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黃育川

　　預計下個月中國將有700萬大學生畢業，超過15年前的7倍。事實上，畢業生人數激增更可能會加劇不公平感，而非被視作一項優勢。在1990年代，擁有關系并沒有如此重要，那時由于大學生數量有限，幾乎所有畢業生都有就業的保障。然而隨著就業市場惡化，“關系”變得至關重要。

隨著就業市場惡化，“關系”變得至關重要。

　　預計下個月中國將有700萬大學生畢業，數量空前，超過15年前的7倍。對于數百萬為孩子付出了金錢和心血的家庭來說，這讓他們實現了夢想；對于領導層來說，這為實現“中國夢”——建設一個更加繁榮富強的國家，提供了支撐，因為中國正在從“世界工廠”向科技更加先進的經濟體轉變；對于西方來說，這引發了保持競爭力的擔憂。然而，事實上，畢業生人數激增更可能會加劇不公平感，而非被視作一項優勢。

　　高校急速擴張已經導致應屆畢業生供給很快超過了需求。結果是可以預見的：應屆畢業生失業率飆升至16%，為整體失業率的4倍，而他們獲得的工資溢價卻下降了19%。在一些地方，半熟練工人的薪酬超過那些從事專業工作的應屆畢業生的薪酬。

　　在其他國家，單這種發展機會的不足就已經造成了社會不安。美國應屆畢業生失業率比全國平均失業率高出30%，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更是超過全國平均失業率的兩倍，埃及和突尼斯的形勢則更為嚴峻。在每個案例中，應屆生困境都催生了不公平感，并且促成了由學生主導的抗議。

　　但是在中國，部分人為了在雇主跟前脫穎而出，所使用的手段讓失業大學生變得更加焦慮。擁有優越社會關系官員的親屬往往能找到工作，因為企業希望跟他們的家族建立“關系”。然而普通應聘者想要脫穎而出卻很困難。

　　在1990年代，擁有關系并沒有如此重要，那時由于大學生數量有限，幾乎所有畢業生都有就業的保障。然而隨著就業市場惡化，“關系”變得至關重要。正因如此，大學生成為共產黨內部人數增長最快的群體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這被視為能增加求職的砝碼。如今入黨學生比例也從1990年的不足1%提高到了11%以上。

　　這個問題還延伸到了關系之外，同樣關乎資源獲取。求職者為了得到公務員職位(尤其是在地方政府)被迫送禮。這樣的報道廣為傳播，助長了不公平感的增加。越來越多的學生得以通過出國留學脫穎而出，僅去年一年就有40萬人，然而這種策略只適用于那些少部分能支付起西方國家學費的條件優越的人。

　　即便是擁有高技能、高學歷的人群，他們對關系和家庭財富的依賴也在不斷增加，這降低了人們的公平感。盡管中國社會長久以來由等級結構主導，但傳統上，教育一直是精英化發展的一種可靠途徑。而現在連這條途徑也在消失。

　　抑制這些腐化行為有賴于為中國的年輕大學畢業生創造更多經濟機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消除境內遷徙限制和那些青睞工業多于服務業的規章制度。這兩項政策都抑制了勞動力市場吸收供應過剩的畢業生的能力。

　　美國的年輕畢業生哪能找到工作就去哪找，他們中約一半人居住在出生地之外的州，這使得他們的流動性很強。相比之下，在中國，畢業生被死死困在家鄉城市或省份，因為戶籍登記制度阻止他們流向就業崗位所在地。這導致邊緣城市畢業生失業，而那些推動中國經濟的大型城市里的重要崗位則無人去填補。

　　中國重視工業超過服務業，為工業用地提供價格補貼，地方政府為了吸引額外投資將工業用地價格維持在低位。結果是，在2000年到2010年之間，商業用地平均價格從工業用地的3倍增加到了近9倍，大幅提高了商業和服務業企業的相對成本。由于服務業更加勞力密集型，需要更多受過教育的員工，這種政策傾斜減緩了為大學畢業生創造就業崗位的速度。

　　盡管迅速向高等教育大眾化轉變的初衷是增強國家信譽，但這項政策卻沒能為畢業生提供充足的機會，從而變成了薄弱環節。允許畢業生在全國任何地方找工作和服務業同工業公平競爭對吸收中國大量的高技術人才都大有裨益。此外，近期的反腐行動——為根除大大小小的腐敗所做出的努力——應當一并打擊就業體系扭曲滋生出的腐敗。否則，不公平感不斷蔓延。

　　(本文作者介紹：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世界銀行前中國業務局局長Yukon Huang。獲耶魯大學獲經濟學學士學位；普林斯頓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中國經濟專家，其觀點在主流國際媒體和專業期刊中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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