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唐志軍

　　反腐導致公務員的職業吸引力有所下降，一些人士就開始斷言中國已出現“第四次下海潮”。多名地方官員開始進入企業。現在是否真出現了“第四次下海潮”？除了堅定地推進實質改革外，恐怕沒有別的道路可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出現過三次較大的“官員下海潮”。

　　自去年以來，中國似乎出現了一些可喜的變化。其中的變化之一，就是自中央八項規定和一系列“節禮禁令”等發布以來，隨著待遇相對“縮水”、紀律愈加嚴格、反腐更加重拳等因素，使得公務員的職業吸引力有所下降。

　　于是，一些人士就開始斷言中國已出現“第四次下海潮”。比如說，今年3月，媒體報道稱，杭州市金融辦原黨組書記、副主任俞勝法辭去公職，加盟阿里巴巴[微博]集團，出任阿里網絡銀行行長。而據不完全統計，自2013年下半年以來，僅廣州市就有4名縣處級(含)以上的官員辭掉公職，加入民企或上市公司擔任高管。在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信訪局原副局長黃力群也于2013年10月辭職，加盟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

　　不過，我們還是得問，現在是否真出現了“第四次下海潮”？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得回顧歷史，看看究竟是什么促成了中國官員的下海潮？唯有弄清了這個，我們才有可能辨析當前的狀況，以及尋找到促進中國真正出現“第四次下海潮”的原動力。

　　回顧歷史，對于“下海潮”，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我們似乎并不陌生，因為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出現過三次較大的“官員下海潮”。

　　第一次是在1980年代中期。一些沒有很好的升遷機會，或者有緣于一時的沖動，某些職位較低的官員們成了中國第一批的“下海”者。當時的官員下海大多還處于一種“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半遮半掩狀態，而且大多是半下海。所謂半下海，是指體制內的一種流動，如機構改革后編制的縮減，于是有些官員平級調到部門下屬的單位與企業中去當領導。

　　第一次下海潮中的代表人物是葉康松。1986年初，永嘉縣城關鎮黨委書記葉康松毅然辭去了自己的官職，去承包了一片山地，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經濟效益。他后來被媒體稱為“棄官下海第一人”、“改革開放的弄潮兒”。

　　第二次是在1990年代初。在鄧小平南巡之后，改革開放的步伐加快，整個中國社會進入了價值標準多元化的時代，隨著民營企業政治地位的提高，官員下海潮再次掀起。這一波人比1980年代中的下海官員，無論在學歷、經驗、官位上，都高出不少。當然，因為有前車之鑒，下海者也更為謹慎，很多人選擇了“停薪留職”，一旦生意失敗，還可以“回朝”做官，并且還能美其名曰地夸耀自己“經受了市場經濟的洗禮”。

　　這次的代表人物，有馮侖、郭凡生、陳東升、薄熙成、田源、王運正等人，他們在今天，都成了市場弄潮兒。

　　第三次是在2000年以后。與前兩次不同的是，這些下海的官員大多正當盛年，而且下海前大多身居要職，而且下海的去向基本都是私營企業和一些私人資本投股的上市公司，下海方式不再是過去的停薪留職，而是辭職或提前退休。

　　這一波官員下海浪潮的代表性人物有：2000年4月，信息產業部信息化推進司副處長高紅冰，辭去公職創辦北京互聯通網絡科技有限公司；2002年10月，浙江平湖市委書記阮鑫光下海，離職應聘到民營企業大連實德集團；2003年2月，溫州市副市長吳敏一辭職，3個月后出任“紅蜻蜓”集團“惠利瑪”商業物流連鎖機構總裁；2003年6月，51歲的瓊海市副市長王文進辭官下海，出任新組建的海南博鰲中足體育綜合訓練基地有限公司總經理……

　　為什么會出現“三次下海潮”，歷史給了我們什么啟示呢？

　　細讀歷史和中國改革的邏輯，我們可以發現，促成中國出現“三次下海潮”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實質改革！

　　那么，什么是實質改革？實質改革又是怎樣促成中國出現“三次下海潮”的呢？

　　在我看來，在中國，實質改革就是以市場為導向的、以放權分權限權制權為核心的改革。如果不能滿足這個標準，就不是實質改革。

　　為什么呢？這個標準的歷史邏輯是什么？答案在于：

　　其一，中國改革的起點是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與集權制下的經濟社會災難和人性淪喪。正如大家所熟悉的，1978年前，中國在集權制下喁喁前行了近30年。在這三十年里，政府壟斷了幾乎一切權力，統領著經濟、社會、民生生活的方方面面，民眾和社會手里鮮有自主權和自由決策權，他們的婚嫁、工作、生產、消費……無一不受到那只有形之手的約束和限制，尤其在政治上，他們則成為徹頭徹尾的棋子，任由權力擺布……

　　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下，中國不僅在經濟上成就甚微(與韓國、臺灣、新加坡等比較)，社會上也是動蕩不安，人性上也陷入淪喪之境。這樣的改革起點，必然要求中國的改革要以放權、分權、限權和制權為中心，通過不斷的改革來重塑權力結構。

　　其二，中國改革的實踐是以市場為導向、以放權分權限權和制權為路徑，并取得非凡成就的。1978年后，中國開始了偉大的改革實踐。而在我看來，這些改革，其實質是以放權、分權、限權和制權為中心內容的。具體包括：

　　(1)向公民(家庭)放權分權。通過賦予公民(家庭)擁有自主擇業權、經營權和消費權，逐漸地把公民(家庭)推向市場，使其成為市場的一個利益主體和決策單元，使他們的行為以利益為導向，并依靠市場競爭和市場交易來實現，而不是依附于政府的指令計劃和定額定向分配中。

　　(2)向企業放權分權。對于國有企業而言，通過對其大刀闊斧進行產權制度改革，或者將經營自主權和收益權下放給企業，使其成為一個追逐利潤的獨立法人主體；或者將國有企業私有化。而對于非國有企業而言，不僅允許其自由成立和自主決策，而且對其經營領域和經營范圍的限制也越來越少。

　　(3)向地方政府放權分權。體現為：將一部分行政權力下放到地方，擴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權，激發地方政府的活力；賦予地方政府進行制度創新的權力，放手讓地方政府去大膽探索、改革試驗；進行財政分權，使地方政府可以分享轄區經濟增長的收益。

　　(4)向社會放權分權。體現為：允許村民、社區自治；發展了自發性、自主性的行業協會、合作社、具有中介性的審計和評估機構、具有社團性質等社會組織；轉移、讓渡了政府的部分社會職能，讓社會組織開始發揮其社會治理的職能和作用，承擔一部分社會治理職能和社會責任。

　　(5)對政府自身限權。體現為：改革領導人的任職期限，減少行政審批權，減少管理領域和管理職能，把一部分職能劃給國有企業和社會事業單位，減少政府對經濟和社會民生的直接干預和管制…

　　(6)培育制權主體和制度。體現為：市場力量的發育，社會公民的對自我權利覺醒和維護，人大、政協權力的增強，立法、司法和行政之間制約性的增強，行政透明度的提高，審計和監察的強化，反腐敗的深入……所有這些改革，從不同的方面極大地釋放了被集權制長期壓抑的創造力、責任心、造富欲，促成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公民社會的發育和人的自由解放。

　　以此為標準，透視自1980年代到2003年的中國改革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個時間段，雖然出現了一些反復和波折，但中國改革大體上是實質改革的、是以市場導向為主的。正是這種以市場導向為主的實質改革，一方面極大地釋放了市場的活力和創富機會，另一方面也壓縮了體制內部的權力租金和尋租機會。

　　這樣，就使得人們不再羨慕體制內的那點微薄的薪酬和權力租金，而是愿意在市場的大潮中，去施展才華、創造財富、去實現人生。于是，我們就看到，在人們不愿意考公務員的同時，原有的體制內的公務員也紛紛下海，形成了蔚為壯觀的“下海潮”。

　　在過去的十多年里，某種程度上，我們不是市場化了，而是國進民退了；我們不是放權分權了，而是進一步官僚化和政府對資源、對社會的進一步控制；我們不是限權制權了，而是權力被少數人所操控，然后打著改革的旗號，來謀取權力的壟斷和既得利益的固化。

　　這樣，就使得市場的盈利機會越來越稀缺、盈利能力越來越差、創富可能性越來越小；而權力租金卻越來越大、權力尋租越來越猖獗、體制內的人越活越尊嚴。而人都是逐利的。所以，我們就看到，過去十多年里，中國出現了“公務員考試熱”、人們對體制內身份的無限向往和權力腐敗。而這就是缺乏實質改革的必然結果。

　　不過，中國人應該感到慶幸。因為，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已明確要深化權力結構改革，通過以放權分權限權制權為核心的實質改革，來構建真正的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源配置制度和以民權為核心的權力運行制度。

　　是的，現在初見端倪的“下海潮”就是官僚和市場對風向變化的一種預期和反映。但沉疴的治療非一日之功。要想在中國形成蔚為壯觀的“第四次下海潮”，要想在中國真正構建起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公民社會、法治國家、清廉政府和實現中國夢，除了堅定地推進實質改革外，沒有別的道路可走。

　　“第四次下海潮”？我謹慎樂觀的同時，也期待因實質改革的盡早突破，它能盡早到來。但前提是，它是實質改革下，人們對市場創富力的自然追求，而不是某些腐敗官僚為“洗白”自己而選擇的逃命之路。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湖南科技大學經濟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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