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范文仲（北京金融控股集團董事長）

　　第一章 金融創新的前世與今生

　　科技創新又進入了一個高歌猛進的時代。正如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電力革命進入每一個工業領域，電機、電燈、電話接連出現，創新了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當前信息科技的迅猛發展，也把人類社會帶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世界。過去二十年，隨著移動通信和互聯網的深入融合，人工智能（A）、區塊鏈（B）、云計算（C）、大數據（D）等科技噴涌發展，創造了大量新產品、新應用，催生出一系列全新的產業和商業組織， 深刻改變了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

　　歷史上的三次科技浪潮幫助人類實現了三次飛躍，我們稱為“3S”革命。第一次是農業革命，集居耕作解決了人類的生存（Survival）問題，土地和人口成為社會的核心經濟資源。第二次是工業革命，人類大規模利用機器的結果是變得更加強大（Stronger），礦產和能源成為各國爭奪的核心經濟資源。第三次是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目標是讓人們變得更加智慧（Smarter）。在這一輪科技革命中，數據和信息成為新的核心經濟資源。

　　人類歷史猶如加速前進的過山車，每次科技革命的時間周期在不斷縮短。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農業革命使人類社會從游牧狩獵轉為定居耕作，賴以生存的產業從采集業轉向了種植業，這個階段延續了數千年。工業革命從蒸汽時代到電氣時代，機械和能源的結合讓人類變得更加強大，此階段持續了數百年。信息革命在20世紀40年代隨著第一臺計算機的誕生拉開了序幕，從硬件到互聯網，再到大數據、人工智能， 時至今日不到一百年，正在快速改變著人類的生產和生活。

　　時代變革的特點導致很多產業的迭代周期日益縮短，企業的興衰轉換也在不斷加速。以往一個大型跨國企業的成長需要50年以上，而當前一個初創企業如果能夠看準未來，踩準每一個風口，成為世界級的大企業只需要15年；反之，一個大型國際企業如果對未來的產業方向判斷錯誤，錯失每一次機遇，從鼎盛到破產倒閉也只不過10年。在科技飛躍變遷的時代，企業的資本及資產規模、分支機構數量都不再重要，無論企業大小，都處于同一條起跑線上，只有真正理解科技創新、運用科技創新的企業才會有未來。

《數字經濟與金融創新》范文仲編著

　　一、支付創新———跨空間分配經濟資源

　　想要探索金融創新的未來，一定要了解金融發展的歷史。金融的核心功能是通過對信息不確定性的管理，跨空間和跨時間分配社會資源。其目標是讓每個經濟個體有更多的生活選擇，讓全社會有更多的產品和服務可以消費，擴大人類社會總體的帕累托最優福利邊界。金融業雖然處在不斷的創新、發展和躍遷之中，但服務人類福祉、提高社會福利的目標始終沒有改變。

　　人類為什么要有支付？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講，每一個微觀個體的效用函數（UtilityFunction）不一樣，即消費偏好不同。大衛·李嘉圖在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提出了比較成本貿易理論，認為擅長生產葡萄酒的人應該和擅長生產羊毛的人進行交換，使雙方的消費需求都可以更好地滿足，在此基礎上，經濟資源會得到更優化的使用，全社會的經濟效益也會上升。但是，在實踐中，通過貿易交換實現生產的比較優勢面臨很多困難， 例如交易對象的搜尋成本、磋商成本和運輸交換成本較高。為了解決這樣的難題，支付和貨幣作為金融創新方案應運而生。金融支付在人類歷史上的發展目標就是不斷擴大商品交換的地域范圍和參與交易的人群范圍，從而提升全社會的福利邊界。這個創新的過程延續至今。

　　標準化交易媒介———貨幣的出現。

　　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群居部落的經濟方式以自給自足為主，為了滿足對內部無法生產的特殊物品的需求，偶爾進行商品交換。隨著生產效率的提高，不同個體和地區發展出了自己的生產專長，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形式被打破，逐漸過渡到商品交換的社會形態。在早期，商品交易采取易貨形式，對契約制度的要求不高，只要交易雙方可以拿到葡萄酒和羊毛，很容易了解貨品質量，與交易風險和交易對象的人品關系不大，即使沒有法律契約也可以完成簡單交易。但是，易貨貿易尋找合適交易對手的時間很長，交易地域很小，交易的效率非常低下，無法滿足已進入農業社會的人類商貿需求， 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應運而生。

　　數千年前，生活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古埃及的居民，很早就開始使用早期的貨幣。中國的貨幣文化燦爛輝煌，有文字記載的貨幣史長達3500多年。先秦時期，牲畜、獸皮、珠玉、貝、布帛及金屬都充當過貨幣。

　　《周禮·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里布就是以布為材料制成的交易媒介物，里布上有幣名、年月、地址、錢數、發行人印信。《詩經·氓》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周代800年的幣制，一直以布帛為本位。中國也是世界上以銅鑄幣最早的國家，公元前1500年，商代已有銅貝幣，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屬貨幣之一；公元前800年，春秋初期已有青銅鑄造的刀幣。雖然青銅幣在早期商品交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由于青銅的價值低，攜帶不便，后期逐漸被金銀等貴金屬所取代。以金銀作為支付媒介，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比較小，無須辨別對手是何人，只要能夠錢貨匹配，“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就可以進行正常交易。

　　但是，由于貴金屬產量有限，加上經濟活動對貨幣的需求不斷增長，容易出現通貨緊縮。例如，西方歐洲小國曾因金銀產量受限，導致金銀幣的重量日漸輕薄，這個困擾直到大航海時代發現了美洲的銀礦之后才得以緩解。此外，貴金屬媒介還面臨運輸成本高的問題，遠距離的貿易面臨巨大的操作風險。由于路途不便，盜匪猖獗，長距離的運輸如何保證金銀的安全成為主要問題。為了減少運輸中的操作風險，中國古代曾產生鏢局等從事商業護運的行業，雖然減少了運輸途中的操作風險，但交易成本顯著上升，交易的規模和地域范圍依然受到很大限制。尋找一種在更廣泛空間內分配且簡便快捷的長距離支付方式，成為金融創新發展的必然需求。

　　中國歷史上的金融科技創新———唐朝的“飛錢”與北宋的“交子”。

　　現在的金融科技創新都并非從天而降，歷史上或多或少都有它們的影子。很多人以為中國的金融創新都是舶來品，其實古代中國是金融科技創新大國。例如，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屬貨幣的國家之一，冶銅術就是一種金融科技，有了銅錢，中國的歷代王朝才避免了西方國家金銀短缺的困境，商品貿易長期穩健發展。

　　東漢以后，紙張在中原的使用日益普遍。借助造紙術的發明，唐朝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官方匯兌體系———飛錢，商業效率得以極大提升。唐憲宗元和初年，商業和貿易極度繁榮，金銀攜帶不便，朝廷鼓勵商人在京城把金銀財物交給“諸軍、諸使或諸道”（各地方）設于京城長安的“進奏院”（相當于現在的駐京辦）換取紙質官方兌換券，稱為“飛錢”，后攜券到其他地區的指定地方憑券取錢。與此同時，部分商人也仿效官府的“飛錢”模式，在各地區或主要城市設立商鋪聯號，代營“便換”，成為民間的匯兌券，以此牟利。這種匯兌方式降低了對金銀銅錢的需求，緩解了錢幣的不足；商人前往各地進行貿易活動時，也減少了因攜帶大量錢幣造成的不便。

　　為了保護國際貿易的順利進行，唐朝西域都護府還創立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邊關制度，頒發“過所”，類似于現在的護照，其上標明商人的來往地和經商目的，繳納一定稅收后可以享受大唐王朝的全程庇護。由于實現了金融支付工具和金融制度的創新，唐朝的商業活動極度繁榮，絲綢之路成為聯系東西方貿易的樞紐，商品和金融資源實現了在歐亞大陸廣闊空間內的優化配置。我們常以為大唐盛世源于李唐王朝的經濟、軍事實力， 其實金融工具創新和制度創新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北宋時期，印刷術開始出現。益州府（四川盆地）經濟發達，絲綢和鹽鐵交易非常興旺。北宋王朝為了防止銅錢資源外流，限制邊區的銅錢使用。四川的金屬貨幣以鐵錢為主，重則二十多斤，輕則十幾斤，攜帶十分不便。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現了為不便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金保管業務的專職鋪戶。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鋪戶，鋪戶把存款數額填寫在用楮紙印刷制作的精美紙券上，再交還存款人，并收取一定的保管費。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被稱為交子。商人攜帶輕便的交子在四川進行商貿買賣，最后獲取的盈利以“交子券”形式在鋪戶兌換回金屬幣。

　　交子的便攜性大幅降低了長距離交易的成本，解決了貴金屬作為交易媒介攜帶不便的困擾，但是紙幣的創新也帶來了新的弊端———交易對手風險和支付媒介的價值風險顯著增大。部分精明的交子鋪戶在經營中發現，存款人存兌金屬幣存在時間差，用少量的鐵錢儲備可以發行大量的交子，不僅能放大鋪戶的資產規模，還可以利用多發的交子進行放貸生意牟利，于是開始印刷有統一面額和格式的交子，作為一種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場發行。逐漸更多的人意識到這項業務有利可圖，不久市場上便出現了很多交子鋪戶， 交子發行數量大增，信用大減，價值暴跌，引發了地區性金融危機。北宋景德年間（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張泳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交子鋪戶專由16戶富商經營，可以理解為是當時的官定“持牌金融機構”。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交子務，以本錢36萬貫為準備金，首屆發行官交子126萬貫，準備金率為28%。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官方紙幣發行管理機構和最早的紙幣準備金制度。

　　北宋最初對于交子的發行確立了一系列嚴格的規則：交子采取分屆發行的辦法，每屆到期時，用新發行的交子替換舊發行的交子；交子的發行需備有金屬貨幣作為鈔本，依慣例每造一屆交子需準備鐵錢36萬緡作為鈔本。但是，這些規范交子發行、穩定交子發行量的規則并沒有能夠維持多長時間。因對遼、金長年征戰，朝廷財政虧空日益增大，官府發現超量發行交子可以解決軍需的燃眉之急，貨幣管理制度很快讓位于現實之需。交子分屆發行規則被破壞，交子開始新舊兩屆并行，發行量倍增，導致交子嚴重貶值，出現了全社會的惡性通貨膨脹。

　　北宋滅亡后，南宋復制了交子的金融創新，發行了“錢引”。宋朝滅亡后，元朝和明朝先后發行了“中統鈔”和“大明寶鈔”。在每個朝代發行紙幣之初，都制定了較為嚴格的制度規則，促進了商業和貿易發展，受到社會歡迎。明末張萱在《西園聞見錄》中對此有生動的描述：“錢者，特天子行權之物耳，上之威令果行者，雖沙礫可使趣于珠玉，桑楮可以肩于錦綺，片紙只字飛馳于天下而無凝滯。”但是，金融科技創新的力量終究難以抵擋朝廷填補財政虧空的欲望，后期每個王朝都抵御不了誘惑，紙幣創新淪為掠奪社會財富的便捷工具，通貨膨脹反復出現，愈演愈烈。永樂年間，明朝政府被迫取消了大明寶鈔，退回到銅錢和白銀支付。

　　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使用具有政府信用背書的法定紙幣的國家，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個貨幣政策管理機構———“交子務”，也是第一個經歷紙幣型通貨膨脹的國家。中國的紙幣創新領先西方600年，但結局令人唏噓。失敗的原因不在于技術不精，而在于皇權至上的社會體制和對財政支出無節制的欲求沒有辦法保證金融創新的持續性。

　　西方大航海時代開啟，全球貿易興起，國際貨幣體系逐漸形成。

　　在東方的大明王朝還在為“大明寶鈔”帶來的通貨膨脹頭痛不已的時候，西方已經開啟了文藝復興后的大航海時代。威尼斯的城市債券日益活躍，佛羅倫薩、熱那亞出現了現代銀行業的雛形。在拓展全球貿易的現實需求下，西方的金融支付體系迅速演變。歐洲各國在商業私人機構發行“銀行券”的基礎上，逐漸出現了以政府信用為基礎的紙幣。但是，紙幣出現之初，商業信用和小國政府信用都不足以支撐幣值的穩定，國際商品交換中白銀和黃金依然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白銀本位是國際貿易的主要特征。

　　18世紀40年代，美洲新大陸銀礦開始大規模開發，世界白銀產量的迅速增加使白銀價格不斷下跌，削弱了白銀作為貨幣的能力。因此，許多國家逐步過渡到金銀復本位制。平行本位制下金銀幣可以自由兌換、自由鑄造、自由熔化、自由輸出入。由于政府規定的銀幣作為貨幣的價值高于其作為普通商品在市場上的價值，套利的結果使劣幣驅逐良幣，流通中多為銀幣，幣制波動嚴重影響了國際貿易的發展。

　　1816年，英國頒布了《金本位制度法案》，開始實行金本位制，促使黃金成為世界貨幣。隨后，德國于1871年宣布實行金本位制，丹麥、瑞典、挪威等國家于1873年相隨其后。到19世紀末，西方大國已經普遍實行黃金本位，并先后經歷了金幣本位制、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等不同階段。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1929—1933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期間，西方主要國家為籌集資金以應付戰爭和刺激經濟的需要，大量發行紙幣，導致紙幣與黃金之間的固定比價無法維持， 金匯兌本位制在幾經反復后終于瓦解，各國普遍開始實行紙幣本位制度。在與黃金脫鉤的紙幣本位制度下，紙幣不再代表或代替金幣流通。從20世紀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國際貿易體系進入了長達十幾年的混亂時期，其間形成了以英國、美國、法國三國為中心的三個貨幣集團（英鎊集團、美元集團、法郎集團）。三大集團以各自國家的貨幣作為儲備貨幣和國際清償力的主要來源，同時展開了世界范圍內爭奪國際貨幣金融主導權的斗爭，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美國的主導下，主要戰勝國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簽訂《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固定掛鉤的國際金匯兌本位制，即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成為唯一的國際中心貨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決了國際儲備短缺（黃金短缺）的困難，通過固定匯率穩定了世界金融市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立及資金融通方案促進了國際金融合作。借助于此，美國最終確立了其世界金融霸權地位。20世紀60年代之后，由于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嚴重，美元信用猛降，國際金融市場出現拋售美元的數次危機，最終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于1973年瓦解， 197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的《牙買加協定》確認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浮動匯率的合法性，繼續維持全球多邊自由支付原則。

　　無論是以固定匯率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還是允許匯率浮動的牙買加體系，雖是大國博弈的結果，但是順應了國際貿易發展的趨勢和需求。在以美元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固定匯兌比價構筑了穩定的國際支付體系，促進了歐美經濟的快速復蘇和國際貿易的大幅增長，世界經濟由此邁入全球化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二十余年時間，國際貿易的年均增長率僅為0.7%。1950—1973年，國際貿易從600億美元增加到5740億美元，增長了8.5倍，年均增長率10.3%，顯著高于同期世界工業生產增長率。后雖演變為牙買加體系，但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支付體系并未發生根本改變，國際貿易總體繼續保持平穩快速增長趨勢。1950—2000年，扣除通貨膨脹因素的實際國際貿易額增速，顯著超過了同期世界實際GDP的增長速度。

　　從上述金融支付的歷史變遷可以看出，金融活動在空間維度分配資源的功能，集中表現為貨幣作為商品交易支付媒介的不斷發展。貨幣作為標準化交易媒介的出現，降低了搜尋成本和磋商成本，擴大了交易地域，縮短了交易時間，社會經濟活動的支付成本不斷降低。當社會公眾通過一般等價物進行商品交換時，商品交易的范圍逐漸擴大，從而可以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內實現資源分配。當今很多中產家庭周末看好萊塢電影，聚會喝法國紅酒，平時用日本化妝品，開德國汽車，假期到世界各地旅游。這種北京、上海市民自然而普遍的生活方式在50年前是無法想象的。金融支付工具和支付方式創新，造就了全球化的現代生活方式，使人類社會的福利水平得到極大提升。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金融控股集團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