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陳志龍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們積累了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年財政收入超過了10萬億，銀行存款超過了100萬億。巨大的社會財富只是讓小部分人富起來，人均儲蓄不到一萬美元的國度談不上富裕，遑論還有幾千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中國“很有錢”？

　　五一前后，有兩條消息讓人過目難忘，一是國家發改委官員說，我們的國民收入水平已相當于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二是某智庫機構的報告稱，中國今年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對于這兩條好消息，大多數人的態度是“且慢高興”。對于絕大多數普通百姓而言，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和覆蓋人群是最有說服力。按3500元的個稅起征點，中國較發達的幾個經濟大省，人口多的七八千萬，但每個省“達線”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只有兩三百萬人。

　　東部某發達省份，有7800萬人口，銀行存款9萬億，上市公司300多家，GDP超5萬億，但稅務部門監控的全省的高收入人群中，月收入為2～4萬元的群體還不到2萬人，而月收入為4萬～6萬的人群還不到1萬人。

　　絕大多數人是金字塔底的低收入者，這對“國民收入已相當于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是無聲的嘲諷，中國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是中等發達國家的1/7——1/10，是個不爭的事實，難怪那種自我陶醉式的高論一出，網上一片嘩然，都說自己“被中等發達化”了。

　　至于中國的GDP“趕英超美”，老外比我們叫得還起勁。2011年，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就發布過類似報告，他們認為早在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就超過了美國。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為14.8萬億美元，高于美國的14.6萬億美元。當然，購買力平價中有匯率因素，2008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三成左右的升值，以及期間中國經濟的強刺激與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此長彼消”的特定階段，使得兩國GDP之比增加了多重削足適履的變量，比較優勢顯然有利于中方，實質意義也不大。

　　類似的自我感覺很好的“中美比較研究”報告不斷，國內某高校“重大課題”稱，中國家庭凈資產已近70萬億美元，比美國高出21%。這一數據的科學性如何，你無從得知。如果要自圓其說中國居民家庭凈值超越美國的原因，高儲蓄率是一大原因，因為中國家庭的儲蓄率甚至是美國家庭的5—10倍。

　　中國人口多，是美國的4倍，雖然收入水平只有人家幾分之一，但人口多、有錢省著花、家庭數量多，以此也能對沖掉收入低的弱勢。當然，中國人的大部分財富堆在房子上，家庭財富的激增還要歸功于過去幾年間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膨脹。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們積累了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年財政收入超過了10萬億，銀行存款超過了100萬億，但是100萬億除以13億人口，再大的天文數字除以13億人口也微不足道。巨大的社會財富只是讓小部分人富起來，人均儲蓄不到一萬美元的國度談不上富裕，遑論還有幾千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全民醫療、教育、社保投入依然十分脆弱，居民收入在整個國民總收入的比重仍然不高。普通勞動者出于對“子女教育、醫療和養老“新三座大山”的焦慮，不敢放手消費，國內消費始終難以有效拉動。

　　世界銀行[微博]的經濟學家在一份主題為“國家財富：衡量21世紀的資本”的研究報告中認為，不同資本資源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貢獻度不同，世界財富的絕大部分不再是已經“生產出的資產”的有形資產，如房屋、設備、城市基礎設施等，而是清晰的產權、廉潔高效的政府和法律制度，它們要占國家無形資產的57%，教育占36%。

　　而在整個國家的財富體系構成中，房地產、現代化的生產流水線和基礎設施等有形資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17%左右。因為有形資產只有在強大的國家管理水平和產權制度基礎之上，才能產生更大的價值。

　　這份報告關于財富理念的新闡述給我們最深刻的啟迪就是頂層設計的重要性。我國雖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綜合國力同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一個國家核心的制度優勢是能促進財富創造的制度機制及保護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制機制。如果沒有這兩重制度保障，無論是“地大物博”的自然資源，還是鱗次櫛比的摩天樓，都是虛化的表象。

　　美國人說，美國的發達并不是以紐約曼哈頓的摩天樓為標志，而是因為有微軟[微博]、蘋果、通用這樣的創新企業和全社會人們的相互信任、清晰的產權、廉潔高效的政府、公正的司法系統和國家治理能力。

　　因為這些無形資產創造出的公正法律機制、人力資本價值和保證經濟運行的“制度質量機制”能帶來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這才是國家和民眾最大的財富。如果沒有這樣的機制，再多的財富也會毀于一旦。西諺云，一座面包房失火也會燒掉整座羅馬城。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在弱肉強食的世界經濟叢林中，中國從過去的無足輕重到現在的舉足輕重，成績來之不易。但成績越大，喝彩聲越多，面臨的挑戰和困難也越多。我們越是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地位迅速提高時，要盡量避免處于矛盾的焦點。小平多次說過“中國永不當頭”。

　　1990年，他對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要把“中國永不當頭作為一條基本國策定下來”，自己的力量、能力、水平不夠，再去硬當頭，“等于把自己推在火爐上烤。”因為你既當頭，就得挺身而出，“夠不著還得踮起腳來硬撐”。“中國不當頭，一是我們當不起這個頭，自己力量不夠；二是當了頭絕無好處，三是別國的事我們管不了，韜光養晦管好自己的事情。”

　　“我們不能坐到別人的車子上去。”(見《鄧選》第三卷第156頁)坐別人的車既不燒自己的油，也不用自己動手勞心費力，舒坦得很。但小平同志提醒，“坐別人的車，有一個最大的毛病就是很容易失去自由。一旦坐上了別人的車，別人拉你到哪兒你就到哪兒。”上了別人的車，想下來都下不來，結果必然受制于人。不坐別人的車，可以避免進入人家設下的圈套，不上別人的當，不為別人的錯誤埋單。

　　當下，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處在復雜而敏感的十字路口，習近平總書記說“經濟增長速度高一點，非不能也，實不為也”。他諄諄告誡各級干部“不以GDP增長論英雄”，“不要糾集于GDP的排名”，這非常契合“永不當頭”的理論。經濟主動減速，是為了給深層次改革騰出時間和空間。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比經濟規模更重要的是質量和效益，當下的改革已進入到必須直面大江大河的深水區，利益調整揮之回去，要防止利益固化、社會斷層和轉型陷阱，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發展方式的深刻轉型。

　　所以，總理在5月1日的署名文章中強調，必須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勇氣，堅定地推進改革。對不合理的既得利益，該調整的要堅決調整，該破除的要堅決破除，不能畏首畏尾。

　　文章說，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要求所決定，是我們黨和政府的宗旨與性質所決定，也是決定改革成敗的關鍵。如果人民群眾不能從改革中受益，改革就沒有意義，也不會得到人民擁護。

　　過去三十年改革的深入推進，根本原因就在于給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帶來了公平參與和發展的機會，從而得到了人民群眾的擁護。今后改革的環境條件和重點任務會變，但讓人民群眾受益的要求不會變，也不能變。所謂改革的紅利就是要給人民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切實利益，這一點必須始終堅持，要防止那種自我陶醉式的“超英趕美，對別有用心的各種空頭“忽悠”、“捧殺”也要多多提防。

　　(本文作者介紹：陳志龍，財經專欄作家，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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