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趙雪

　　怎樣理解美國經濟復蘇步伐顯著快于其他經濟體？以筆者看來，美國政府、央行在危機前后的政策制定、實施方面頗有獨到之處，是美國經濟率先走出危機的陰影，并逐漸進入持續高速增長周期的重要原因。

為什么美國經濟一枝獨秀？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美國經濟增長逐漸進入快車道。除掉今年1季度受異常寒冷天氣的短期沖擊之外，其他四個季度美國實際GDP年化環比增速均在3.5%以上。這不僅是危機之后美國經濟增速最快的時期，即使與危機前2003-07年的擴張周期相比也毫不遜色。

　　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均處于增長乏力的階段。歐元區徘徊在衰退的邊緣，且面臨顯著的通縮風險。日本消費稅上調導致實體經濟再次陷入短期衰退。而結構性改革的步伐遲緩，導致長期增長前景尚存較高的不確定性。

　　新興市場經濟體中，中國經濟增長趨勢放緩，巴西、俄羅斯、南非等資源出口國繼續受到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沖擊，而印度、印尼的改革預期短期內還難以轉化為增長的動力。明年美國貨幣政策預計將進入緊縮周期，對整體新興市場壓力更大。

　　為什么美國經濟能夠一枝獨秀？通常的解釋包括人口因素、頁巖油氣革命、美聯儲超級寬松的貨幣刺激、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功能等。盡管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相對而言，除了能源革命，其他因素在別的發達國家也同樣存在。例如歐元區擁有大量來自東歐和北非的年輕勞動力，歐央行[微博]和日本央行在危機后同樣推行了一系列激進的貨幣寬松措施，德國等國家的勞動力培訓體系相對效率更高。更不能忘記本輪金融危機對美國的沖擊遠遠大于其他經濟體。而頁巖油氣革命顯然不足以推動美國經濟進入快速擴張的周期。因此上述提及的常見原因至少沒有完整的解釋這一問題。

　　那么，怎樣理解美國經濟復蘇步伐顯著快于其他經濟體？以筆者看來，美國政府、央行在危機前后的政策制定、實施方面頗有獨到之處，是美國經濟率先走出危機的陰影，并逐漸進入持續高速增長周期的重要原因。

　　首先，非危機時期的政策儲備充分。以財政政策為例，多數人可能還記得前兩年鬧得沸沸揚揚的美國財政懸崖問題，包括債務上限談判的數次危機，以及聯邦政府因財政問題被迫關門兩周之久。不少評論者將其視為美國長期財政不穩定的來源。然而，細細品位，這些正是對聯邦政府的無形約束。

　　每隔一段時間媒體上連篇關于債務上限的討論，無疑會提醒每一個美國人自己的國家尚有巨額債務高懸，聯邦政府自然也難以長時間任意的擴大政府預算赤字，否則將被迫關門。而州和地方政府通常受制于嚴格的財政平衡條例，在財政出現問題時，在短時間內將不得不采取行動進行更正。清晰的財政條例確保了必要的政策儲備，也是美國與歐元區在主權債務方面的根本區別。

　　后者雖然對成員國也設立了具體的財政赤字目標，然而執行過程中大大走樣。例如希臘從加入歐元區伊始，財政方面就從未達標，但仍然順利留在歐元區內。貨幣政策方面也是如此，美聯儲在危機后迅速推出一系列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也源于長期以來的相關研究儲備，包括伯南克本人也正是研究美國大蕭條起源和政策應對的權威。

　　其次，政策制定專業、不受民粹主義的綁架。與許多歐洲國家一樣，最近十年左右翼民粹主義在美國的存在均越來越明顯，主要的政策主張包括擴大福利項目、減少財富不均等。但與歐洲不一樣的是，盡管出現諸如占領華爾街等事件，但對富人征收懲罰性收入稅、限制高收入人群的薪酬等從來未成為美國主流的觀點。

　　相對而言，美國政策的側重點在于確保整體機制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而非采取殺富濟貧的激進方法來取悅選民。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證的政策層面的穩定和連貫。另外，危機時期美國主要的決策者，包括財政部長、美聯儲主席等，或為學術功底深厚的權威，或為深諳實際處理危機之道的老手，而極少有純粹的政客，因此其政策主張往往能夠得到學界、商界、政界的支持。這也是為什么一知半解的所謂專家在美國難以生存的原因，更枉論對決策過程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再次，政策應對目標明確、實施堅決。美國政府、國會在處理債務高懸方面的力度令人贊賞。盡管國會兩黨各自解決財政失衡問題的提議南轅北轍，甚至鬧到政府關門，但在嚴峻的形勢面前，這些政客們最終展現出驚人的靈活性和遠見。例如兩黨在明知會開罪上億選民的情況下，一致同意在失業率仍然高企時不再延續社會安全稅優惠。

　　美聯儲為對抗通縮風險，支持就業市場復蘇，在缺乏明確理論依據和歷史經驗的背景下，仍堅持推出QE、前瞻指導等措施。這些措施固然有潛在的風險，實際操作中聯儲也難稱盡善盡美，伯南克本人的聲譽也承受了巨大的個人風險，但至少美聯儲對外界釋出了明確的政策信號，實際的效果總體正面。

　　最后，危機之后不忘亡羊補牢，并不盲目樂觀。一方面，美國監管當局對導致危機的責任方緊追不舍。過去幾年，多家美國金融機構為危機前的不當行為招致巨額罰款，對將來存在類似冒險心理的機構形成威懾。另一方面，多家監管機構鼎力合作，對危機前美國金融系統存在的漏洞進行認定和修補，尤其是對金融穩定的重視提升到新的高度。這些有利于未來金融市場出現異常跡象時，監管當局能夠更加及時和有效的進行應對。

　　綜上所述，危機之后美國經濟復蘇態勢顯著強于其他主要經濟體，除了經常被提及的基本面原因之外，政策制定和應對方面的成功經驗貢獻良多。其中不少相通之處，對新形勢下中國的政策選擇也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本文作者介紹：加拿大卡爾頓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加拿大某大型退休基金全球資產配置投資經理，原中金公司駐紐約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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