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陳征

　　習大大與安倍的手也握了，相也照了，團結友愛的大會也開了，到了11日上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卻在記者會上針對中日四點原則共識中涉及釣魚島內容應詢稱，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關于不存在領土問題的立場沒有變化。

日本宣稱釣魚島立場無變化

　　APEC會議期間關于中日兩國最大的新聞莫過于11月7日中日雙方發表有關“釣魚島存在主權爭議”的文件。《朝日新聞》也在11月8日的報道中分析指出，在中日此次達成的共識中，最為顯著的就是圍繞釣魚島的主權爭議問題。

　　可是，習大大與安倍的手也握了，相也照了，團結友愛的大會也開了，到了11日上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卻在記者會上針對中日四點原則共識中涉及釣魚島內容應詢稱，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關于不存在領土問題的立場沒有變化。對此中國大使表示嚴重關切和不滿。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說，“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件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喜劇出現”。國與國之間有的是永恒的利益，而沒有永恒的朋友。在一個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國家間的交往沒有道義標準，所以在外交談判中，出爾反爾、反反復復是一種常態，而一言九鼎、君子重一諾的情況才比較少見。

　　歷史上，日本人忽悠美國人，美國人忽悠日本人，美國人忽悠中國人，日本人忽悠中國人的例子也都曾經出現過，第一次是以悲劇的形式出現的，那么第二次呢？我希望它會變成喜劇。

　　日美之間的較量

　　1917年11月2日，日本特派大使石井菊次郎與美國國務卿蘭辛簽署了《日美共同宣言》。該協定就分割在華殖民權益達成默契，美國承認日本在華擁有“特殊利益“，日本同意日美兩國有權‘維護’中國領土完整，以及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史稱《石井—蘭辛協定》。

　　一戰結束后，戰勝國齊聚巴黎召開和會。日本代表憑著《石井－蘭辛協定》要求獲得德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前殖民地，尤其是中國的山東地區。雖然當時的中國代表顧維鈞就山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做出了非常雄辯的發言，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為自己主權發表言說，但是“弱國無外交”，1919年4月，在日本威脅如果山東問題得不到滿足，就要退出巴黎和會，也不支持“國際聯盟”的情況下，美英法幾大國先后向日本妥協，強迫中國接受現實。消息傳回國內，點燃了“五四”運動的火種，開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6月在《凡爾賽和約》正式簽署時，中國代表團退出了和會。

　　威爾遜總統遷怒于蘭辛在與日本簽訂協議時沒有注意日本的伎倆，最后威爾遜建立“國際聯盟”的理想未能實現，美國國會也因此沒有批準《凡爾賽條約》。這些影響到了蘭辛本人的聲譽以及他和總統的關系，他后來黯然退出了政府。

　　第一次的較量，以威爾遜夢斷“國聯”，蘭辛黯然離職收場。而在美國國會沒有批準《凡爾賽和約》的情況下，英、法、日、意成為了“國際聯盟”的四個常任理事國。對于美國人而言，這一結果不可不說是一個悲劇。

　　不過，在二戰結束后，美國單獨占領了日本，在麥克阿瑟將軍的統治下，不但修改了日本憲法，還徹底重建了日本社會，歷史終于在第二次重現時給了美國人一個大大的喜劇。為了構建美日同盟，共同對付亞洲大陸的蘇聯和中國，美國決定盡早與日本人簽訂媾和協議，這一次在與日本人打交道時，杜魯門總統派出了著名的“知日派”，約翰·福斯特·杜勒斯。

　　杜勒斯的外祖父約翰-沃森-福斯特是本杰明-哈里森總統的國務卿并作為李鴻章的談判顧問參與了《馬關條約》的談判。而他的姑父，就是一戰期間的美國國務卿羅伯特-蘭辛，他簽訂的《石井蘭辛協定》就像是蝴蝶的翅膀，煽起了中美兩國政局的巨大波瀾，“五四”運動的興起、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新中國的成立、亞洲甚至世界格局的改變都與當年他簽署的那個秘密協定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

　　由于杜勒斯家族有著豐富的日本經歷，他被選為美方與日本簽訂媾和協定的首席談判代表。杜勒斯也頗有乃姑夫之風，同樣在中日關系中扇動了一下蝴蝶的翅膀。根據他草擬的《舊金山對日合約》第三條：日本同意美國將北緯29度以南之西南群島包括琉球群島及大東群島、孀婦巖以南之南方諸島，包括小笠原群島、西之島及硫黃列島，及沖之鳥島與南鳥島，置于托管制度下，并以美國為唯一管理當局。(而中國的釣魚島也被劃入了這個范圍)

杜勒斯還表態說，“條約第三條規定琉球及日本南方及東南各島，此類島嶼自投降后即在美國單獨管理之下，有些盟國主張條約應規定日本放棄此等島嶼的主權給美國，其他則建議此島嶼應完全歸還日本，由于盟國間意見的不同，美國覺得最好的解決辦法是準許日本保留‘剩余主權’(residual Sovereignty over the Ryukyu)，同時使這些島嶼置于聯合國[微博]的托管之下，以美國為管理當局�！�

　　這番解釋為美國將來最終解決琉球主權問題提供了方向，同時也埋下了1971年美國將琉球施政權“返還”給日本的伏筆，成為中日釣魚島爭端的起源。日本右翼時常拿美方的“剩余主權”來說事，為日本侵占屬于中國的“釣魚島”尋找法理依據。

　　在此之后，日美兩國開始了關于“琉球問題”的長達20年的博弈，日本方面動輒幾百萬人開展各種抗爭，而美國方面給出各種“口惠而實不至”的承諾。長達20年的反反復復，不一而足。林登約翰遜總統迫于形勢不得不答應將琉球群島的施政權歸還給日本，但是尼克松總統上臺后還是不愿意那么痛快地把琉球還給日本。

　　根據1971年基辛格和尼克松顧問Flanigan的通話記錄，可以看到在美國政府已經答應將琉球施政權還給日本的情況下，Flanigan建議由美國參議院出面繼續玩弄花招，以有40%的參議員不同意日美關于歸還琉球的協議，因此協議無法在參議院通過為由，逼迫日本在紡織品貿易的談判中讓步。

　　于是，美國靠著參議院的出爾反爾，又為自己掙得了一些國家利益，日本不得不做接受美國的要求，簽署了“日美紡織品協定”，并限制纖維和毛紡織品的出口，在日美的紡織品大戰中敗下陣來。

　　歷史是一面鏡子，歷史也是最好的老師。在國與國的交往中，國家利益是最核心和關鍵的影響因素。不論是中日關系和還是中美關系，歸根結底都是建立在如何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的利益基礎上的。

　　中國一直以來政局穩定，但是與美國、日本或者其他政權更迭的國家相比，政局穩定、政策長期走勢透明也可能成為外交談判中的劣勢。別的國家可以在換國家領導人后立刻食言，將對中國的承諾全部推翻，或者政府做出的承諾由議會來推翻，惡意抬高談判籌碼，而我國政府一旦進入談判程序，就缺少了一些非常有用的制衡手段。

　　我國政府又很難承受“毀約”這種損害國家信用和國家形象的代價，因此，中國在外交談判中如何提高談判底線，如何防止其他國家以種種“政治正確”的機制和手段不履行對中國的承諾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

　　(本文作者介紹：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主席助理、北京外國語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在讀博士、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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