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日本站站長 蔡成平
日企進入中國市場時的心態恰如動物園中的動物進入了叢林社會，哪怕本為虎狼雄獅，也變得畏首畏尾，處處以守為主，對中國市場、企業都存在過度的恐懼心，且做法過度保守、不肯放權。這樣的心態和做法，恐怕不失敗都難。
日企為何難在中國取得成功？受日本最大的民間智庫---野村綜合研究所的邀請，筆者月前和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創辦人、主任張小勁教授一起在東京面向日本企業界做了一場演講。張教授主要講宏觀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筆者則是談中日商務合作。
迄今，我在中國多家媒體平臺上都開過專欄，內容多涉及日本，但較少寫對批判日本、反映日本社會負面的文章。在中日兩國民間互信仍然匱乏的當下，這樣的姿態不免會招致一些誤解，比如有讀者、網友會批評我“親日”，甚至罵我是“漢奸”。
對于這樣的指責，我只能哭笑不得。在日本學習、生活幾年下來，當然了解日本也存在許多問題，有一些甚至稱得上是頑疾。但之所以沒有在專欄中過多地批評日本、反映日本糟糕的一面，理由其實也很簡單。
首先，日本社會存在諸多弊端，但絲毫不影響一個基本事實，即日本在很多方面仍值得中國借鑒、仍是中國不得不重視的一面鏡子。臺灣有位藝人叫蔡康永，他說“雞生蛋，但雞也拉屎，最要緊的是多吃雞蛋，少理雞屎，吸取營養。”就是這個道理。
其次，我覺得，批評對方時最好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否則難免會淪為與背后說壞話無異，這并非真正的批評，因為真正的批評往往含有希望對方更正、轉好的愿望，而說壞話往往不具有任何正面意義。遺憾的是，中日都存在一些人靠此為生。
中日是最佳的互補伙伴
通過采訪、安排中日企業家互訪等活動，我接觸了許多中日企業家。中國企業家來日本之前，往往期待都普遍不太高，認為日本企業現在值得中國學習的有價值的東西已經不多了。但考察完，印象一般會大為改觀。
若加以粗略比較，會發現中日企業家的思維模式、行事風格都存在很大差異。造成差異的根源無疑是環境，人歸根結底是環境的產物，僅就現實生態而言，中日兩國企業家可以說是生存在截然不同的環境中。
日本如同是動物園，中國則像是叢林社會。動物園中的各群體能和諧共處，即使生為虎狼獅子者也會逐漸喪失原始的兇猛的一面，相應地便是整體活力、進取心漸失；叢林社會雖然更具活力，競爭(雖然是無規則或基于潛規則的)更為激烈，但也出處充滿了弱肉強食的殘酷。
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企業家往往野心勃勃，身上充滿著一種狼性，哪怕是30幾歲的企業家也往往立志要上市或做到多大規模，對“做大做強”、“上市”等目標懷有一種既美好又危險的沖動。他們對日本的看法也多趨向極端，或謙虛或傲慢，并沒有做到等量齊觀的平視，這或許也是整個中國社會對日本認知的縮影。中國企業家的圖景其實恰如高增長期的日本，當時的日本企業家也多是創業一代，崇尚做大做強，但如今則多為職業經理人。
從國民性的角度，邱永漢在《中國人與日本人》一書中稱日本人是“職人”，中國人則是“商人”。這樣的差異，讓中日企業家的思維不在同一個頻道、波段內，溝通協調起來甚為困難，但也讓彼此之間存在巨大的互補可能。
在一次中國企業家訪日中，中國某巨頭企業老總說：“在今天這樣的時代，誰投入精力去做技術研發誰是傻瓜！”這樣的心態，日本方面一定會覺得不可思議，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下中國企業家的真實心態。種種原因導致他們更喜歡玩營銷、資本運作、政府公關等，唯獨對技術研發、工藝求精興趣不大。
此前，中國企業家更多地是學習日式經營管理，比如所謂的松下、豐田模式等，但如今隨著日企地位的相對衰落，對這塊的需求在大幅減弱，但對日本技術的需求在升高。我運營了一個中日商務群“若水會”，共有約100位中日商務人士加入，當我問他們何為理想的中日商務合作模式時，幾乎所有人都回答：“技術研發交給日本人去做，市場營銷和資本運作交給中國人做。”
邱永漢也曾提出，日本要想在21世紀繼續維持優勢，就應該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特長---技術研發。我個人贊同這一看法，但問題在于，很多日本企業并不放心把市場開拓、銷售交給中國人、中國企業去做，而是想自己做，更不放心將技術交給中國企業。
的確，造成日方對中國企業深度不信任的原因，與中方自身合同、知識產權意識淡薄有很大關系，我一位朋友最近就剛出版了一本書叫《猛毒中國商務》，里面歷數了中國企業在展開國際合作時的種種惡習。
但與歐美企業相比，為何日本企業在華30年只能是不慍不火，這顯然也與日企自身的問題密切相關。
比如，日本車企最初進入中國市場時，就曾因擔心技術遭竊取而對與中方企業的技術合作很消極，而一些歐美的車企則相對積極得多。如今，豐田汽車在全球銷量第一，但在中國市場的銷量卻遠落后于歐美車企。
又比如，日本的媒體目前也開始紛紛開設中文網，但做得非常差強人意。在中國業務開展相對較好的是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其總編是中國人，而且同時兼任《金融時報》副總編，但這樣的做法在日媒是不可想象的。恐怕任何一家大型日媒都不可能委任中國人擔任其中文網總編，更不可能讓這位總編同時兼任本報的副總編。
這樣的現象，在日企中普遍存在，并不限于媒體。一些大型日企的中國現地法人，從總裁到部長、科長，幾乎清一色的都是日本人，再優秀的中國員工往往都只能做到副職。而且，這些中國區總裁在總公司的級別往往異常地低，可能還不夠部長級別，手上幾乎沒有太大的決定權和裁量權，但凡較為重要的事項都需要向總部一一請示。反觀歐美企業，其中國區總裁往往直接對總公司總裁或副總裁負責，若業績出色往往可以提升總公司副總裁，其工作權限和動力要比日企的中國區總裁大得多。
通過這些屢屢可見的怪現象，仿佛不難窺見日企在面對中國市場、與同中國企業合作時的心態。靠這樣的心態、做法在中國市場上打拼，恐怕不失敗都難。
唯一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總體上，日企進入中國市場時的心態恰如動物園中的動物進入了叢林社會，哪怕本為虎狼雄獅，也變得躡手躡腳、畏首畏尾，處處以守為主，對于中國市場、企業都存在過度的恐懼心。
一旦中日關系惡化，日本媒體便會邀請一些所謂的“專家”大肆鼓吹“日本經濟不需要中國”、“要盡快將據點移到東南亞去”，而中國的一些媒體也會泛起一些所謂“將日企趕出中國”、“我們可以沒有日本、日本卻不能沒有中國”的論調。在這一點上，中日媒體的品行、以及媒體請來的“專家”們的品格幾乎沒有太大區別。但與日本相比，中國人、尤其是中產階層、企業家階層，對媒體的信任度、被影響度恐怕要低得多。
然而，那些在媒體上鼓吹所謂“要放棄中國，將據點移到東南亞、印度、巴西”的所謂“專家”，有幾位真正從事過商業呢？他們對這些地區的市場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調查、了解呢？聽信這些鼓吹來做商業決斷，是否過于草率？
在中國，幾乎人人都知道一個寓言叫“小馬過河”，當狐貍警告小馬“河水很深很危險、不要過河”時，其自身實際上并沒有太多渡河的經驗和案例分析，因此河水究竟有多深、小馬是否能過河，它實際上是不甚清楚的。那些聽信輿論而不敢進入中國市場的日本企業，恰恰如同被狐貍警告后便放棄過河的小馬。
在美國大危機時期，時任總統羅斯福曾有句名言；“我們唯一恐懼的是恐懼本身——一種莫名其妙、喪失理智的、毫無根據的恐懼，它把人轉退為進所需的種種努力化為泡影。”這句話恐怕值得當下的日本企業好好理解、體會。
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日本企業充滿了蠻勇，先前的調研沒有做清楚便莽撞地想進入中國市場，最后鎩羽而歸后又將責任怪到中國市場如何糟糕的頭上。
比如，有一家網絡生活信息服務公司，是東證上市企業，兩年前想開拓中國市場，來詢問我的意見。但我了解到他們公司竟然沒有一位中國人員工，勉強懂點中文的是兩位員工業余在學中文。我當即勸他們先不要行動，因為中國網絡信息服務領域的競爭非一般日企可以應對，而且他們實際上連起碼的準備都沒做好。但他們還是想試一試，于是派了國際事業部的部長去上海，結果從上海機場至酒店的路上，便被當地司機兜了一大圈、宰了錢。此后的展開可想而知。
日企在華仍有巨大的潛在可能
那么，嚴格地講，日企在華是否還有可以開拓的空間和潛在可能呢？這個回答顯然是肯定的。其原因可以說有很多，我只說四個趨勢。
首先，中國正在快速邁入電商時代。在這一塊，中國是“發達國”，日本恐怕是“后進國”。今天的日本可以說是平靜如水，但中國卻已經如熱水般沸騰、劇烈變動。電商的快速發展，將帶來商業上的巨大便利，這也意味著日企今后進入中國銷售產品的成本將會大幅降低，過去那種不建工廠、銷售店不行的局面將被改變，尤其是絕大多數還沒有進入中國市場的日本中小企業，今后有望迎來一個機會。
其次，中國正在逐漸告別“GDP至上主義”。單純偏重GDP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已經到了不得不解決的地步，生態、環境治理保護，將成為未來中國發展不可能繞過的關鍵詞。而日本在環保、節能等諸多領域毫無疑問都是世界最領先的，日企在這一塊將面臨巨大的商業可能。
第三，“影子銀行”的處理，這將成為中國金融改革非常關鍵的一環。迄今為止的中國金融業，并沒能很好地支撐實體經濟的發展，銀行貸款過多地導向了房地產等暴利行業，制造業、基礎產業因為相對收益率較低，造成中國實業發展嚴重短板。要將金融往強化支持實體經濟的方向上引導，這將意味著中國的產業經濟在今后將有望得到一個相對較好的發展環境，而這正是日本的強項，日本將成為中國不得不效仿的對象。
第四，人口的突然老齡化。這一塊無需贅言，日本領先全球的養老業，將在中國的未來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機遇。
在這樣的潛在機遇面前，鼓吹撤離中國市場的論調是不負責任的。當然，能否抓住機遇取決于日企自身能否真正調整好心態、改善既往的拙劣做法。心態上不積極，做法上不開放，恐怕在中國市場上只能是死路一條。
(本文作者介紹：新浪財經日本站站長，畢業于早稻田大學，著有《柳井正與優衣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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