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沈建光
央行近日公布了最新一期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仔細研讀報告,筆者得出如下一些結論:首先,房地產市場或將成為決定今年經濟走勢的關鍵;其次,通脹壓力尚不足為慮,工業生產領域通縮值得擔憂;第三,全面降準勢在必行;第四,建議淡化75%存貸比的考核。
央行[微博]近日公布了最新一期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與市場對于當前中國經濟整體偏悲觀的看法有所不同,央行報告中傳達的情緒似乎并沒有情況危急之擔憂,但考慮到當前惡化的高頻數據以及不斷惡化的微觀實體感受,筆者堅持對于當前經濟運行差于預期的判斷,同時認為,央行報告也有一定穩定市場信心之意。
當然,仔細研讀報告,也不難發現一些新的提法,值得注意:
首先,房地產市場或將成為決定今年經濟走勢的關鍵。報告提到,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尚待增強,結構調整和改革的任務還是分間距。特別是外需和房地產增長動能較弱,新的強勁增長引擎尚待形成,潛在風險需要關注。
如上表述符合筆者在《防止房地產市場過冷沖擊經濟大局》一文的判斷,可以看到,當前房地產市場情況更加復雜,成交量低迷,且降價趨勢有向一線城市傳導之勢,房地產商資金量緊張違約案例增加,多地放松限購政策等等。
今年房地產走勢無疑是關鍵,筆者相信,考慮到房地產對于中國經濟的重要作用,過緊政策必要時會松動,但筆者擔憂是否部分城市放松限購就能改變房市惡化局面?為防止房地產與經濟下滑失速,放松對首套房購買與中小戶型開發的房地產信貸政策確有必要。
其次,通脹壓力尚不足為慮,工業生產領域通縮值得擔憂。報告對于通脹的判斷也與筆者一致,即價格形勢基本穩定。
值得警惕的是,PPI較長時間處于負值區間,而3月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7.18%,長期貸款利率更高。從利率浮動來看,執行下浮、基準利率的貸款占比有所下降,執行上浮利率的貸款占比有所上升。
如此看來,當前企業貸款的實際正利率已經接近10%,如果考慮到影子銀行貸款利率則更高,相比于企業不斷下滑的利潤率,如此高的資金成本顯然很難承受。未來如何降低過高融資成本,特別是長端利率是防止經濟過快下滑的關鍵。
再有,降準不僅是應對短期內經濟下滑與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諸多矛盾的積極舉措,更是未來發揮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作用的內在要求。
報告在“利率市場化與貨幣政策調控框架”專欄中對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有充分的論述,比如,參考國際經驗,利率市場化進程基本都伴隨著貨幣政策調控框架的逐步轉型,從國際經驗來看,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主要經濟體利率市場化步伐加快,貨幣政策框架也逐步從數量型向價格型轉變。
正如筆者在文章《全面降準勢在必行》中提到的觀點,過去30年央行貨幣政策工具應用更多地倚靠數量型工具,價格型工具的應用相對弱之。而伴隨著對市場化改革達成的高度共識,以及當前一些經濟金融體系的矛盾現象出現,這一狀況實際上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刻。
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空前加快,由供需決定資金價格的時機已越加成熟,通過行政手段控制資金供給方,利率價格信號必定難以發揮,資金緊張之下,實體經濟更難免受到傷害;第二,當前表外業務的發展過快,金融風險空前加大,不僅源于部分監管缺失,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表內業務監管過度;第三,伴隨著存貸差的縮減,當前20%的準備金率或已超出最優準備金率的理論值;第四,相對于國際上其他國家,當前中國的存款準備金率已經過高。
最后,宏觀政策調整需要更加注重防范金融風險,其意義某種程度上要高于保就業。實際上,決策層對于當前經濟下滑局面未十分擔憂,很大程度上由于當前就業市場尚且穩定。
然而,在筆者看來,就業指標其實具有滯后性。一般而言經濟下滑階段,企業率先采取的是減產而非裁員來應對,一旦出現大規模失業,經濟狀況必定到了十分危急的時刻,宏觀政策或許也已經過了最好的應對時機。
此外,伴隨著中國劉易斯拐點的到來,近幾年中國就業市場實際上也已經出現了新的跡象,農村剩余勞動力從富足轉為不足,勞動力工資逐年上漲超過GDP增速,在這一背景下,就業指標的敏感性也在減弱。
與之相對,金融風險的重視程度需要加大。例如,當前房地產市場遇冷,不僅會影響到上下游企業,更會對金融系統造成沖擊。比如,過去五年中國信托業實現了高速增長。截至2013年底,管理資產規模達到10.91萬億,其大多信托貸款又集中于房地產、政府融資平臺等較高風險領域,一旦宏觀經濟與房地產市場開始周期性下行,信托貸款業務也蘊含著較大風險。
此外,在銀行信貸活動中,需要對貸款者進行嚴格的審查,且貸款者需要提供相應的抵押品或抵押資產。顯然,房地產作為普遍使用的抵押品,其價格波動也會影響到銀行的資產負債狀況。一旦房地產價格下跌,那么銀行資產負債表中以房地產為抵押品的貸款質量就必然下降,提升銀行不良貸款率。有報道稱,當前銀行抵押品中有80%為房產,可想而知,在房價下跌之時,這部分風險需要引起足夠重視。
如此看來,當前中國經濟運行差于預期,風險不容小視。宏觀政策需要有所作為,特別是從貨幣政策的角度而言,央行減少數量控制,特別是適時降準確有必要,這不僅可以為緊張的流動性提供支持,平緩利率期限結構,降低長端利率風險溢價以緩解實體經濟面臨的資金壓力,更重要的是在貨幣政策工具轉向發揮價格型工具的背景下,有利于消除供給制約,緩解價格工具失效的矛盾。
除此之外,筆者建議淡化75%存貸比的考核,即便受制于《商業銀行法》,短期內75%的存貸比取消不切實際,但可以考慮擴大存款額的計算范圍,延長考核期限,如半年考核或者一年考核均是可行之策。總而言之,在經濟下行風險加大、通脹尚且可控之時,
筆者認為,未來貨幣政策應該改變過緊的局面,并通過降準、淡化存貸比考核等引導政策轉向價格型工具,這既有利于穩增長的實現,也有助于促進市場化改革,可謂一舉兩得。
(本文作者介紹:瑞穗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客座教授,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中國金融40人論壇特邀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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