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羅思義

　　20世紀迄今為止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不是凱恩斯、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等西方經濟學家，而是中國的鄧小平。從實際結果來看，自鄧小平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表現遠遠超過世界歷史上的任何其他國家。

鄧小平是迄今為止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20世紀迄今為止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不是凱恩斯、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等西方經濟學家，而是中國的鄧小平。

　　從實際結果來看，自鄧小平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表現遠遠超過世界歷史上的任何其他國家。如下僅列舉中國創造的部分記錄：

中國實現了主要經濟體歷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

中國實現了主要經濟體歷史上最快的生活水平增速；

中國帶領6.2億人擺脫貧困；

中國創造了單年最大的產出增長記錄，按照國際可比價格計算，其2010年實際產出總額增長了11260億美元，而單年第二大產出增長記錄是由美國在1999年創下的，當年其產出總額增長了5670億美元。也即是說，中國實現了人類史上單年產出總額超任何國家2倍的記錄。

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初期，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為22% ，是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的美國人口的7倍。 

　　總的來說，中國毫無疑問地取得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經濟成就，影響了最多的人口。

　　盡管這的確是事實，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有人認為這樣無與倫比的成就僅僅應歸功于“實用主義”，因為中國沒有總體經濟理論、概念或真正了解經濟學(特別是美國學術界變化)的領導人！如果真如此， 全球應立即放棄對經濟學的研究——如果世界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增長成就是在不懂經濟學的領導人帶領下實現的，那么經濟學這門學科顯然就毫無實用價值！

　　事實上，這樣的觀點完全是似是而非。就應用而論，鄧小平的經濟政策無疑具有高度的實用性，其名言“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就是明證；就基礎而論，鄧小平的經濟政策則非常具有理論性，正如鄧小平在其作品里所說：“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 我們干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和“堅持按勞分配原則”。顯然，與同一歷史背景下的西方和其他經濟學家相比，鄧小平取得的杰出的實際成就是以明確的理論基礎作為指導。

　　眾所周知，1949年后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模式是借鑒蘇聯。中國當時的選擇是合理的，因為蘇聯當時是世界上經濟增速最快的經濟體。

　　蘇聯1929年后的成就的確非凡。在1929-39 年間，蘇聯GDP年增長率達到6%，這是迄今為止主要經濟體所能達到的最快增速，是同期美國增長率的近2倍。盡管蘇聯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嚴重破壞，但到1949年就已恢復至其戰前的生產水平。

　　蘇聯取得史無前例的增長成就的原理一目了然。從1929年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起，蘇聯實行了任何國家以前從未嘗試過的經濟政策——國家建設是以封閉的計劃管制經濟為基礎。資源不是按價格，而是按計劃分配——鋼廠不在市場上購買鐵礦石，而是由行政決定分配數量。外貿降至最低限度。在所有制結構方面，實行單一的公有制，甚至如餐館等的小規模私營企業也是采用公有制。小農場主的持有權被取消，農業形式改為以大型的集體農場為單位。

　　盡管斯大林口頭上聲稱，他的經濟政策是走“馬克思主義路線”，但斯大林的體系實際上與馬克思本人的理念根本不一致。蘇聯1929年實施的經濟調控政策是用計劃分配原材料一步取代價格分配，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說，就是用“使用價值”一步取代“交換價值”。

　　馬克思曾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文字里的“一步一步”顯示，在馬克思的設想中，公有制和私有制將在一段時間內同時存在。與此相反的是，蘇聯1929 年基本上將所有的財產充公國有。

　　“社會主義”這個詞是派生自“社會化”(即大型)生產，而非小農生產。然而，蘇聯1929年后就將小規模的農戶地塊收歸國有，在行政撤消之前。結果，在抑制小規模私人生產的同時，大規模生產的優勢被國家自己消滅了，造成了蘇聯經濟自我封閉的特性：美國飛機制造商，如波音，能銷售到全世界市場，但蘇聯制造商，如伊爾，只能為小得多的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生產產品。

　　蘇聯經濟學家曾指出，這樣的問題是斯大林一手造成的，但無論如何，這樣的“批評”相比蘇聯當時已經過檢驗的經濟成就顯得吹毛求疵。

　　1945年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1929年，全球經濟崩潰而產生了眾多的“獨裁”國家或者帝國。美國，英國，日本，納粹德國由于關稅壁壘切斷了彼此的聯系。國際貨幣體系，金本位制，在沒有替代體系的情況下崩潰了。在全球經濟處于混亂的這段時期，專制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表現遠優于專制的資本主義國家。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經濟一體化逐步恢復。新的國際支付體系，美元本位制建立。關稅也隨之降低。沒有放開計劃體系的蘇聯經濟與新的全球經濟體系相比實在是太小，也無法融入其中——因為全球經濟波動是無法計劃的。蘇聯農業集體化效率低下和消費品質量低劣，是源于斯大林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在他看來：工業快速發展能最大化地提高投資產出率。到20世紀70年代，雖然蘇聯經濟增長速度遠快于美國，但卻遠低于日本或韓國，因為他們的產品能銷往全球市場。

　　但盡管蘇聯經濟領先陷入危機，自由市場體系，現存的另一種發展體系，也在20世紀70年代陷入困境。在1973 年“石油價格危機”后，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大幅放緩。美國經濟受累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債務危機而放緩，而此次危機積累的巨額債務最終引發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蘇聯從1992年引入自由市場模式，結果造成歷史上和平時期主要經濟體遭受最大的經濟危機——俄羅斯GDP下降30%。

　　眼看這兩種主要的經濟模式都發生了重大問題，為免重蹈任一種覆轍，鄧小平另辟蹊徑推出了一項前所未有的政策，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從某種意義上說，鄧小平構建的模式是從借鑒蘇聯模式退回到馬克思主義路線。鄧小平1978年后對中國經濟作的的深層分析， 頻繁地用到的字面措辭，是引自馬克思著名的《哥達綱領批判》——后者這篇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文章曾引起最為廣泛的討論。

　　以馬克思的分析為例，可以看出這兩者間的密切關系：“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至于個人對社會的貢獻，馬克思提倡按勞分配原則：“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全部領回來。”但他也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份涌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鄧小平1978 年后的政策構想幾乎是一字不變地源自馬克思的話：“共產主義是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產品極大豐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沒有極大豐富的物質條件是不可能的。”至于按勞分配原則，他指出：“我們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勞分配就是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他還指出：“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劃。”

　　但既然鄧小平在某種意義上退回到馬克思主義路線，他就必須解決許多馬克思從未預料到的現代經濟問題。凱恩斯在20世紀30年代曾對一些現代經濟問題進行過理論分析。他在作出“投資在經濟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最重要結論時指出：“產出波動……幾乎完全是取決于現時投資量”(統計數據已充分證實了凱恩斯的結論)。因為他認為，在現代經濟中，投資融資是靠借款，因此他主張低利率以刺激投資。但他也認為，單靠這些不足以維持投資水平。因此，政府必須在設定投資水平時發揮直接的作用：“我現在對僅僅利用貨幣政策來控制利息率的成功多少有點懷疑。我希望看到國家擔負起更大的責任來直接組織投資。”他還指出：“我的結論是，我們不能把決定現時投資量的職責安全可靠地放在私人手中。”

　　但凱恩斯也意識到，如果現時投資量是由國家設定，那么這意味著投資將對解決就業發揮大作用：“我感覺到，投資的某種程度的綜合社會化，將證明是確保充分就業的唯一手段。”

　　凱恩斯指出，“投資的某種程度的綜合社會化”并不意味著消滅私營企業，而是國家投資和私營企業投資協作：“這并不排除政府當局和私人主動性合作的一切折中和饋贈的形式……保證充分就業所必要的中央控制，當然會擴大政府的職能。”因此，凱恩斯設想的經濟是有私營企業存在的，但國有企業在在設定總體投資水平時具有充分優勢。

　　但凱恩斯的分析仍處于純粹的理論研究階段。由于一個無法逾越的原因，其無法在西方得到切實執行，這也是西方“凱恩斯主義”和凱恩斯自己的作品幾乎毫無聯系的原因。資本投資是“生產資料”。如果最重要的投資決策不是由私人投資決定，那么資本主義社會將會不復存在。雖然凱恩斯已完成了深刻的理論分析，但它不能在其所生活的社會得到切實執行。

　　然而，凱恩斯在西方無法逾越的障礙對鄧小平來說沒有問題，因為他沒有打算建立資本主義社會。需要說明的是，沒有證據顯示鄧小平的經濟理念是受到了凱恩斯的直接影響。但鄧小平的理念完全是源自于馬克思，這導致他的經濟結構與凱恩斯相同。國家保持大型(即社會化)經濟部門的所有權，從而確保控制投資水平的能力，同時規模較小的經濟部門(非社會化生產)被開放為私有或非國有制。也即是說，國家不需要擁有總體經濟，只需要足夠大到能設定總體投資水平。

　　顯然，中國1978年起實行的政策是用小規模農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了20世紀50年代建立的農村人民公社(農業集體化)。接著，隨后實行的被稱為"抓大放小"的政策，保留了大型國有企業，對小型國有企業則放開為非國有/私有制。

　　因此，盡管創建了一批充滿活力的私營企業，但國有企業仍足夠大到設定總體投資水平，即國有企業仍然維持主導地位。正如《華爾街日報》概述：“大多數經濟體可以用兩種方法來促進經濟增長：財政和貨幣。中國有第三種選擇……加快投資項目的審批流程。”凱恩斯理論中設想的經濟結構被鄧小平在實踐中實現了。

　　鄧小平的經濟結構同時解決了從重工業轉移資源和制造豐富消費產品供應的問題。因為重工業屬于國有，這個行業的價格可以由國家控制。與此同時，放開對農業和輕工消費品產業的限制，帶動了農業和消費品行業的價格相對上漲，資源也流入這些行業促進其產量猛增。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受益于削減軍費開支獲得的財政補貼，免受了價格上漲而面臨生活水平下降的負面損失。。這種結構創造的異乎尋常的增長速度轉化為大規模儲蓄。然后，這種良性循環反過來能在新的基礎上融資為建設重工業服務。

　　在引入小規模“非社會化”生產的同時，中國經濟還實行了對國際開放戰略，這讓其得以參與最大規模的勞動分工，分享全球化紅利。

　　因此，鄧小平的經濟政策絕不是純粹的實用主義，而是將基本的理論原則結合自身具體國情，從而去解決實際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這幫助中國取得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經濟成就和社會成就。

　　鄧小平經濟體系獨有的綜合性特點也解釋了走回頭路必然會導致經濟問題的原因。重回管制經濟會造成無法利用小規模生產優勢和結合全球經濟市場的優勢。任何私營企業占主導地位的體系將會失去國家設定投資水平的能力，從而再現凱恩斯和鄧小平已找到解決辦法的危機。簡而言之，歷史上沒有任何其他人，能像鄧小平一樣，能將實踐成功的經濟政策與這樣深刻的經濟思想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鄧小平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他在追求國家強盛與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帶領逾6.2億人擺脫貧困。他也為人類整體福祉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

　　但還不止這些，鄧小平還有另一個成就。二十世紀迄今為止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不是凱恩斯、哈耶克或弗里德曼，而是鄧小平和那些隨他一起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人。

　　(本文作者介紹：前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現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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