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央行[微博]副行長、IMF[微博]副總裁 朱民

　　隨著全球化、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今天的市場已經能夠更有效率地滿足人們的多種需求，但也因此而變得更加復雜。這意味著，未來的政府經濟職能不是簡單地回歸20世紀之前，更不是以市場失靈為理由而大規模干預經濟，甚至取代市場。

政府應該謙卑地站在市場之外

　　2011年歲末的一個中午，我像往常一樣去職工餐廳要了一個盒裝午餐，準備帶回辦公室用。正當我匆匆地走出餐廳時，忽然瞥見臨近餐桌圍坐著一圈年輕的中國人，像是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進行訪問的，已經用完午餐，正在聊天，好像是人民銀行[微博]的。

　　我放慢腳步，走近一問，果然是人民銀行總行和上海分行的，頓時倍感親切。于是我就近拉了一把椅子也坐了下來，和他們聊了起來。原來他們是人民銀行國際司從事翻譯的同事來國際基金組織作英語同聲翻譯的培訓。話題就從翻譯開始了。

　　常言道“曲不離口”，語言的技能是要不斷地使用，并在運用中維護和發展的。但翻譯作為一項工作，常有“松”和“緊”的時候， 如何充分利用“松”的時間，保持運用外語的不間斷性，小心地維護和發展自己的“翻譯”資本，同時為社會做有益的貢獻也增加自己的價值，是一件需要用心關注的事。

　　我自己常年工作在中文和英文的雙語環境中，深知外語好的重要性，也痛感外語技能流失甚至荒蕪的輕易。我經常鼓勵從事翻譯工作的同事，尤其是年輕人在業余時間做些書著的翻譯，保持技能，學習知識，增加價值，也對活躍國內學術討論和研究有些許幫助。我們聊了一會他們這次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培訓的情況，我也給他們介紹一些和他們工作有關的情況。

　　談著談著，看著他們這樣年輕和好學，這樣陽光和渴望，我止不住又建議他們在業余時間做些關于國際經濟金融書著的翻譯，一下引起了他們很強的共鳴，紛紛表示愿意嘗試。考慮到傳統的以個人為主的方式，工作周期長，交流少，質量不好保證，我建議他們成立一個業余翻譯小組，以網絡的開放的方式和思維進行合作，并和部門領導溝通，爭取他們的支持。而我則自告奮用地提出給他們推薦好書。

　　兩天以后，我又一次見到他們，他們告訴我小組已經成立，也獲得了了國際司領導的支持。

　　幾天以后， 我主持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財政局局長維托-坦茨(VitoTanzi)博士的新作 《政府與市場》(Governmentversus Markets)一書的發布會。

　　維托-坦茨博士長期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財政局局長長達二十多年之久，一直負責全球的財政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全球財政改革的前沿，對稅收政策，稅收管理，財政支出政策，中央和地區政府間轉移支付的政策和制度，具有深厚的經濟理論功底和豐富的國際管理經驗，在國際上享有盛譽。

　　他綜合了他多年的國際工作經驗和作為一個意大利人的文化背景，對歐洲債務危機作了一個既生動又深刻的演講。會議結束后，很多聽眾仍然上前聚在坦齊。瓦托先生周邊熱烈地討論著。

　　我忽然想到，為什么不把這本書介紹給人民銀行的翻譯小組，請他們翻譯成中文，介紹給國內的讀者呢？我當即找了維托-坦茨先生，他表示支持，我隨即向人民銀行的翻譯小組提出建議，也獲得了他們的熱烈響應。我又找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出版的部門解決了版權問題。

　　翻譯是一項非常嚴謹的工作，要翻得準確，譯得流暢，是一件很不容易得事。譯者既要有較強的責任心，又要有較高的學術造詣，既要對作者負責，又要對讀者負責；所以，需要考慮如何保證翻譯質量問題。我想到了同為人民銀行同事的王宇博士。我和王宇相識多年，時有工作往來，常有學術探討。

　　她工作認真，待人誠懇，在中國人民銀行[微博]工作已近20年。工作之中，她全心投入、全神貫注；工作之余，她潛心學術研究、關注國際前沿理論，將許多國外經濟學名著介紹給了中國讀者。王宇博士先后翻譯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的《倫理學與經濟學》和《貧困與饑荒》；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加利。

　　貝克爾的《家庭論》；馮-諾伊曼和摩根斯頓的《博弈論與人類經濟行為分析》；富蘭特-奈特的《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喬治-索羅斯的《開放社會—改革全球資本主義》，威廉-戈茲曼、哥特-羅文霍斯特的《價值起源》等著作，深受學術界認同，如果她能出面牽頭把關，一定能夠保證翻譯質量。并且她的譯著頗為出版界稱道，由她來協調出版工作很是合適。于是，我給她發了短信，請求支持。很快，她在萬里之外發回來了熱情洋溢的回復，慷慨承諾。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經濟學的永恒主題。政府干預經濟的理論基礎是市場失靈，但是20世紀以來，一些國家的政府職能日漸擴大，逐漸取代了一些市場和私人部門的職能，將政府干預的范圍從彌補市場失靈擴大到逆周期，又擴大到保障社會公平和維護社會穩定，政府在提供養老、醫保和公立教育等社會項目中的作用不斷增加。

　　隨著政府職能擴大，政府預算支出急劇增加、公眾稅收負擔不斷加重。并且，由于缺乏市場競爭約束，政府的公共計劃還產生了傳統的低效率問題。同時“道德風險”上升，其原因在于，如果一項服務是“免費”的，那么，不需要這項服務的人也會產生需求。

　　更有一些人會利用福利制度謀取私利，他們寧可不工作卻坐享社會保障，他們將經濟活動轉入地下以逃避繳稅和監管同時申領失業救濟。這里，政府支出的巨大成本實際上是由誠實而勤勞的勞動者承擔了。政府干預經濟還有可能形成壟斷，阻礙市場和私人部門的發展。在實際中，出于政治利益或經濟利益的考慮，政府往往傾向于代替市場，而不是真正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坦齊-瓦托先生幾年前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退休后，仍然繼續關注國際間重大的財政政策研究和尖端理論探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新一輪加強政府干預的呼聲再次出現，而全世界各國政府也普遍實施了財政擴張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

　　而隨后2010年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不但顯示了過度財政刺激的后果，也暴露了歐洲一些“福利國家”面臨的政府債務困境。坦齊-瓦托先生正是在這一歷史大背景下，認真反思了作為政府干預基石的市場失靈理論、逆周期理論和社會公平理論等，深刻闡明了20世紀以來政府支出大幅增長的原因及其后果，并對未來政府的經濟職能等問題進行了富有建設性的探索。

　　這本書中，坦齊-瓦托先生對財政預算、政府支出以及“福利國家”進行了詳細討論，并對未來政府的經濟職能進行了深入分析。他提出，政府職能在20世紀已經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21世紀還將會發生什么變化：是延續20世紀以來的“大政府”趨勢，繼續擴大政府支出、提高稅率？還是回到20世紀以前的“小政府”，削減政府支出，降低稅率？此外，全球化如何影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他認為，市場經濟就像一個不斷進化的生態體系，隨著全球化、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今天的市場已經能夠更有效率地滿足人們的多種需求，但也因此而變得更加復雜。這意味著，未來的政府經濟職能不是簡單地回歸20世紀之前，更不是以市場失靈為理由而大規模干預經濟，甚至取代市場。

　　政府應該在加強監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更多發揮作用，以提高市場的有效性、公平性和透明度，同時，政府還應當改革目前具有普惠性質的福利制度，以幫助那些“真正值得幫助的窮人”。這樣，政府的支出就會大大減少，公眾的稅收負擔就會大大減輕，社會的福利水平就會真正提高。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里，政府和市場的經濟職能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在不斷變動的技術、經濟、金融、政治環境下，尤其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沖擊下，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各自在什么地方？希望本書對我國的經濟改革有所裨益，也希望有興趣的讀者在本書中找到有趣的探索。

　　(此文首發于經濟觀察網，是朱民為《政府與市場》一書所做的序)

　　(本文作者介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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