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香港站站長 彭琳
一位前港府高官私下坦言，作為中國最特殊的“地方政府”，香港向中央“拿政策”比內地多數省市都要艱難，因為“在中央沒有什么朋友”。香港所得到的所有政策，幾乎都是不斷修改完善的計劃書，反復到北京“跑”出來的。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突然在博鰲公布滬港交易所雙向開放的大新聞，輿論認為兩份“大禮”對香港的意義，堪比二十年前H股來港，以及10年前的簽訂CEPA。中信集團赴港整體上市帶給人們的震撼尚未消除，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又突然在博鰲公布滬港交易所雙向開放的大新聞，輿論認為兩份“大禮”對香港的意義，堪比二十年前H股來港，以及10年前的簽訂CEPA。中央一改過去惠港政策大多在7月香港回歸紀念時“獻禮”的做法，令熟悉惠港政策出臺慣例的人士深感意外。同時，香港經濟穩定繁榮，也沒有面對什么危機，為什么突然接連送大禮呢？
猶記今年三月頭的“兩會”上，港人突然發現總理工作報告中支持香港的表述大幅減少，大呼香港或將被“邊緣化”。隨后的一個月中，內地卻接連宣布對香港意義巨大的事件：中信集團赴港整體上市以及開放“滬港通”，令所有人始料未及。尤其是后者，不但長期推動內地人投資港股的各中資券商均不知情，連深度參與離岸人民幣業務的香港金融業高層聽到李克強總理在博鰲的宣布時，也表示“震驚”。
兩份“大禮”的份量，堪比二十年前的開放H股來港上市，以及10年前出臺的CEPA(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又一改過去中央惠港政策大多在7月香港回歸紀念時“獻禮”的做法，令熟悉惠港政策出臺慣例的人士深感意外。同時，香港經濟穩定繁榮，也沒有面對2003年那樣的危機，為什么中央突然接連送大禮呢？
香港態度積極 大禮非恩賜
不少內地人的思維還停留在十幾年前，以為香港對于尋求經濟新突破依然缺乏自覺，惠港政策都是中央的“恩賜”。事實上，回歸近17年來，香港政府的角色正在不斷變得更加積極。比如被視作香港目前金融業最大機遇之一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就是香港自己積極爭取的結果。
一位前港府高官私下坦言，作為中國最特殊的一個“地方政府”，香港向中央“拿政策”反而比內地多數省市都要艱難，因為“在中央沒有什么朋友”。與不少人心目中想象的中央政府總是體貼備至地研究出臺惠港政策相反，香港所得到的所有政策，幾乎都是港府各部門官員、乃至下屬機構拿著不斷修改完善的計劃書，反復到北京“跑”出來的。然而對于最終決策，香港卻沒有施加影響的能力，即便方案已經獲得中央高層及所有部委點頭首肯，最終何時出臺，也完全是內地說了算。
尤其在金融政策上，從最初的人民幣與港幣展開兌換，內地銀行來港展開業務，到目前的允許多種機構參與人民幣業務、兩地市場開放、基金互認等等課題，均是港府財金部門及金管局、港交所等機構不斷研究如何保障內地金融安全下提出的建議和方案。
今日內地《第一財經日報》也描述了港交所總裁李小加及其帶領的“滬港通”小組數年來不斷游說內地監管層，每年赴內地出差逾30次的艱辛過程，并稱“這樣的工作難過投行百倍”，可作為另一例證。
緩解中港矛盾 作臺灣樣板
自2003年宣布CEPA及開放自由行以來，事實上香港已有超過10年并沒有獲得具規模的優惠政策，就連不斷加深和細化的CEPA，在具體實施中也存在許多“大門開了，小門沒開”，業界難以操作、怨言不斷的情況。與此同時，內地“自由行”流量過大，以及通過“自由行”赴港產子、搶購生活必需品等攫取香港本地居民生活福利的情況，則令港人的意見越來越大。
對于近期的兩份“大禮”，輿論則普遍認為對加強香港與內地經濟聯結，以及香港本身產業發展都是真正“突破性”的。央企“金融巨鱷”中信集團赴港，除了將引領新一波央企、國企赴港上市潮之位，更被比喻為香港金融市場的“定海神針”。
昨日宣布的“滬港通”則如港交所總裁李小加所言，雙方交易所采取固定交易總額的方式，是用“最低的制度成本換取最大的市場交易”。業界預期股市交易額將至少增加10%，甚至隨著額度的提升，港股的每日交易額很快能攀升到千億港元以上。
這兩項政策新突破，除了令港人真正感受到與內地加強聯結的好處以外，也有助于加強香港作為“一國兩制”優越性的示范作用。尤其臺灣地區近期由于與內地的兩岸服務貿易開放事件，引發部分民眾反感，甚至年輕人占領立法會等風波，有人更以香港CEPA十年并無多大獲益作為反面案例。中央此時推出此類政策，正是以事實來證明，加大市場的開放將可讓各方都獲得長遠的利益。
內地經濟亟需金融試驗場
不少“惠港”政策，如果用內地的角度來看，其實也是利用了香港作為“試驗場”以及“展示臺”等角色。同時，香港的這種角色對內地并非可有可無，而常常是不可或缺。例如二十年前的H股赴港上市，不但促進了國企的改革，更給予了內地企業通過國際市場籌資的廣闊天地，在內地市場IPO不時“癱瘓”的局面下，香港則時時躋身全球IPO集資三甲。不僅如此，每年更有大量內地企業赴港發債、貸款等，金額逾千億美元。
在近幾年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香港更加是每一項新政策的試驗場，而成功之后則很快推廣到多個地區，香港往往實際獲利不多；例如人民幣清算機制，在香港推行不久便很快拓展到臺灣、倫敦等地。然而香港有更多自身的特色，是其他城市難以取代的，例如本次“滬港通”對兩地資金的管控獲得各方稱贊，證明中央對香港市場的信任，絕非其他海外地區可比。
不少“惠港”政策對內地自身同樣不可或缺，香港不但給予了內地企業通過國際市場上市籌資的廣闊天地，每年更有大量內地企業赴港發債、貸款等，金額逾千億美元。（路透社圖片）目前，中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調整的攻堅期，與香港相比，其實內地自身更需要依靠改革來取得突破。促使“中信赴港”的主要力量，正是去年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其背后是為了開發新的經濟動力，以及進一步促使國企深化改革和走向國際。
與此相似，“滬港通”也并不像過去的“港股直通車”，而是雙向的市場開放，A股市場引入的“活水”不但額度更大于港股，其開放意義也重于港股市場。隨此而來可以預期的措施，包括A股接軌海外市場的T+0交易方式，以及人民幣兌換額度的擴大等，都是推動內地金融改革、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步驟。
因此，盡管面臨經濟結構失衡，增長勢頭過弱等等困擾，對于內地所有城市而言，香港的優勢和核心競爭力其實從未失去，那就是國際化的企業管理和服務經驗、國際化的金融市場、國際一流的監管水平，更肩負著境外“試驗場”和“展示臺”的重任。
從這一角度而言，香港收獲“大禮”是實至名歸，暫時這份“大禮”除了香港，也沒有其他城市能夠收得下。相信香港若能進一步扮演好自身國際化的角色，在內地進一步推動改革的進程中，“大禮包”還將陸續到手。
(本文作者介紹：北大畢業后赴港留學，任職多年，貼身體驗國際金融中心枯榮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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