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黃育川

　　從中國有限的預算規模，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收入與支出的分配方式失調的角度來看，中國的預算是很不同尋常的。對于一個擁有或掌控所有的關鍵資源，主導一切重要戰略性活動的社會主義經濟體來說，中國的總體預算規模小得令人吃驚，僅僅相當于GDP的28%。

中國財政部大樓

　　市場非常在意今年中國的GDP增長率能否達到7.5%，或是會低上零點幾個百分點。中國的GDP增長率仍在下滑，且這個趨勢很可能會持續下去。鑒于中國經濟正朝著一個較慢的發展路徑轉移，所以下滑的一部分原因是結構性的。所有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都出現過這一現象，這是符合自然規律的。而還有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周期性的，因為房地產市場的過度開發，中國需要再有幾年時間，才能消化掉過剩的住房存量。

　　更重要的問題是，在下一個十年(2015-2024)中，可持續的中期增長率會是多少？前美國財政部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Summers)同他哈佛的同事蘭特·普利切特(LantPritchett)最近發表了一篇研究報告檢查了中國經濟前景的現實情況。報告指出未來二十年中國GDP的年均增長率僅為4%。

　　這一研究基于多國經驗進行了統計分析，隨后用來檢測中國和印度的數據。與之相反的是，據世界銀行[微博]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等機構預測，中國的年增長率在2020年之前都將保持接近7%的水平，并于2025年前逐漸下調到6%。而那些認為金融危機近在眼前，經濟崩潰一觸即發的悲觀主義者也不應被忽視。

　　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引發過如此不同的觀點爭論，這使得中國觀察家們更難決定應當相信哪一方。若深入探索中國的經濟增長進程，很少有觀察家會意識到，該問題的答案取決于另一個看似無關的問題：北京是否能成功重組其財政體系。

　　薩默斯-普利切特分析所得出的結論是，長期保持高速增長的經濟體通常遵循“平均收斂”原理，即在高速增長后增長率會顯著下跌至平均水平�；�于這個原理，他們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到2023年將會達到年均5%，到2033年將會達到年均3%。他們指出，任何國家高速增長的持續時間都不會超過十年，而后就將屈從于這一原理。中國以約10%的年增長率高速增長了三十年，已經是例外中的例外了。

　　當前的經濟增長放緩代表中國正不可避免地朝著緩速增長的發展軌跡轉型。中國是不是注定會從年均10%的增長率急劇下滑到2020年的5%？亦或者在未來的5至10年中還有一個以年均7%增長率持續發展的緩沖階段？日本、韓國和臺灣的經驗告訴我們，的確有可能存在一個過渡階段，在此階段中，增長率會從它的最高點下降2至3個百分點，而當中國經濟進入高收入水平時，第三個階段才會來臨，此時增長率又將下降2至3個百分點。

　　中國并不缺乏年增長率7%的生產能力，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國家缺乏足以持續支撐7%的年均增長率的需求。換句話來說，中國的生產能力還有極大的空間，因此，經濟增長潛力將取決于誰會購買生產的產品。因此，北京已采取了一些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盡管這些政策會對債務產生負面影響。

　　從生產能力的角度而言，中國強大的基建設施基礎與其快速擴張的高等教育體系的結合，意味著它有著足夠的實體資源和人力資源來支撐高速增長。此外，城市化和私營部門的繁榮將帶來可觀的生產力提高，這使得7%的中期增長率目標變得更為實際，甚至有可能持續到2020年。

　　問題的關鍵在于需求的不足。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之所以能快速增長，部分原因是美國和歐洲對中國產品強勁的進口需求，而現在這個需求減退了�；貓舐实南陆岛蜏p債的要求將會導致中國的投資率下降。因此，大多數的中國觀察家認為，解決問題的辦法是提高個人消費。

　　然而，扣除通脹因素，個人消費的年增長率已經高達約8%至9%。如果GDP增長率趨于穩健的話，這個數值將更難再提高——即便預期考慮了向服務型經濟體的結構轉型，結論亦如此。那么，中國可以在哪里找到足夠的需求，來彌補投資增長率的下滑和出口市場的疲軟呢？

　　答案就在于中國財政體系的重建。從中國有限的預算規模，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收入與支出的分配方式失調的角度來看，中國的預算是很不同尋常的。對于一個擁有或掌控所有的關鍵資源，主導一切重要戰略性活動的社會主義經濟體來說，中國的總體預算規模小得令人吃驚，僅僅相當于GDP的28%。相較之下，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主要成員國這一指標是40%至45%，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約為35%。

　　所以，正如世界銀行的《中國2030》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與其他類似的國家相比，中國的預算所提供的社會服務以及其他一些消費需求所占GDP的比例要比類似國家少上三分之一。這也是解釋中國總消費(居民和政府)的份額為何要比其他類似國家低了約10至15個百分點的關鍵因素。

　　在六月下旬，北京發出了迄今為止最為重要的改革信號，承諾將在兩年內完成重大財政改革的明細框架。相比中國觀察家給予財務指標(如利率和匯率)方面的細微變化的關注度，這些財政改革措施受到的關注反而要少得多。

　　假如這些措施得到落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有可能會增加4到5個百分點。這將確保中國在當下十年中(即2020年前)，有足夠的需求支撐其保持7%的年增長率。到2025年，薩默斯和普利切特兩位教授所預測的“平均收斂”現象將會發生，然而，這個時間點不會再提前了。（翻譯：董斌）

　　(本文作者介紹：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世界銀行前中國業務局局長Yukon Huang。獲耶魯大學獲經濟學學士學位；普林斯頓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中國經濟專家，其觀點在主流國際媒體和專業期刊中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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