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趙弘

　　當下，北京面臨著人口過多、交通擁堵、房價高漲等問題，要改變現狀極其困難，因為要調控，涉及到各種資源。要通過京津冀一體化產業轉移，加快軌道交通建設來改變現狀。建議在某些區域特別是中心城區擱置發展。

越來越多的北京人，將時間“奉獻”給了交通擁堵。

　　城市病在區域經濟學上是指由于工業革命大規模工業生產，大量的人口向城市集聚，帶來交通擁堵、環境污染、房價高漲、平民窟并存等一系列問題的統稱。表現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不協調。城市病形成的原因有幾個方面：

　　第一，規模過大。規模越大的城市越容易產生城市病。一個城市有合理的規模，規模過小形成不了完成的產業體系，規模不經濟，但是一個城市過大，整個城市的管理、組織、運行就會面臨很大的困難，所以大城市容易產生城市病。

　　第二，規劃失調。如果一個城市在一定的空間結構和人員規模下布局合理，城市承載能力很強，城市病產生的時間就會延后，程度很輕，反之規模還沒有那么大就會出現比較嚴重的城市病。

　　第三，城市貧困。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當它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各種要素成本提高，政府各種福利支出，整個社會運行成本增加，如果經濟體沒有持續的創新能力，特別是沒有在全球創新當中獲取更多的資源引入，收益大幅減少，支出居高不下，入不敷出，這時社會問題暴露出來。

　　很多環境無法治理，會產生很多貧民窟和犯罪，掉入到中等收入陷 阱中，難以自拔。現在有很多國家的城市，像墨西哥、巴西利亞很多城市實際上是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后表現的一種形態。

　　第四，復合原因。各種原因組合在一起，城市規模過大、人民精神失落、城市規劃失調、社會矛盾加劇等等。

　　當下，北京面臨著很多令人揪心的問題，人口過多、交通擁堵、房價高漲。同時，也面臨著十分嚴重的環境問題，霧霾嚴重、河水斷流、地下水超載、地面下沉等，必須下要決心治理，不把難題留給后人。

　　北京城市病產生的原因很多，總結起來有三個方面：

　　第一，經濟發展及其所引致的人口過快增長，是造成北京人口資源環境矛盾的核心因素。這幾年北京人口快速增長，但是戶籍人口增長只占23.9%，外來人增長卻占到76.1%。這就表明，再依靠原有戶籍手段和行政手段很難解決北京人口增長問題。

　　因為北京的獨特資源優勢和行政權力中心，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行政力量在資源配置中作用大，很多經濟體要接近北京。比如，全國省市縣在北京設立了辦事處。同時，北京同時具有教育、文化、科技、資源很豐富，很多人懷抱夢想到這里圓夢。

　　當然，從1998年底取消福利分房，整個房地產進入商品化階段，過去不限購，也導致了一批人到北京淘金，有錢就到北京買房。

　　第二，城市規劃不合理。規劃沒有起到引導城市向多中心發展這樣的作用，不是發展跟著規劃走，而是規劃跟著發展跑，沒有起到引導作用。單中心格局沒有突破，使的城市病更加尖銳化。北京平原面積是東京的3倍，GDP是東京的十分之一，為什么城市病這么嚴重？

　　就在于我們的空間結構不合理，空間結構承載力太小，主要集中在二三環、三四環以內，我們郊區發展不了，平谷、懷柔、延慶、密云得不到足夠的發展，中心城功能過多，城六區平原面積占21.3%，經濟 產出占70%、消費占77%、服務業占80%。

　　過去我們對于城市規律的認識不夠，規劃叫衛星城，但是衛星城距離市中心太近，便成了“睡城”。2004年，北京提出了“兩軸兩帶多中心”發展思 路，但沒有抓住如何從單中心走向多中心關鍵點，只是提出概念，怎么實現不知道。以至于中心數量過多，沒有重點就沒有戰略，多個衛星城發展就等于難發展，攤大餅格局無法解決實際問題。

　　衛星城離主城的距離應該是30—70公里間。像今天的天通苑和回龍觀就是失敗的衛星城，因為距離太近了。但是，太遠了也不現實。無論什么交通方式持續很長時間都是困難的。衛星城與主城之間如何聯系也很關鍵。國外聯系主要靠城際鐵路或市郊鐵路，一站式到達。千萬不能靠公路去解決運輸問題。十幾萬人或更多人在一小時內依靠公路運輸必然造成交通擁堵。

　　而主城設計規模不能過大。如果早一點明確思路，北京城就不可能搞這么大。城市規模越大，就難以讓衛星城發揮作用。即使衛星城規模控制住，從居住地到車站需要半小時，到主城需要1小時或更長時間，所以很難成功。

　　天津與北京城市鐵路半小時到達，很少有人把天津當成北京的衛星城。即使不考慮行政級別，也不可能實現。因為從北京火車站到北京的工作地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形成快速的要素。需要在北京周邊設計若干個與主城有聯系的，但規模有所控制的，醫療、教育、服務、自身服務相對完善的衛星城來解決北京目前的問 題。

　　在城市規劃方面還有一個很大的缺憾，就是地鐵建設太滯后。對于特大型城市，交通載體主要是什么，理論界爭論不一。有人指出，北京應該多發展自行車，我認為不太適。步行系統可行的環境就是計劃經濟時代，在這個區域設立5個大企業，前面是工廠后面是住宅，人都可以騎車上班。但現在是市場經濟，任何的住宅和工作地都是自由選擇。而且，北京的空間尺度太大，短距離可以，長距離依然不行。

　　第三，體制機制掣肘是造成北京城市病的最根本原因

　　中國采取分稅制，以行政單位為組織的經濟發展單元，全國各地省市要關注本地的經濟發展，北京也不例外。想要創收財政就要發展經濟，結果是不可避免的人口集聚。必然會帶來城市基礎設施需求增加、公共服務需求增加、能源消耗加大，同時帶來生態環境的壓力。為了維持城市運行建設 和環境的治理需要更多的財力，需要財力必須發展更大規模的經濟和產業，會帶來更多人口的集聚，惡性循環在現有體制下幾乎沒有突破口。

　　城鎮化是有成本的，如果北京承受超過經濟實力的成本，就會推向一個越發展越沒出路的困境。而這些問題有些部門未必了解，未必能夠認識到北京的困境在哪里。這樣的體制不僅使北京市承受著這樣的壓力，還延伸到區縣和鄉鎮。區縣鄉鎮同樣為了維持生存，拼命地發展經濟。在財稅體制 倒逼條件下，這種思路使改革陷入更大困境。

　　北京要改變現狀極其困難。因為要調控，涉及到各種資源。北京的資源實際上是兩大類，一類是中央資源，有政府機構、教育機構等。北京作為地方政府來調控這些資源是沒有通道也是不可能的，缺乏調控的通道和機制。

　　另一類是北京市級機構，雖然可以調控，但財稅體制是一層層遞進。一些區縣發展經濟的壓力很大，比如有些區在中心城市建設功能區，拆樓規劃好幾平方公里，寫字樓越來越多，在攤大餅過程中不斷攤厚餅，看似理性的行為，如果缺乏頂層設計，就是不理性的。

　　北京城市病的治理思路：

　　第一，調控產業。通過調控產業間接調控人口。現在直接調控人口缺乏法律依據，也不符合公平公正自由的社會道義。通過調控產業，把不適合首都功能定位的產業剔除出去。

　　第二，優化城市空間，重心外移。建議在某些區域特別是中心城區擱置發展，設置限建區，十五年之內不開發。十五年內把地鐵建設起來、提高城市的承載力，之后再進行建設。   

　　第三，加快軌道交通體系建設。中心城區加密軌道交通建設，北京的地鐵遠遠不夠，應該是每500—600米就能看到地鐵口。另一方面要加快城際鐵路建設。從國際城市經驗看，15公里以內核心區以地鐵為主，15公里到30公里就要以快速鐵路為主，30到70公里以市郊鐵路為主，一站式到達，上下班期高密度發車。

　　第四，跳出北京，跨區域配置功能。目前北京周邊的發展落差很大，要協調京津冀發展。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方迪經濟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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