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沈建光

　　隨著美國經濟復蘇跡象明顯，中美兩國金融交往的角色和地位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美方態勢更加強硬，兩國關系邁入相互調整和重塑的再平衡階段。而未來中方若要在雙邊關系中占據更多主動，穩定國內經濟、加速推進改革、避免金融動蕩或能提供最有力的支持。

如何在中美關系中占據主動權？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以來對美國的正式國事訪問，成果為世人關注。根據中方發布的《習近平主席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中方成果清單》，中美兩國在政治、經貿、防務等領域達成了49項重要共識，特別是對中美發展新型大國關系的確認、美方同意對中國加入SDR表示支持等都是令人鼓舞的。當然，倍受關注的中美投資協定(BIT)未取得實質進展，這顯示出大國博弈仍然不易。

　　從經貿金融方面來看，此次習近平訪美的成果并不意外。筆者數日前參加的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和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主辦的“構建21世紀金融體系”中美研討會中，已有不少預兆。中美大國金融關系越加緊密，兩國相互依存，相互影響越加明顯；同時，經歷了金融危機以來的調整與重塑，中美兩國金融交往的角色和地位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即伴隨著美國經濟復蘇，相比于金融危機之后美方地位更加主動，即再平衡已然發生，這意味著要進一步發展兩國金融關系對中方而言存在更大的挑戰。

　　首先，中美兩國金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難以割裂。相對于中美金融穩定的合作而言，中美兩國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貿易投資之間聯系十分緊密。例如，貿易方面，截至2014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占出口份額的16.9%，對中國GDP貢獻率達到3.8%。而對美國而言，對中國貿易出口份額也從1997年的1.8%上升到2014年的7.6%，中國成為繼歐盟和加拿大之后的第三大出口市場。同時，中國赴美旅游、留學熱潮有增無減，中國對美服務業出口增速遠超商品出口增速。

　　相比于貿易交流，相互投資仍有較大發展空間。美國是中國第一大投資國，截至2014年底，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FDI)達658億美元。證券投資方面，越來越多的美國證券公司，基金公司通過QFII以及滬港通等渠道投資中國證券市場，與此同時，美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也為中國企業實現美元融資提供便利，更多中國公司選擇在美國上市，以提升企業知名度，更深入地打入國際市場。

　　此外，中國是美國國債最大的債權人。截至今年3月，中國持有美國國債高達1.3萬億美元，占美國國債市場的8.1%。與此同時，美國亦是中國的較大債權人，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截至今年第一季度，美國大銀行持有969億美元的中國債權。

　　體現中國對美國金融政策的影響力莫過于此次美聯儲推遲加息。正如舊金山聯儲主席John Williams在近期中美金融研討會上的演講所言，當前美國經濟與就業情況非常良好，加息理由充分。如就業率從2009年最高點10%下降到如今的5.1%，通脹雖然不及預期，但主要取決于美元走強以及過去幾年石油價格下降導致進口價格下降。之所以推遲加息，很大程度上便是美聯儲考慮貨幣政策對中國與新興市場國家的外溢性影響而做出的決定，十分罕見。

　　在筆者看來，美聯儲放棄9月加息，而且有四位投票成員認為年內不應該加息，對中國穩定匯率是個利好。當前，人民幣面臨貶值預期，如果美元大幅走強，則對人民幣兌美元的穩定不利。美聯儲推遲加息，美元短期內不升值，給了人民幣穩定預期贏得一個寶貴的喘息機會，如果中國經濟四季度企穩，則人民幣大幅貶值的預期會消退。由此可見，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也體現了中美雙方在維持兩方金融穩定所做的努力。

　　第二，中美兩國金融交往的角色和地位的微妙變化。記得08年以來中美金融問題的諸多討論主要圍繞美國經濟與金融動向展開。由于當時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且是危機的發源地，復蘇跡象緩慢，因此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美國金融市場動態，其QE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美國經濟復蘇態勢究竟何時能夠走出危機等等。

　　當時中國與新興市場方面被寄予厚望，美國政府更是希望中方能夠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出資美國企業，并拉動美國出口需求，而當時中國也推出了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不僅短期內帶動國內經濟反彈，而且增加了海外需求，引領新興市場高速增長，一度成為全球復蘇的中心。可以說，金融危機之時，得益于一枝獨秀的經濟高速增長，中方在中美兩國經貿關系中也一度占據主動位置。

　　然而，當前中美兩國雙邊關系在經貿領域卻伴隨著美國經濟復蘇與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回落產生了變化。如今中美關注點主要集中在中國經濟與新興市場國家是否會陷入危機，中國政府是否有能力維持金融市場穩定等等。盡管中方反復表示對7%的增長仍有信心，但美方則表示擔憂。簡言之，多年之后，中美兩國經濟背景的反差變化使得雙邊金融關系出現再平衡，此時的美國似乎對中方依賴需求弱化，如對中國拋售美國國債也能淡然視之，態度與危機之時大相徑庭，雙邊關系中更為強硬。

　　中美研討會期間，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演講中提到了一個例子，巧妙地描述了中美兩國所處環境的微妙變化。朱光耀提到，2008年美國投行雷曼兄弟倒閉后不久，一天中國凌晨3點多，美國前財長保爾森辦公室就打來電話，提出要與中國領導人通話，通知美國可能出現的金融危機，就中國如何反應做以交流。而近期，中方也曾美國時間凌晨3點多，與美方溝通。上述不為人知的例證在筆者看來，一方面說明了中美兩國在維護全球金融體系穩定方面協作程度之密切，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中方在兩國關系中又回到守勢。

　　第三，對人民幣匯率態度變化顯著，相比于往年美國對人民幣匯率操縱的指責，此次習主席訪問與中美金融研討會，關于人民幣匯率低估的討論幾乎只字未提。相反，對于人民幣是否需要干預保持不貶值，美方認為市場有貶值壓力時順勢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

　　這與前些年情形明顯不同。盡管早在2012年，IMF[微博]便下調中國經常項目占GDP比重，動搖了人民幣大幅升值的理論基礎，但回想去年7月在北京召開的第六輪中美戰略對話，以及去年6月在深圳召開的第十一屆中美金融研討會上，人民幣匯率問題仍舊是美方的焦點，人民幣低估論與美方對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的指責有增無減。

　　當下，美方對中國股市和匯市波動感到擔憂，淡化了對匯率是否合理的指責，反而要求人民幣對美元保持穩定。諸多海外人士對8月11日中國央行[微博]啟動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改革缺乏了解，認為人民幣存在巨大貶值壓力，也有觀點認為一次性貶值可以幫助中國釋放貶值壓力。

　　但習近平主席此次出訪美國，便表示人民幣不存在長期貶值的基礎，今后人民幣將在一個合理且平衡的水平保持基本穩定，顯示中方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決心。正如筆者在上篇專欄文章《中國如何防止亞洲金融危機重演？》中所提，一次性大幅貶值的建議過于理想化。當前全球經濟疲軟，新興市場國家動蕩，投資者預期混亂，此時貶值并不是好時機，其不僅短期內對出口提振有限，反而會加劇恐慌，引發國內資金外逃和多國競爭性貶值，最終導致貶值幅度超出預期，資本流出重創中國經濟，還有引發新一輪亞洲金融危機的風險。

　　第四，中美兩國金融關系面臨不少挑戰，BIT談判仍舊困難重重。相對于越加廣泛的合作，挑戰亦有不少，此次習主席訪美，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曾被寄予厚望，但從結果來看，美方對待BIT的熱情要顯著低于中方，推進仍舊困難重重。

　　為何始于2008年的中美投資協定(BIT)談判推進如此之難，在筆者看來，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首先，BIT談判涉及到全面的對外開放，且實行“負面清單”管理，短期內會損害到兩國部分行業的利益，特別是關系到關鍵基礎設施和重要技術的界定、國家安全、國企競爭中立等問題的談判，耗時耗力。目前中國正在探索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模式等等，上海自貿區的進展似乎有限，為了滿足BIT談判的要求，國內還不得不進行克服一些結構性、制度性方面的問題。

　　其次，中國呼吁美國安全審查機制改進，但十分困難。受美國國家安全審查影響，中國國有企業對美國的投資無法獲得通過，中國希望美國在這方面有所改善，并提高審查的透明度，簡化程序，以減少中國企業到美國投資的障礙。但美方表示可能性很小，因為這個問題需要提交美國國會討論，并非由政府決定。

　　再有，美國對中國設置的準入門檻越來越高。門檻之一是美國在BIT談判中不僅針對國有企業，還將國家支持的企業諸如華為、小米等大型企業也納入限制范圍。即便其性質是私有企業，但只要國家對這些企業給予補貼，美國都認定為違反身份認證。門檻之二是仲裁，中美兩國企業發生的沖突交由國外第三方機構仲裁，中國可能無法承受成本。

　　筆者看來，BIT談判對中國金融市場的作用堪比十五年前中國入世；但從目前情況判斷，BIT談判最終修成正果，仍有較長的路要走。

　　在中美兩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日益緊密的當下，中美大國金融領域的合作雖然越加廣泛，但博弈也無處不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伴隨著美國經濟復蘇跡象明顯，中美兩國金融交往的角色和地位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美方態勢更加強硬，兩國關系邁入相互調整和重塑的再平衡階段。而未來中方若要在雙邊關系中占據更多主動，穩定國內經濟、加速推進改革、避免金融動蕩或許能提供最有力的支持。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現任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 首席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客座教授，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