一直是漸進式的，為了保護補貼資本密集、大型國有企業而保留了許多計劃經濟時代的干預和扭曲。

　　在轉型的最初幾年里，計劃經濟時代建立的資本密集型國企與中國的比較優勢相悖，因此無法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生存，需要政府保護。但是，拜高速增長和資本積累所賜，許多國企如今已經具備了自生能力。

　　現在，應該取消扭曲性的補貼和保護。只有采取這一變革，同時不斷深化體制改革，習近平才能夠實現他所提出的目標——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也是他志在構建的現代經濟體系的關鍵所在。

　　尚未結束的增長故事

　　從多方面來說，中國已經為未來發展打下了一個堅強的基礎。在過去38年中，中國GDP實現了年均9.6%的增長速度——這是史無前例的成就。展望未來中國經濟仍有可觀的增長潛力可挖。

　　目前，作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還存在巨大的人均收入差距。這一差距代表了勞動生產率水平的差異，說明中國在促進增長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方面還大有可為。

　　中國在一些行業已經全球領先，包括高鐵、可再生能源和家用電器等。確保這些產業的領先和在其他先進行業獲得領先地位——如電子商務和移動設備等，這些行業商品生命周期短，并需要大量人力資本——對于國家持續繁榮至關重要。幸運的是，中國國內人才并不短缺，并且可以為新產品提供巨大的國內市場。

　　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充分利用多數產業和發達國家勞動生產率水平差距這一后發優勢的資產，并在產品質量方面——進而價格亦然——遠遠落后于西方。如果中國能夠填補這一差距，就仍有年均8%的增長潛力。

　　其他經濟體證明了這一潛力的存在。2008年中國人均GDP（用購買力平價即PPP衡量）相當于美國的21%——這一比例相當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臺灣和1977年的韓國。所有這些經濟體隨后都以8—9%的速度又增長了20年，并且它們不如中國那樣有在產品周期短、人力資本密集的行業的優勢可以利用。

　　有些人認為，盲目追求GDP增長是一個危險的游戲。他們說，目前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正是拜其長期高速經濟擴張所賜。但幾十年來印度增長一直不如中國，現在卻面臨著更嚴重的污染、收入不平等和腐敗問題。簡言之，只要潛力允許，讓發展中國家不去追求較高增長并非良策。

　　改革如走鋼絲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應該不計后果。將潛力轉化為現實需要合適的供給側和需求側條件。如果中國想要可持續地實現潛力，供給側創新政策應該輔以需求側的條件。

　　在需求側，增長可以通過出口、投資和消費支撐。當出口年增長大幅下降時——從1978—2014年的平均16.5%下降到2015—2016年的負數——許多人認為消費是中國增長的下一個重要驅動力，并認為消費比投資更加可持續。

　　但提高消費取決于提高收入，提高收入要依靠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提高勞動生產率要求不斷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如果沒有投資，就不會有創新和升級，收入和消費增長也將大受影響。

　　因此，中國不應該將注意力集中在用消費取代投資，而應該集中在改善投資效率，從而讓投資支持生產率的提高、就業崗位的創造以及工資的增長上，這些是支撐國內消費的必要條件。這需要中國解決好供給側失衡，包括杠桿率過高和產能過剩。

　　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必須密切關注興起的中產階級的需要和期望。習近平明確指出，他的愿景需要通過一個堅強的中共來實現，“堅決反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如果中共要保持作為其權力基礎的“得民心”，就必須采取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注重于滿足群眾對生活水平、環境質量、透明度、治理和言論自由的日益提高的期望。

　　境外的陰云

　　當然，中國的經濟改革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全球經濟面臨著諸多挑戰。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已經二十六年，但它仍然無法恢復強勁增長或完全擺脫通縮。歐盟似乎終于從始于2008年經濟危機的衰退中走出，但復蘇依然脆弱，GDP增長率平均只有1%左右，失業也仍然很高。美國表現要好一些，但其GDP年增長率也只有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都預測其經濟增長在2020年前無法達到3%。

　　這一狀態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發達國家一直沒有采取困難但必要的結構性改革。政客們明知結構性改革是增強長期競爭力的必要條件；但他們擔心其對投資、就業和消費的短期影響所造成的政治反響。在低增長和失業高企的時代，這些改革將越來越困難。

　　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結構性改革列為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前兩支箭是財政刺激和貨幣寬松）。但五年過去了，第三支箭仍然引而不發，日本年GDP增長也仍然在1%徘徊。恐怕很多發達國家都會遭受類似日本的長期停滯的折磨。

　　所有這些都不利于政治穩定。在英國，一年前的退歐公投帶來的是保守黨在提前舉行的選舉中意外受挫。2016年特朗普在美國總統競選中勝出，震驚了全世界。德國總理默克爾正在為組織聯合政府而焦頭爛額。

　　面對增長乏力、失業高企和不平等惡化的局面，發達國家的選民自然要投票改變現狀。中國需要為此——以及隨之而來的不確定性——做好準備。決不能過度反應。保持冷靜并采取明智的前瞻性政策是確保中國不會成為國際劇變的下一個受害者的最佳辦法。

　　美國優先

　　對于美國尤其必須如此。盡管美國正在從全球領導者的位置上不斷撤退，但它仍是國際舞臺上一個最重要的角色——也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伙伴。如果中國想要實現習近平所提出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領導人必須通過利用經濟互補性來避免與美國發生沖突——包括貿易糾紛。

　　中國的人均收入大約為美國的四分之一（按PPP標準計算），名義值大約為七分之一，平均勞動生產率較低。這意味著美國和中國在（比如）高附加值、高科技和資本密集型行業發生直接競爭的可能性較低。因此，與歐盟和日本不同，中國的產品很少和美國的產品在國際上面對面的競爭，中國出口美國的主要是低附加值商品（美國總統特朗普似乎無法理解這一點）。

　　事實上，美國和中國的比較優勢不同不僅可以排除直接競爭，而且它們各自的市場都讓對方能夠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對美國公司來說，中國市場——用PPP衡量為世界最大市場，且貢獻了全球市場年擴張的30%——誘惑力巨大，不容錯失。由于美國大企業往往也是美國選舉的最大贊助者，美國決策者有強烈的激勵保持并深化對華經濟關系。

　　中美雙邊關系絕非坦途。最近美國感受到中國的威脅——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隨著其經濟一同水漲船高。但無論如何，地緣政治對立都不應該影響到互惠互利的雙邊貿易關系。中國若想不斷升級經濟、實現增長潛能，這一點尤其關鍵。只有確保美國企業離不開中國，中國才能保持其與美國的友好經濟關系，即便政治挑戰的出現在所難免——包括肇因于中國地緣政治實力不斷提高的挑戰。

　　全球治理的重構

　　不要弄錯了：中國尋求和擔當更重要的全球角色是正確之舉。目前，中國是按PPP衡量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并將在2030年前成為名義值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應該有不斷擴大的全球治理影響力與之匹配，這是順理成章之事。

　　二次世界大戰后構建的當前國際秩序維持了二戰結束以來的相對和平與穩定。但這一秩序系由建立它的西方國家所主導，它把滿足這些國家的利益放在滿足其他國家利益之先。它也倡導西方國家的發展和治理理念與方針。

　　在這一體系中，絕少有發展中國家取得成功。在1960年的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 到2008年只有13個進入了高收入行列。更糟糕的是，自1945年以來，全世界200多個發展中國經濟體中只有中國臺灣和韓國兩個從低收入躍升至高收入行列。（若一切順利的話，中國將在2025年成為第三個。）

　　尚未有發展中經濟體——除了在西歐周邊的幾個原本差距就不大的歐洲經濟之外——能夠按照發達經濟體的發展藥方取得成功。正因如此，我們需要新的發展思維，這一思維要吸取從“亞洲四小龍”到中國在內的成功經濟體的經驗——它們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為未按照西方所推行的戰略來發展。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展中國家被一再告知，若想將收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它們需要推動和發達國家相同水平的工業化。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放棄了繼續出口農產品和礦產并進口現代制造品，一頭跳進汽車、鋼鐵和裝備制造業的深水中，其中一些國家至今尚未浮起。

　　20世紀80年代，當進口替代戰略證明是失敗時，發展中國家又被告知，問題其實在于它們沒有和發達國家一樣的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根據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以“休克療法”進行私有化、市場化、貿易自由化，立即取消政府干預。

　　但最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正是那些拒絕了這些藥方的經濟體。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優先發展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小規模傳統制造業，而非采用進口替代戰略。中國采取了漸進式的雙軌制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越南和柬埔寨——另外兩個實現了穩定和快速發展的亞洲國家——也拒絕了新自由主義的主流智慧。

　　在東歐也能看到類似的情形，波蘭和斯洛文尼亞的非私有化大國企貢獻了GDP的近30%——這一比例不比中國低。前蘇聯國家中（除巴爾干三國之外）經濟表現最好的烏茲別克斯坦和白俄羅斯也沒有推行大規模私有化。

　　沒有萬靈的發展戰略。成功的國家總是走自己的道路，從自身條件出發思考自己能夠做好什么，并創造條件把這些產業做大做強。中國就是這么做的，并且隨著它日益成為國際舞臺上的“領銜主演”，它也必須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這樣做。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倡議著眼于構建聯通歐亞和非洲大陸的大規模基礎設施，便是推動上述思想的理想平臺。除一帶一路倡議之外，中國還可以利用與世界各國的合作交流，傳播新的、有益的發展和治理理念。發展中國家的成功顯然符合中國的利益：為它們帶去繁榮，是習近平實現他——以及整個中共——所追求的“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的“中國夢”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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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紹：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專欄”，作者來自全球頂級經濟學者、諾獎得主、政界領袖，主題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科學與文化塑造者的觀點，為全球讀者提供來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創文章、最具深度的評論，為解讀“變動中的世界”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