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劉思敏

　　自2008年正式取消五一黃金周以來，中國民眾出行出游需求“堰塞湖”已經形成，當務之急是增加兩個法定假日以恢復五一黃金周，最低限度滿足民眾對于長假的渴求與剛需，最低成本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當下的中國，假期基本沒有享受旅游的樂趣了，景點幾乎人滿為患。

　　據媒體日前從中國鐵路總公司獲悉，今年的五一小長假鐵路旅客運輸于4月30日正式啟動。4月30日至5月3日，全國鐵路預計發送旅客3640萬人，同比增加465萬人，增長14.6%。根據車票預售情況顯示，“五一”小長假期間，鐵路客流以旅游、探親和中短途客流為主。

　　五一小長假再次爆棚已無懸念，2008年五一小長假實施之初，很多人都把替代黃金周的小長假視為“雞肋”，如今“雞肋”已經逐漸變成了“香餑餑”。小長假大有直追黃金周之勢，何況連續幾年十一黃金周的旅游人數都爆發性增長，民眾因為長假需求得不到滿足，已產生普遍性、集體性的焦慮。

　　這充分說明，自2008年正式取消五一黃金周以來，中國民眾出行出游需求“堰塞湖”已經形成，并已出現“潰壩”的風險。當務之急是增加兩個法定假日以恢復五一黃金周，最低限度滿足民眾對于長假的渴求與剛需，最低成本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假日加長不會影響經濟發展

　　“法定節假日”，即因為節日而設置的假日。但要考察與工作日相對而言的假日，應當將雙休日也算上，也就是115天的“法定假日”。這個數字是逐步演變的過程：1993年之前，我國長期實行“周六工作制”(即一周工作六天)，從此年開始由每周6天工作制改成5天半，稱為“大小周末”，1995年直接改為“周五工作制”，短短不到兩年時間，就增加了52個法定假日。

　　然后就是1999年9月，又增加了3個法定節假日，把“五一”從1天變成3天，“十一”從2天變成3天，從2000年開始，正式有了“黃金周”的概念。2008年，再增加1天——這115個法定假日，就是這么來的。但事實上，假日數量的演變，談不上有科學依據，或者說，因為難度太大，目前我們還不能夠找到科學的方法來確定假日的數量。

　　有人給“放假”算“經濟賬”，認為假日數量一定要和經濟發展水平相一致。比如有經濟學家曾說，“黃金周”這樣的長假，保守估計，會給國民經濟造成2000億的損失。從國民經濟角度確定假日數量似乎是一種方法？

　　假日數量要和經濟發展水平掛鉤，是一句“正確的廢話”——關鍵問題是，要如何掛鉤，兩者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數量關系？這個問題，目前沒有人找到了答案，也不可能找到答案。

　　曾經有所謂專家做過一個模型，通過這個模型算出，每增加一個法定假日，GDP就要下降0.816個百分點，但如果按照這個理論，從93年到現在20余年，法定假日增加了56個，那么中國的經濟早就崩潰了。但是，事實恰好相反，雖然法定假日數量在增加，但中國的經濟一直在高速發展。中國人均GDP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莫非我們的假日總量也只能是美國人的十分之一？因此，這個理論與模型因為毫無解釋力而變成一個笑話。

　　一些經濟學家在考慮問題時，只考慮生產活動，消費層面只考慮吃飯、穿衣等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消費，不將旅游這樣層級較高的消費行為考慮在內，那么得出的結論自然是假期增加會造成經濟損失——但本質上，他們是把人看成了“物”，當成了生產工具，沒有想到人不僅僅由生存的需求，也有發展的需求——而像旅游這樣出于發展需求的消費，當然是會拉動經濟的，而如果沒有假日，人們也就沒辦法去旅游。

　　更何況沒有旅游消費，就不會有旅游設施。顯而易見，度假村、酒店等旅游地產沒有拉動建筑業、鋼鐵業嗎？外貿、投資、消費是經濟學家公認的國民經濟三大引擎，旅游不是一種消費嗎？為啥他們偏偏認為旅游這種消費就是浪費而不能拉動經濟呢？邏輯無法自洽啊。

　　多增2-7個法定假日是可行的

　　如果說目前還沒有科學的工具去計算該設置多少天假日，那么又該怎么確定該不該增加假日數量呢？

　　當然，體現假日數量和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數量關系模型一定是存在的，只不過現在還沒有人找得到。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只能靠經驗判斷摸索：一是國際經驗，二是自身實踐的經驗。

　　比如說，國際上通行的是一周5天工作制，中國如果變成4天工作制，就比較冒險。法國就曾經試驗過4天半工作制，但是因為太超前，和歐美其他國家都不同步，最終導致法國的競爭力下降，于是法國就又恢復了5天工作制。

　　從中國的經驗來看，從單休日到雙休日，法定假日一下子增加了52個，也沒有影響到經濟的發展。而從1999年到現在，15年的時間，雖然中國已經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法定假日只增加了1個，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這么說，在現有的基礎上增加1-2個法定假日是沒有問題的？當然，現有情況下也不可能像1995年那樣一舉增加50多個假日，您也說過，每個社會發展階段都有“假日極限”，那么，現階段的極限在哪里？增加多少個假日比較合適？

　　現有手段下，“假期極限”確實難以算出，也需要經驗判斷。照目前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以及之前的經驗，假期數量一定有擴張的空間，增加1-2個一定是沒有任何問題的，甚至增加2-7個都是安全的。

　　其實，增加7天算是比較保守的做法，如果增加10-15天，可能也不是問題。不過我認為，增加2-7個法定假日，是綜合考量各個維度之后較為穩妥的方案。

　　單看法定假日總數，中國在世界上處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并不算低。但是民眾實際享受的假日總數和歐美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主要差距在于，歐美國家的勞動者普遍都每年享有雇主給予的較長時間的帶薪休假，一些國家的帶薪休假時間甚至超過30天。

　　在中國，盡管帶薪休假在1995年就已寫進了《勞動法》，但由于帶薪休假具有分散性特點、監管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等原因，這項規定在全國的落實率不到30%，而且根據去年公布的《國民旅游休閑綱要》，預測帶薪休假制度要到2020年才能“基本落實”。

　　再則，作為《勞動法》規定的勞動者權利，比帶薪休假更重要的還有不得強制勞動、不得強制延長勞動時間、不得不簽合同、不得克扣工資、不得不上保險等等，這些也都沒有能全面落實，更何況帶薪休假——也就是說，短期內，人們是不能指望以帶薪休假的形式增長閑暇假期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增加法定假日可以先行，而2-7天的范圍，和目前法律規定的帶薪休假的底線較為接近。增加2-7天法定假日正好可以部分彌補目前帶薪休假不能實行的情況，相當于強制執行了帶薪休假的底線，也不太可能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負面影響。而所謂“強制落實帶薪休假”在目前中國的經濟社會法治條件下基本上只能淪為空話。帶薪休假的普遍落實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表征，而不是原因。

　　有人擔心，如果順延這種思路，法定假日增加會不會成為一些雇主拒不實行帶薪休假的借口？很顯然，這種情況只可能發生在極少雇主身上。是否實行帶薪休假，不僅和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文明程度有關，和雇主的守法程度和休閑意識也有密切的關系。有時候，企業發展到一定層次，如果沒有帶薪休假，它甚至可能吸引不到或留不住優秀的人才，雇主一般會主動與國際慣例接軌。

　　現有的社會背景情況，原本守法的雇主不會因為法定假日增加而取消帶薪休假；而原本不依法給予勞動者帶薪休假權利的雇主，難以剝奪勞動者增加的法定假日——因為法定假日實施起來，監管成本要低很多，即使不監管，因為全社會的停頓，不守法的雇主也會得不償失。

　　更何況，法定假日改革和帶薪休假的全面推行是并行不悖的，增加法定假日，并不是為了代替帶薪休假，也不可能因為法定假日增加，就不再推行帶薪休假了。

　　“長假”是最為迫切的需求

　　如果法定假日總數增加2-7天，合理安排也是重要問題。分別有幾套方案可供選擇：A方案：增加2天，可以直接恢復五一黃金周；B方案：增加4天，在恢復五一黃金周的同時，把春節延長兩天；C方案：增加5天，在恢復五一黃金周的同時，在8月上旬增加一個“避暑黃金周”；D方案，增加7天，則可以同時滿足上述3項延長假日的措施。

　　總之，A方案是最迫切的民生要求，也是最低成本提升民眾幸福感的方案；D方案是在未來一個時期內，最大限度滿足我國民眾日益增長的探親與旅游兩大剛性需求的最佳現實方案。

　　目前階段，假日安排雖然也涉及假日總量和假日結構，但最本質的問題，就是長假的短缺。社會急劇轉型的過程中，有兩種人：一種是包括農民工、漂在北上廣的高素質人群在內的異地就業群體，他們外出就業是為了謀生，某種程度上是被迫的，因此他們有強烈的探親的需求。

　　中國現在有2、3億農民工，帶來了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等大量社會問題，這有可能是社會發展中不得不承受的副作用，但是如果沒有長假來保證探親需求，這些問題會加劇。

　　另外一種人是中產階層，他們隨著收入增加、眼界開闊，產生了旅游的需求——這兩種人的需求，必須是長假才能滿足的。而且我認為，這兩大需求是剛性需求，且剛性越來越強。增加假日數量是增加長假的前提，但現在的問題并不是簡單的假日總量問題——試想，即使我們把雙休日改成三休日，一下子多出來50多個假日，也滿足不了探親和旅游的需求，同樣，“小長假”也滿足不了這種需求，也就必然成了雞肋。

　　有人說，長假會使社會生產較大面積停滯，增加長假會不會有影響經濟發展的風險？

　　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從經濟的角度考慮，長假也是有益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旅游拉動經濟之外，還可以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為了應對春運的需求，鐵路部門必須準備比平日多得多的運力，而其中相當大一部分可能在平時多數時間是閑置的，也就是說經濟學上的邊際成本是固定的。

　　如果長假增加，那么這些運力被使用的次數也就會增加。在邊際成本固定的情況下，是一年使用一次的效用高，還是使用三次效用高？對于社會整體而言，其邊際收益的大幅增加是不言而喻的。

　　更何況，假日數量的設置，絕不僅僅是一筆“經濟賬”，它還關系到民生、關系到人們發展自身的需求——如果僅僅從生產的角度看問題，那么，最好雙休日也不要休息，每天都工作——那么請問，在這種情況下，增長的經濟、增加的GDP要用來干什么？歸根結底，生產是為了消費、為了人的生存和發展，不能本末倒置。

　　GDP不是越多越好，更重要的問題是GDP如何能夠造福民眾？！現在民眾不僅僅滿足于吃飽穿穿暖，還有其他的需求，為什么要壓制這些需求呢？象牙塔里的專家或許難以體味，但于情于理于法，這都是說不過去的。

　　當然，除了增加假期數量、優化假期安排之外，要推動假日改革，還需要一些社會文化方面的改變。

　　長期以來，我們以節儉、勤勞為價值導向，喊出“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下戰場”這樣的口號——雖然這些年有一定的改變，但很多雇主對于“休閑”的認識是不到位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甚至把“5+2”、“白加黑”當作自我標榜，這并不符合文明發展的要求。

　　人類文明的成就，事實上很多是有閑階級創造的。羅素說，能否聰明地休閑是對文明的最終考驗。我們一定不能把“呼吁放假”看成“好逸惡勞”的表現，一定要認識到，社會的進步是以閑暇時間的增加為標志的，經濟發展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休閑、聰明地休閑。

　　兼具物質消費與精神消費兩大特征的旅游消費，屬于馬斯洛層次需求理論中最高兩個層次的消費，因此毫無疑問是“聰明的休閑”、最具文化價值的休閑。當然，話說回來，要“聰明地休閑”，前提是“有閑可休”，所以一定要首先解決閑暇時間的問題，而當前釋放中國民眾龐大的旅游消費需求的瓶頸就是長假短缺。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旅游專家，社會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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