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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創新的前世與今生丨融資創新———跨時間分配經濟資源

2022年07月29日14:10    作者:范文仲  

  意見領袖丨范文仲(北京金融控股集團董事長)

  二、融資創新———跨時間分配經濟資源

  與金融支付產生的問題類似,人類社會為什么會出現跨越時間的借貸和投資行為?從經濟學理論上來講,社會不同單位個體的生產方程(ProductionFunction)存在差異,對同樣的經濟要素利用的能力有高低,如果生產效率低的一方將社會經濟資源融通給生產效率高的另一方,整個社會的產品和服務的總量就會增加,總體效用就會提高。這是投資借貸交易產生的微觀理論基礎。

  在互不相識的社會個體之間跨時間分配經濟資源面臨三個難題:一是誰有錢,誰缺錢?即使在今天,這依然是普惠金融的痛點,在信息資訊不發達的古代,更是搜索成本高昂的交易難題;二是出借的資金如何能保證安全?由于出借方和借入方信用信息不對稱,借出的錢如何保證被合理使用,借入方的誠信如何識別,這具有很大的信用風險;三是未來資金的收益和損失如何分配和分擔?跨時間生產經營,不可能每一個項目都會成功,投資的最終收益必然存在不確定性,巨大的風險和收益需要預先明確分配分擔機制。

  上述三個難點既是跨時間分配經濟資源的難點,也是推動金融創新的動力。為了解決上述難題,人類金融創新提供了多種不同形式的解決方案,發展出了以借貸為代表的間接融資和以股權投資為代表的直接融資。

  間接融資的解決思路是設立信貸中介機構,如中國的錢莊或西方的銀行,通過集中歸集和使用社會資金來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資金富余方將資金交給中介機構,中介機構再選擇合適的借貸方;中介機構利用抵押擔保、社會征信等方式降低借貸方的信用風險;銀行一方面收取利息類固定收益,付給存款人,另一方面增加資本和撥備來吸收潛在放貸損失的風險沖擊。

  直接融資的解決思路是建立集中的交易場所,如早期的咖啡廳或后期的交易所,聚集資金募集者和投資者直接交易;企業上市之前要滿足發行審核的條件,上市之后要定期披露信息給董事會和投資大眾;投資者通過股東會、董事會等公司治理制度指導企業經營,根據經營收益收取紅利,并按照有限責任的原則承擔經營損失。

《數字經濟與金融創新》范文仲編著《數字經濟與金融創新》范文仲編著

  歷史上,借貸類金融創新通過不斷擴大借貸的地域和參與的人群,努力提升借貸活動的資金規模和穩健度。

  在金融借貸行為發展的早期,由于信息不對稱,資金富余方和資金短缺方難以匹配,信貸類金融中介應運而生。資金需求方和資金供給方可以通過信貸中介作為中間人進行交易,資金供給方將資金給中間人,而資金需求方從中間人處獲得資金。間接融資機構解決信息不對稱的方式經歷了兩個階段:以發起人自身資金實力為基礎的小額放貸模式和以社會資金歸集為基礎的現代銀行模式。早期的間接融資機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倫,那時的神廟就有保管金銀、發放小額貸款的功能。中國的周朝出現了最早的官方財務管理機構———泉府,其具有平抑市場價格波動,提供商戶流動性支持的職責。明清時期,中國的山西和江浙地區出現了大量的票號和錢莊,發起人(東家)利用自有資金進行貸款或進行票據貼現業務。部分成功的典范,如山西平遙的日升昌票號、上海的阜康錢莊,運營持續百年,分支機構遠至俄羅斯和東南亞,一度成為清王朝重要的融資來源。但錢莊、票號的規模終究受到發起人的實力限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社會資金歸集的問題,同時業務發展受政治因素影響太大,后期在與入華經營的西方銀行業機構的競爭中一敗涂地。

  現代銀行機構誕生于歐洲。文藝復興后,意大利商業日益繁榮。11世紀,威尼斯、熱那亞已成為重要的國際貿易中心,部分專門經營貨幣業務的機構逐步出現,那時在集市上經常可以看到一些坐在板凳上進行交易的貨幣商人,專門從事錢幣兌換和小額放貸的生意。部分成功的商人獲益巨大,吸引了社會上的富有家族資金進行投資放貸,共同分享收益。后期,這些專營貨幣業務的商人影響越來越大,一般的民眾也將日常富余的資金交由他們代為放貸投資,其資金歸集規模迅速擴大,現代銀行的雛形開始出現。在意大利,這些貨幣商人最初被稱為“板凳商”(Banco),后期現代的銀行名稱逐步演變為“Bank”,銀行家也被稱為“Banker”。

  16世紀的意大利已出現了最早的現代意義上的銀行業機構,如1580年成立的威尼斯銀行、1593年成立的米蘭銀行等。這些銀行除了經營貨幣兌換、接受存款、劃撥款項等業務,還發放貸款,但它們所經營的貸款業務仍帶有高利貸性質,而且貸款對象主要是君主和擁有特權的企業,大多數工商業資本家仍不能得到信用的支持。17世紀以后,世界商業中心由意大利移至荷蘭及歐洲北部,1609年荷蘭成立阿姆斯特丹銀行,1621年德國成立紐倫堡銀行,1629年又成立漢堡銀行。在解決資金供給與需求信息不對稱的基礎上,現代銀行業逐步萌芽,逐步解決了“誰有錢,誰沒錢”的難題。

  在現代信用體系誕生之前,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放貸人的信用風險控制主要靠借款人提供的抵押物和第三方擔保。工業革命之后,因為行業分工的細化和經濟交易區域的擴大,經濟交易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現象越來越嚴重,原來建立在同城或村社經濟基礎上的誠信約束機制失效了,商業詐騙行為盛行,經濟主體的信用風險增加。一些公司為了防止上當受騙,在交易之前派專人到對方所在地進行調查,雇用“偵探社”了解對方的信用情況。在此歷史背景下,1830年,世界上第一家“偵探社”類型的信用服務公司在英國倫敦成立,主要從事信用調查服務,向貿易雙方提供對方背景和信用信息服務,防止詐騙行為,增加雙方互信,促進交易的順利進行。

  信用行業自一誕生便蓬勃發展。后期,信用服務的供求雙方不再滿足于僅僅提供信用調查信息,而是開始在信用調查信息的基礎上,對調查對象發表更為專業的信用評估意見。1841年,世界上第一家信用評估機構在紐約設立,信用行業也從單純調查階段進入了信用評估階段。1849年,JohnM.Bradstreet在辛辛那提注冊了首家信用報告管理公司,隨后,通過多年的經營積累,逐步發展成為企業征信領域中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并最具影響力的領先企業———鄧白氏集團(Dun&BradstreetCorporation)。1860年,美國第一家信用局在紐約的布魯克林成立。20世紀,美國個人征信產業市場逐步形成了以Experian、TransUnion和Equi-fax為核心的個人信用體系,到了80年代,美國的征信數據庫已覆蓋全美所有消費者的重要支付活動記錄。在現代金融體系中,完善的信用制度和信用記錄成為控制信貸風險的基石,?逐步解決出借資金的安全性問題。

  商業銀行的興起和信用制度的建立雖然部分解決了放貸者與借款人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也降低了借款人的信用風險,但外部經營環境改變等不可控因素仍可能造成巨大的放貸損失,繼而可能引發違約,而商業銀行對儲戶存款的兌付是剛性的,因此,必須建立一套制度來吸收放貸的損失,以保證少量的違約不會影響商業銀行的償付能力。與此同時,儲戶存款的期限較短,而放貸期限可能很長,金融機構還必須有流動性安排來解決期限錯配的風險。

  20世紀以來,現代商業銀行逐步建立了資本與流動性的制度性安排,增強吸收風險的能力,進而保證客戶資金安全。其中,資本監管是審慎銀行監管的核心。20世紀70年代,坐落在瑞士小城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推動成立了巴塞爾委員會,牽頭制定國際統一的資本監管制度,規定了商業銀行的最低資本要求,通過增強商業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使商業銀行及時沖銷經營過程中各種不確定性造成的損失,降低銀行清算破產的概率,并且維持銀行系統的穩定。除了資本監管制度,現代商業銀行還建立了撥備風險準備金的制度,增強自身的損失吸收能力。在政府層面還建立了存款保險機制,保障存款人的利益。在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中,歐美金融機構的穩健性受到較大質疑,危機后成立了全球金融穩定委員會(FSB),以《巴塞爾協議Ⅲ》為代表的全球銀行業資本和流動性的監管標準進一步提高,商業銀行的風險損失吸收能力不斷強化。

  現代銀行機構分支機構廣泛、資產規模巨大,支撐了社會主要的商業活動。在大多數國家,以銀行業為代表的間接融資機構依然是跨時間分配社會經濟資源的主渠道。通過持續不斷的金融創新努力,經濟社會跨時間借貸融資的規模不斷上升,地域已擴展至全球,經濟資源得以在世界范圍內分配,?社會生產效率大大提升,人類社會福利水平顯著提高。

  股票類投資通過設立有限責任制公司和擴大投資者范圍分散風險,為高風險的商業創新項目融資提供了新途徑。

  與間接融資相比,直接融資通過公開發行,資金的供給方和需求方集中在交易所進行交易,進而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直接融資解決信用風險的方式和間接融資略有不同,主要依靠發行審核和信息的披露,籌資人主動披露項目內容、公司業務,要求詳盡。投資收益主要靠經營收益分紅和股權轉讓的升值收益,防范投資風險主要依靠公司治理機制,企業的主要投資者可以作為股東參與公司的董事會,指導經營管理,從而實行經營風險買者自負,承擔企業破產的有限責任。

  文藝復興之后,西方大航海時代開啟。早期的遠航探險由于風險巨大,普通的商業機構無法承擔如此高風險的項目,只能由皇室進行資助。工業革命爆發后,蒸汽機車與鐵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的長期資本投入,原有的融資來源已經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近代兩大金融創新奠定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基礎:一是股份制有限責任公司的建立;二是資本證券市場的發展和投資銀行類金融中介服務機構的出現。證券市場的發展,為企業融資提供了新的渠道,也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充足的資本。世界上第一個股份有限公司是荷蘭的東印度公司,當時沒有獨立的股票交易所,股票交易也只能在阿姆斯特丹的綜合交易所里與調味品、谷物等商品混合在一起交易。1602年,荷蘭設立了世界上最早買賣股票的專門場所。

  17世紀后半葉,經濟中心轉移到了英國。在倫敦最古老的交易所———皇家交易所之中,早期俄羅斯公司(1553年創建)、東印度公司(1600年創建)等公司的股票與商品交易在一起進行買賣交易。18世紀上半葉,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不斷深入,股票市場開始逐漸活躍起來。1773年,在倫敦柴思胡同的約納森咖啡館中,股票經紀商正式組織了第一個證券交易所,即倫敦交易所的前身。1802年倫敦交易所新大廈落成開業,主要交易英格蘭銀行、南海公司和東印度公司的股票。進入19世紀,美國的鐵道債券、印度和澳大利亞的證券等加入交易。1914年,在倫敦交易所上市的證券中80%是海外證券,倫敦成為國際性的金融中心。

  美國最早的證券市場處于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1653年前后,證券交易在荷蘭殖民者建立的新阿姆斯特丹(英軍占領后改名新約克,即紐約)逐漸興起。證券交易中介商人所匯集的咖啡館也不斷增加。伴隨著美國的殖民地經濟的發展,曼哈頓島南部的城墻街(華爾街)開始逐漸繁榮。最初交易者聚集在露天街角進行買賣,隨著投資者的熱情不斷上升和證券交易量不斷增加,特地追加了傍晚的交易時間,同時也出現了刊登交易價格波動狀況的報紙。早期華爾街市場交易混亂與競爭無序,1792年,當時交易量最大的24位經紀人經過秘密協商,約定只在24人之間進行證券買賣交易、停止不當競爭、最低手續費為交易額的0.25%、在交易中互惠互利等承諾,即“梧桐樹協議”。1817年,以上經紀人通過一項正式的章程并將這種集中交易機制定名為“紐約證券交易會”。至此,集中的證券交易市場基本形成。1863年,紐約證券交易會易名為“紐約證券交易所”。19世紀后半期,美國證券市場伴隨著運河開發、鐵道建設等國內基礎設施的建設迅速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經濟霸主,紐約也取代倫敦成為國際最主要的金融中心。

  20世紀70年代以后,私人股權投資(PE)和風險投資機構(VC)在美國逐步興起,為一些高風險科技項目在上市之前提供起步資金。這些機構具有比普通投資者更為專業的投資分析能力,其資金來源多為高凈值客戶的富余資金或大型金融機構的多樣化投資組合計劃,具有較強的風險承受能力。得益于股權類投資機構的創新,全球信息科技的代表企業微軟、蘋果、雅虎、谷歌、亞馬遜在發展早期獲得了所需要的資金支持,開啟了人類信息革命的新紀元。沒有這些金融基礎設施的創新,我們現在取得的信息科技進步成果是不可想象的。

  分散經營風險的新機制———商業保險。

  針對跨時間投資的潛在損失分擔的需求,現代商業保險機構應運而生。商業經營者預先支付確定的費用給中介機構,而機構承擔在一定限度之外的潛在損失,從而經營損失有了明確的底線。如果說證券市場是通過在大量投資者中分散風險,支持高風險的創新經濟項目,保險業則是通過在大量經濟行為人中分擔風險,以提供一種相對穩定的經營和生活環境為目的。

  海上保險是一種最古老的保險,近代保險首先是從海上保險發展起來的。共同海損的分攤原則是海上保險的萌芽。公元前2000年,地中海一帶就有了廣泛的海上貿易活動。在遇到海上不測事故的時候,為使航海船舶免遭傾覆,最有效的解決方法就是拋棄部分船上貨物,以減輕船舶的載重量,而為使被拋棄貨物的所有者能從其他收益方獲得補償,當時的航海商就提出一條共同遵循的分攤海上不測事故所致損失的原則:“一人為眾,眾人為一。”公元前916年在《羅地安海商法》中正式規定:“為了全體利益,減輕船只載重而拋棄的船上貨物,其損失由全體受益方來分攤。”在羅馬法典中也提到共同海損必須在船舶獲救的情況下,才能進行損失分攤。由于該原則最早體現了海上保險的分攤損失、互助共濟的要求,因而被視為海上保險的萌芽。

  船舶抵押借款是海上保險的初級形式。船舶抵押借款方式起源于船舶航行在外急需用款時,船長以船舶和船上的貨物向當地商人抵押借款。如果船舶安全到達目的地,本利均須償還;如果船舶中途沉沒,“債權即告消滅”,意味著借款人所借款項無須償還,該借款實際上等于海上保險中預先支付的損失賠款。船舶抵押借款利息高于一般借款利息,其高出部分實際上等于海上保險的保險費。此項借款中的借款人、貸款人及用作抵押的船舶,實質上與海上保險中的被保險人、保險人及保險標的物相同。

  現代海上保險是由古代的船貨抵押借款思想逐漸演化而來的。1384年,在佛羅倫薩誕生了第一份具有現代意義的保險單。這張保單承保的一批貨物是從法國南部阿爾茲運抵意大利的比薩。在這張保單中有明確的保險標的,明確的保險責任,如“海難事故,其中包括船舶破損、擱淺、火災或沉沒造成的損失或傷害事故”,在其他責任方面,也列明了“海盜、拋棄、捕捉、報復、突襲”等所帶來的船舶及貨物的損失。15世紀以后,新航線的開辟使大部分西歐商品不再經過地中海,而是取道大西洋。到16世紀下半葉,經英國女王特許在倫敦皇家交易所內建立了保險商會,專門辦理保險單的登記事宜。1720年,經女王批準,英國的“皇家交易”和“倫敦”兩家保險公司正式成為經營海上保險的專業公司。

  1871年在英國成立的勞合社,由1688年愛德華·勞埃德在倫敦塔

  街附近開設的咖啡館演變而成。1691年勞埃德咖啡館從倫敦塔街遷至倫巴第街,不久成為船舶、貨物和海上保險交易中心。勞埃德咖啡館在1696年每周出版三次《勞埃德新聞》,著重報道海事航運消息,并登載了咖啡館內進行拍賣船舶的廣告。隨海上保險不斷發展,勞埃德承保人的隊伍日益壯大,影響不斷擴大。1774年,勞合社遷至皇家交易所,但仍沿用勞合社的名稱,專門經營海上保險,成為英國海上保險交易中心。19世紀初,勞合社海上保險承保額已占倫敦海上保險市場的90%。1871年,英國國會批準了《勞埃德法案》,使勞合社成為一個正式的團體,從而打破了倫敦保險公司和皇家交易所專營海上保險的局面。1906年,英國國會通過的《海上保險法》規定了一個標準的保單格式和條款,又稱為勞合社船舶和貨物標準保單,被世界上許多國家公用和沿用。1911年的法令取消了勞合社成員只能經營海上保險的限制,允許其成員經營一切保險業務。

  繼海上保險制度之后,火災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逐步出現。火災保險起源于德國。1591年德國漢堡市的造酒業者成立了火災合作社,1676年,由46個相互保險組織合并成立了火災合作社,其后,合并成第一家公營保險公司———漢堡火災保險局。但真正意義上的火災保險是在倫敦大火之后發展起來的。1666年9月2日,倫敦城被大火整整燒了五天,

  市內448畝的地域中373畝成為瓦礫,占倫敦面積的83.26%,13200戶

  住宅被毀,財產損失總計1200多萬英鎊,20多萬人流離失所。1667年,牙醫巴蓬獨資設立營業處,辦理住宅火險,并于1680年開辦了一家4萬英鎊資本金的火災保險公司。巴蓬的火災保險公司根據房屋租金和結構計算保險費,并且規定木結構房屋的費率為5%,磚瓦結構房屋的費率為2.5%。這種差別費率被沿用至今,而巴蓬也被稱為“現代火災保險之父”。1710年,查爾斯·波凡創立了倫敦保險人公司,后改稱太陽保險公司,開始承保不動產以外的動產保險,營業范圍遍及全國。它是英國現存最古老的保險公司之一。

  15世紀后期歐洲的奴隸販子把運往美洲的非洲奴隸當作貨物進行投保,后來發展到船長、船員也可投保。16世紀還出現了對旅客的人身保險,如遇到意外傷害,由保險人給予經濟補償,這些是人身保險的早期形式。17世紀中葉,意大利銀行家洛倫佐·佟蒂設計了《聯合養老保險法》(以下簡稱《佟蒂法》),并于1689年正式實行。《佟蒂法》僅限于小團體,每人支付一定的保費,再對認購人進行分息。年齡越高分息越多,直到全體成員死亡為止。《佟蒂法》的特點是把利息付給該群體的生存者,如該群體成員全部死亡,則停止給付。

  1693年,英國天文學家哈雷編制了第一張生命表,向世界揭示了不同年齡人群的自然死亡率,為現代人壽保險的發展奠定了科學的數理基礎。1756年,辛普森首次使用生命表,編制了依死亡率增加而遞增的保險費率表。此后,陶德森依照年齡差等因素計算保費,提出了“均衡保險費”的理論,進一步促進人身保險的發展。1762年,英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人壽保險公司———倫敦公平保險社。該公司以生命表為依據,采用均衡保險費的理論來計算保費,對不符合標準的投保人另行收費。這標志著現代人壽保險制度的形成。

  金融創新的四大要素。

  人們最早是從技術與經濟相結合的角度,探討技術創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是現代創新理論的提出者約瑟夫·熊彼特。他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所謂創新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把一種從來沒有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進生產體系中去;作為資本主義“靈魂”的“企業家”的職能就是實現“創新”,引進“新組合”;所謂經濟發展就是指不斷地實現這種“新組合”,而這種“新組合”的目的是獲得潛在的利潤,即最大限度地獲取超額利潤。

  我們認為,金融創新不只是生產函數的變化,也和經濟發展、科學進步、制度建設緊密相連,其中主要的推動因素可以總結為四個要素,分別是基礎理論、科學技術、法律制度與商業模式。

  首先,科學基礎理論的發展才會形成新的科技發明,導致技術創新的出現。例如,金融學是從經濟學的分支發展而來,其基礎理論包括經濟學、統計學、博弈論等多個基礎學科。其中,數學理論的建立和發展是金融學最重要的推動力。概率論和統計學的創新,促進了證券投資和保險業的興起。一般認為1939年美國金融學會正式從美國經濟學會中分離及1946年《金融學期刊》的出版標志著金融學獨立。金融學理論最初主要關注貨幣理論,包括貨幣的起源、定義、本位制度及貨幣的供給與需求等。此后的金融學理論還關注資本市場的金融理論,包括CAPM、APT資產定價理論、BS期權定價模型及投資組合理論、MM公司金融理論等。自21世紀以來,以行為金融學為代表的新分支學派的理論創新蓬勃發展。

  歷史上,金融與科技從來都是如影隨形,科技發明是金融創新的導火索和催化劑。金融業每次重大創新都得益于技術革命。正如中國古代造紙術、印刷術的創新推生了“飛錢”和“交子”,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電力、電報和電話出現,改變了金融業交易和通信的方式,把人類社會帶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世界,大大加強了社會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了金融分配資源的能力。近期,大數據、物聯網及人工智能等科技的發展,推動了支付模式、消費模式等的巨大變化,引發了金融科技的新革命。

  金融創新興于技術,成于制度。西方從古代巴比倫法典頒布,到羅馬法創立現代法律體系的基礎,再到后來航海時代信托制度的建立等,每次重大的法律創新和制度創新,都賦予了商業新的發展生命力。一塊發現于以弗所圣約翰教堂遺址的大理石石板上刻有詳細描述公元62年征稅部門(包稅人公司)權利義務的公開銘文。這些銘文清晰地記載著復雜法律框架,這一框架對于征稅權利的外包作出了詳細規定,包括征稅公司的收益、義務和義務的履行方式,以及為實現公司責任的政府抵押或擔保要求。不同于普通的合伙關系,羅馬包稅人公司擁有司法上獨立于投資者的“人格”,可以無限存續。此外,包稅人公司保護投資者免受合伙人債務的影響,這就是現代企業的早期基因。在全球經濟歷史中,英國的《泡沫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及其崩潰,之后的《巴塞爾協議》等國際經濟金融協議及各國金融監管規定,都對金融市場的發展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科學技術和法律制度的創新最終要依靠具體的組織和機構來實現。歷史上的商業模式和組織團體制度創新包括有限責任制、股份公司等。合伙制結構在中世紀甚至更早的時候就存在了,特別是在意大利的城邦國家,那里的貿易投機需要大規模的投資資本。圖盧茲保存下來的中世紀檔案記錄了當地磨坊融資的過程。磨坊主們通過共同出資、合伙經營來籌集資金,并且把索取權分割成合伙人的股份,每一股代表磨坊八分之一的收益分成。股份買賣可以和任何人進行,不限于磨坊主之間。巴扎克勒公司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第一個有據可查的具有眾多現代股份制企業特點的公司。后期出現的東印度公司、南海公司都是近代商業組織創新的代表。

  金融發展的歷史表明,持續的金融創新需要理論、科技、法律和商業四個要素有機結合、共同發展。在制度層面,東西方的法律體系存在顯著差異。古代中國大一統的王朝體系導致皇權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朝廷的強力管控下,很難形成對等的契約關系。金融創新雖然可以產生,但長期的持續性取決于朝廷的態度。與中國不同,歐洲歷史上大部分時期是小國共存,王國之間經常依靠各種協約維系和平,王國內部國王權威有限,重要事務要和權貴、商人階層達成妥協,契約傳統根深蒂固,為金融持續創新創造了適合的環境。我們認為,這種制度上的差異,是造成16世紀后東西方經濟文化大分流的重要原因。中國未來的金融發展一定要吸取歷史的教訓,同步推進創新四大要素的進步,只有配套制度完善之后,新的金融創新才能長久持續地造福社會。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金融控股集團董事長)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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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關鍵詞: 金融科技 數字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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