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未來，楊凱生對中國率先發行數字法幣態度還是樂觀的，在他看來，中國的數字法幣應當是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采用特定的數字技術實現的貨幣形態，是紙幣的替代品，或曰是一種新的電子支付工具。

　　辨析數字貨幣——對話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

　　楊燕青 林純潔

　　今年9月，中國叫停ICO（首次代幣發行）和關閉比特幣交易平臺的政策接連落地，引發全球數字貨幣交易市場的結構劇變。此后，比特幣在短暫跌破3200美元后迅速反彈，本周一度突破了10000美元大關。然而，比特幣的波動也大到令人瞠目，在11月29日一度升至11193美元后，比特幣又在30日重挫至9400美元，之后回升至10500美元附近。截至北京時間11月30日15：00，一枚比特幣的價格為9952美元。

　　不容否認，比特幣當前的暴漲與其通縮屬性、危機后全球流動性泛濫、國際炒家的狂熱，甚至與其作為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工具等等均有關聯。如何解讀比特幣的價格暴漲和巨幅波動？如何理解比特幣等私人數字貨幣對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潛在影響？

　　同時，數字貨幣領域最新和最重要的探討開始轉向所謂數字法幣（DFC或CBDC），也就是數字化的法定貨幣。面對私人數字貨幣的崛起，背后是主權國家的央行發行“數字法幣”時機是否已經成熟？“數字法幣”發行應當遵循哪些要點？中國是否可能在此領域引領全球？如若中國率先發行數字法幣，應堅持怎樣的原則和考量？這又會給金融生態帶來怎樣的影響？

　　針對這一系列問題，第一財經近日獨家專訪了中國銀監會特邀顧問、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楊凱生并不認同中國強化監管“會拱手將全球數字貨幣的中心地位讓于他人”的看法，他認為放任不管往往只能以最后的矯枉過正為代價，到頭來必然是延滯創新的步伐，遏制數字貨幣技術的進步。

　　對于比特幣的價格波動，楊凱生表示，價格上漲并不代表其市場已走向成熟，更不能將此作為認定某種數字貨幣已經取得成功的標志。貨幣存在的意義是為了讓商品、勞務等各類交易更為便捷，使整個經濟活動獲益。從這點來看，目前數字貨幣價格大幅上漲可能正是其問題所在。

　　放眼未來，楊凱生對中國率先發行數字法幣態度還是樂觀的，在他看來，中國的數字法幣應當是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采用特定的數字技術實現的貨幣形態，是紙幣的替代品，或曰是一種新的電子支付工具。他特別強調，數字法幣在安全性上必然要有最高的要求；此外，數字法幣應在安全性和保護隱私之間實現更好的平衡。

　　當被問及中國數字法幣的發行形態，楊凱生看好批發模式，即中央銀行通過商業銀行將數字貨幣發行至公眾。他也坦言數字法幣的發行可能會加劇商業銀行體系內部的競爭，導致商業銀行與客戶關系的深度變化，而更加個性化的基于場景的服務會進一步成為商業銀行之間競爭的關鍵。

　　1． 比特幣價格暴漲解析

　　第一財經：由于比特幣等加密數字貨幣的異軍突起，這兩年數字貨幣成為輿論焦點。我們注意到大多數媒體的報道集中在比特幣等數字貨幣的漲跌方面。事情也確實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目前，全球虛擬貨幣市場市值已接近2000億美元，比特幣的價格也在過去12個月上漲了10倍以上。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比特幣的這種價格表現，以及全球數字貨幣市場的迅猛發展？

　　楊凱生：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可以說差異是很大的。例如，據說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已經宣布要搞比特幣期貨了。這表明他們似乎沒有把比特幣看作是一個可能給金融市場帶來多大風險的東西。但也有持相反態度的，國外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例如席勒）和金融領袖（例如戴蒙）都將比特幣和“郁金香泡沫”相提并論。他們的基本觀點是，和投資者當年追逐郁金香導致其價格瘋狂上漲一樣，若一種資產在一段時間內價格大幅上漲，直接原因一定是相對于供給的需求大幅增加，比特幣也不例外。還有人的觀點則更為犀利，例如星展銀行首席信息官David干脆說“我們認為比特幣是一種龐氏騙局”。

　　我認為比特幣價格的漲落與它是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貨幣不是一個問題。價格漲了，并不能說明它就是合法貨幣，價格跌了，也無法證明它就是一種壞東西。但是它的價格如果不斷地出現暴漲暴跌的情形，倒是可以促使人們認真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具有如此價格波動性的東西究竟能不能作為貨幣。

　　事實是由于這一輪全球低利率政策時間持續過長，危機后主要發達國家央行推出量化寬松等非常規貨幣政策，導致了流動性泛濫，大家對貨幣的貶值存在普遍擔憂。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種號稱發行總量既定（暗示不會貶值）、以最新技術區塊鏈作為支撐（暗示代表未來）的一種“貨幣”引起追捧就不意外了。同時，由于比特幣的挖礦機制，以及市場深度等遠遠不足，投資者的追捧必然帶來價格的飆升。

　　然而，正如有些經濟學家和不少金融市場參與者所指出的那樣，比特幣等所謂的數字貨幣價格的暴漲并不能證明它就具有什么內在價值，它的價格表現不是由其價值所決定的。因此由于監管政策的變化、投資者情緒的變化以及其他的一些風吹草動，比特幣就會反反復復出現暴漲暴跌。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倘若這成為一種常態，那它對社會生活、經濟運行可能帶來什么樣的影響。還需要指出的是，從貨幣的基本屬性即計價單位、交易媒介和價值儲藏手段這三個功能來看，比特幣如果真的要作為一種貨幣，如何才能同時具備這三種功能。也有人詰問由于發行量既定，比特幣若成為貨幣必將導致全球通貨緊縮。那時“全球將陷入災難”，這是危言聳聽還是先見之明？

　　因此，姑且不從經濟學原理、法理等層面去討論，起碼應當說，目前數字貨幣價格的上漲并不意味著這個“新事物”已經成熟，實際情況可能恰恰相反。數字貨幣的發展仍處于非常初期的階段，現在應該做的是如何腳踏實地既從理論上，又從操作性上，既從經濟金融的運行上，又從政治社會的穩定上來研究、探索和把握這個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特別需要搞清楚的是，為什么一些所謂的數字貨幣容易被某些人用于逃避監管的領域。比如此前一度流行的ICO，顯然就是為了避開證券監管部門的監管，直接的后果就是在這個市場中出現了不少的欺詐和犯罪行為。又如通過比特幣實現跨境支付，不容諱言它對外匯管理是有沖擊的。此外，為什么比特幣等虛擬貨幣與法定貨幣相比，它更容易成為在互聯網“暗網”上一些犯罪行為的交易媒介？怎樣才能防控住這類數字貨幣在洗錢甚至恐怖主義融資中作為支付和交易工具？所以，我認為對于這些已經看得見的“灰犀?！毙枰粜?，不能視而不見。如果說目前“互聯網”、“數字化”、“區塊鏈”包括“數字金融”、“數字貨幣”等等還是“珍稀動物”，需要我們加以特別保護的話，那對整個經濟金融運行“生態環境”的保護更需要人們重視。

　　第一財經：在這個角度看來，中國監管部門今年9月全面叫停ICO，指出ICO涉嫌非法發售代幣票券、非法發行證券以及非法集資、金融詐騙、傳銷等違法犯罪活動，并關閉了數字貨幣交易所，極大程度地限制其交易活動，確實應該說是及時的、正確的。但也有一些人認為中國監管當局此舉可能會造成錯失良機，結果可能會拱手將全球數字貨幣的中心地位讓于他人，對此你怎么看？

　　楊凱生：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據我所知中國相關監管部門較早就已經開始對數字貨幣進行研究，在2016年初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討會上，相關人士對數字貨幣發展的前景就做過明確闡述。中央銀行還專門設立了數字貨幣研究所，集中了一批專業人士專門從事數字貨幣的研究。這顯然是想打造一個在全球數字貨幣領域的領先地位。銀監會等監管部門也都十分注意跟蹤數字貨幣的發展趨勢。

　　我認為當前的一些監管措施并不是否定數字貨幣，更不是否定與之相關的技術，而是對其已經引發的金融亂象進行治理，對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加以防范。我認為這恰恰可以說明中國監管部門對數字貨幣的理解是比較深刻的。以放松監管甚至是不監管來換取所謂的發展和短期市場繁榮，其代價一定是風險的不斷積聚，甚至會導致系統性危機。放任不管往往只能以最后的矯枉過正為代價，到頭來必然是延滯創新的步伐，遏制數字貨幣技術的進步。這方面類似的教訓已經不少，值得很好汲取。

　　第一財經：但一個令人關注的現象是數字貨幣例如比特幣，在中國相關監管措施公布后價格卻依然不斷大幅上漲。

　　楊凱生：正如我在前面所講的，對目前的數字貨幣而言，價格上漲并不能代表市場已走向成熟，更不能將此作為認定某種數字貨幣已經取得成功的標志。貨幣存在的意義是讓持有者因為持有它就能賺錢嗎？貨幣是為了讓商品、勞務等各類交易更為便捷，使整個經濟活動獲益。從這點來看，目前數字貨幣價格大幅上漲可能正是其問題所在。就拿目前已賺了錢的虛擬貨幣投資者來說，今天的大漲可能正是下一步大跌的前奏。投資者們都能賺錢，而且持續地賺錢，當然是皆大歡喜的事情，但天下究竟有沒有一種投資只有盈利而且是暴利，而不會有風險呢？

　　楊凱生認為，當前的一些監管措施并不是否定數字貨幣，更不是否定與之相關的技術，

　　而是對其已經引發的金融亂象進行治理，對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加以防范

　　2． 如何定義“數字法定貨幣”

　　第一財經：目前，數字貨幣領域最新和最重要的探討開始轉向所謂數字法幣，也就是數字化的法定貨幣。數字法幣和私人數字貨幣最大的區別是什么？

　　楊凱生：目前對于數字法幣似乎還沒有權威的官方定義。參考法定貨幣和數字貨幣的特征，我認為，數字法定貨幣應該有以下幾個特征：有主權背書，由央行發行，具備計價單位、交易媒介和價值儲藏的功能。同時，它運用了目前最新的數字和加密技術。只有具備這些特點的數字化貨幣才能成為真正的法定貨幣。

　　貨幣的功能是讓交易更為便捷、高效、低成本，它應該為實體經濟的運行和社會的發展服務。對一國居民而言，其貨幣不應該是投機資產。

　　不少人對于數字法定貨幣還寄予了這樣一個希望，那就是隨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能夠實現所謂“智能發行”。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有人認為，可以實現基于個人的“智能使用”的“智能發行”，比如錢放在電表里，當余額不足時就能自動充值；或者開車經過收費站，衛星定位后，就可以通過智能合約直接實現扣錢等應用。這個和目前智能電表和交通ETC卡的預充值原理完全不同，是央行直接向社會公眾發行數字貨幣。當然其中還有不少理論問題和實際操作問題，現在還只能說是一種前景吧。對于政策而言，這是基于智能計算的前瞻性貨幣政策的一種傳導方式。也就是說，數字法定貨幣的發行體系應該是智能的、有彈性的，這一點正是比特幣這類私人數字貨幣所不具備的。當然，貨幣發行的智能化涉及方方面面，短期內實現的可能性似乎還不大，還需要長期的探索。

　　另外，數字法定貨幣和私人數字貨幣在安全性的管理上，至少目前看來也還存在很大的差異。應該承認目前私人數字貨幣是存在一定安全隱患的，被黑客攻擊的案例也已發生過一些。對數字法定貨幣而言，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是難以想象的。數字法幣在安全性上必然要有最高的要求，否則不僅是貨幣當局和整個政府的聲譽都會蒙受不可估量的損失，更重要的是全社會的經濟金融運行，乃至政治生活都有可能陷入一種混亂。除此之外，數字貨幣也應該十分關注隱私的問題，因此，能夠在安全性和保護隱私之間實現更好的平衡，應該是數字法定貨幣發行、使用、管理的過程中比私人數字“貨幣”更具優勢的地方。

　　第一財經：對于全球央行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可能大家會問一個問題：為什么要發行數字法幣？除了剛才談到的一些智能應用之外，數字法幣有哪些目前的貨幣和支付系統無法比擬的優勢？應該不僅僅是由于出現了私人數字貨幣的挑戰，央行才加快了這方面的推進步伐。

　　楊凱生：你這個判斷是對的。你總是喜歡用“數字法幣”這個詞，我聽著總感到有點別扭，這么叫簡捷倒是簡捷了，其實我覺得叫“數字化的法定貨幣”更準確，當然啰嗦了一點。至于發行數字化法定貨幣的好處，首先，數字化的法定貨幣一旦真的使用了，那將有助于全球大幅降低使用現金的成本。有數據顯示，目前全球現金交易每年達75萬億美元，85%的全球消費者使用現金進行支付，據說全球使用現金的成本（包括印刷、發行、運輸、銷毀等等）占到全球GDP的2%，也就是說大致相當于加拿大這樣的國家一年的GDP。這個成本是相當可觀的，如果能省下來那當然是一件好事。當然，也有人提出數字貨幣的發行、使用、支付、清算等耗能是很高的，那也是一種巨大的成本。這可能要靠技術進步來解決了。

　　其次，不同類型國家發行數字法幣，會出自不同的考量。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希望數字貨幣能夠有助于解決普惠金融的問題。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由于缺乏基礎的金融服務，全球有大約20億人只能依賴現金進行交易，而這些人主要都在發展中國家。而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例如英格蘭銀行、美聯儲和歐央行，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利用數字貨幣來優化貨幣政策的實施和傳導機制。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性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些國家的貨幣當局希望能夠借助數字貨幣來改進對貨幣體系的理解，讓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更為透明而有效，同時也能解決目前因“負利率”存在而帶來的一系列實際問題。此外，還有一些國家，例如瑞典，由于社會大眾對現金使用的“排斥”，也增強了其央行發行數字法幣的緊迫性。

　　第一財經：那么央行發行數字法幣，目前來看條件是否成熟了？

　　楊凱生：條件是否成熟主要取決于具體目標的設定。若目標是一個整體系統的轉換，那我以為條件遠未成熟。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從傳統紙幣體系向數字貨幣體系轉換是一項極其龐大的系統性工程，這個中間應該有一個很長的轉換期。同時，目前數字貨幣完全替代紙幣的技術條件也還不成熟，例如大家普遍看好的分布式賬本技術在目前階段由于處理速度過慢和效率太低，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用它來替代全球實時全額支付系統是不可能的。但是，若行動的目標只是一個小范圍的嘗試和破冰，那應該是可以的。也只有嘗試了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問題，才能更好地調整政策和更有效地改進技術。

　　3． 中國可望全球率先發行數字法幣？

　　第一財經：目前，在國際上的討論中有一種呼聲，認為中國由于其在電子支付方面的領先地位，更可能也更應該率先推出數字法幣。

　　楊凱生：希望能夠如此。這還是從國際比較上來說的，其實從國內來說，數字法定貨幣應該是未來各類數字貨幣的主流。換句話說，也許數字化的法定貨幣出來了，那些有這樣那樣問題的虛擬貨幣就不會有目前這樣的市場了。

　　第一財經：中國發行數字法幣，應堅持怎樣的原則和考量？

　　楊凱生：對于這一點，周小川行長早就有過論述：數字貨幣的發行、流通和交易，都應當遵循傳統貨幣與數字貨幣一體化的思路，實施同樣原則的管理。中國數字法幣是由中央銀行發行的采用特定的數字技術實現的貨幣形態，是紙幣的替代品，它可以被視為一種新的電子支付工具。更重要的是本質上它仍是中央銀行對公眾發行的債務，以國家信用為價值支撐。

　　第一財經：在技術路線上會如何選擇？會使用目前呼聲很高的區塊鏈技術嗎？

　　楊凱生：針對這一點，周小川行長也曾經說過：區塊鏈技術是一項可選的技術，但是到目前為止區塊鏈占用資源太多，不管是計算資源還是存儲資源，應對不了現在的交易規模，未來能不能解決，還要看。這個說法有道理。除了區塊鏈技術，據了解，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團隊還在深入研究數字貨幣涉及的其他相關技術，比如移動支付、可信可控云計算、密碼算法、安全芯片等等。對于央行掌控的數字貨幣，我想央行一定會采用一系列的技術手段、機制設計和法律法規，來確保數字貨幣運行體系的安全。這從一開始似乎就與比特幣的設計思想有了區別。

　　另外，其他一些央行的經驗也值得借鑒。例如英國央行的設計理念就是站在中央銀行的系統視角，不基于區塊鏈技術，力圖實現一種中央銀行控制的可擴展的中央銀行加密數字貨幣。

　　第一財經：大家關注區塊鏈技術，其實是關注其分布式和去中心化的安排。但是對于數字法定貨幣，去中心化的架構似乎不太可行，首先就是安全問題。

　　楊凱生：對。數字法定貨幣必須在安全性和隱私保護之間取得平衡，從而解決因賬戶匿名不可追蹤可能導致的問題。這里既要通過密碼學算法保證數字貨幣用戶安全，又要通過技術手段建立可控的匿名機制，實現一定條件下的可追溯。我以為不能簡單地把有中心就看成是落后的標志，把所謂的去中心化奉為圭臬。數字法定貨幣必須中心化或部分中心化，這才能保證效率和安全，這個問題甚至可以和國家主權聯系起來分析。數字化的法定貨幣在某些環節也許可以使用區塊鏈技術，但在具體設計上應該會有所調整。我對這方面的技術是外行，只是看過一些材料，但感到有些專家的建議和想法似乎是有道理的。例如，變扁平網絡為層級架構，變公有鏈為聯盟鏈，變競爭性記賬為合作性記賬，而且要讓一些關鍵節點參與到記賬體系中來，等等。

　　第一財經：央行發行數字法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選擇批發型的數字法幣，還是零售型的數字法幣？

　　楊凱生：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不少人現在認為數字法幣的運行框架可以有兩種模式選擇：一是由中央銀行直接面向社會，面向公眾發行數字貨幣，這大概就是你說的零售型。二是遵循傳統的“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二元模式，即批發型。在第一種模式下，央行要直接面對全社會提供法定數字貨幣的發行、流通、維護服務。第二種模式就是仍采用現行紙幣發行流通模式，即由中央銀行將數字貨幣發行至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受央行委托向公眾提供法定數字貨幣存取貸等服務，并與中央銀行一起維護法定數字貨幣發行、流通體系的正常運行。

　　我認為，中國在數字法定貨幣的第一步似乎還是應該選擇批發模式，不需要顛覆現有貨幣發行流通體系及貨幣政策制定和傳導框架。這樣的做法也許風險會比較可控，運行會比較平穩，同時也可以調動商業銀行積極性，分擔成本。

　　楊凱生認為，中國在數字法定貨幣的第一步似乎還是應該選擇批發模式，

　　不需要顛覆現有貨幣發行流通體系及貨幣政策制定和傳導框架

　　4． 數字法幣如何影響全球貨幣金融體系

　　第一財經：我們相信如果數字法幣真正落地，假以時日一定會給整個貨幣金融體系帶來方方面面的深遠影響。你如何評估和看待這些影響？

　　楊凱生：數字法定貨幣的發行確實會對經濟和社會帶來深刻影響，特別是對金融體系。當然，短期的影響取決于究竟設計怎樣的數字法幣框架，取決于推進數字法幣的節奏以及相關技術的演進。從數字法幣本身的特性來看，其發行將降低整個貨幣體系的成本，提高交易特別是跨境交易的效率。這一點應該沒有疑問。

　　從金融體系的角度看，針對數字法幣推進可能帶來的影響，人民銀行的范一飛副行長也有過解析：第一，貨幣結構發生變化，貨幣乘數增大；第二，實物貨幣需求持續下降，金融資產相互轉換速度加快；第三，貨幣流通速度的可測量度有所提升，有關金融交易的大數據分析基礎更為扎實；第四，可能降低KYC（了解你的客戶）與AML（反洗錢）成本，提高監管效率；第五，提供高效的共享金融環境，驅動金融創新。

　　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數字法幣會引發和加速金融脫媒，影響甚至重塑貨幣政策框架和傳導機制。當然，在一旦出現金融恐慌和金融風險時，它也會加速其傳導和擴散，從而加劇對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的沖擊。

　　總之，要說科技發展對金融業帶來的革命性變化，數字法定貨幣的發行應該屬于最重要的一條。其他的，例如互聯網信貸、第三方支付、網上理財、各種“寶”類產品的銷售等等，與這相比還都談不上是什么顛覆性的變革。

　　第一財經：那么看來你也認為對于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數字法幣發行是會形成不小沖擊的？

　　楊凱生：我剛才說過，如果中央銀行直接向公眾發行數字貨幣，那么銀行業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石也許會被動搖。而如果遵循傳統的“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二元模式，銀行業受到的沖擊將會降低，甚至是新一輪的發展機遇。因為數字法定貨幣是現金的替代品，也需要有對應的專業機構服務，商業銀行仍有其優勢。不過，數字法幣的發行可能會加劇商業銀行體系內部的競爭，銀行發揮期限轉換功能的作用也將會削弱。同時，法定數字貨幣和傳統意義上的賬戶的關聯性可能減弱，這會導致商業銀行與客戶關系的深度變化。更加個性化的基于場景的服務會進一步成為商業銀行之間競爭的關鍵。

　　第一財經：很多人把數字貨幣理解為一種技術驅動，其實作為一項重要的公共政策選擇，首先應分析其經濟學意義和政策的經濟社會影響，也就是要關注其制度安排。你認為在這方面應有哪些考量？

　　楊凱生：對，我贊成你的這個說法。數字貨幣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創新，它首先是一個經濟金融問題，要深入分析其經濟學意義和社會學意義，分析相關政策推出可能導致的成本收益和利益分配格局的改變等等。對于具體制度安排和設計取向，前面講到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對經濟運行支持服務的效率、反洗錢和反恐融資的落實、隱私與安全的平衡等都非常重要。同時，數字貨幣是跨國界的，國家間的政策協調也不可或缺。在這方面，IMF和BIS等國際組織都應發揮作用，而中國應積極參與其中，努力引導其相關進程和規則的設定。

　　第一財經：有一種觀點認為，數字法幣會改變全球貨幣金融體系，改變美元獨大的局面，也會加強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你怎么看？

　　楊凱生：這個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大規模使用法定數字貨幣將使跨國交易更加有效，不管是政府還是個人，假以時日對于法定數字貨幣的需求都會增加，這也許會減少對于當前主要儲備貨幣也就是美元的需求。坦率地說美元目前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地位與美國經濟在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分量是并不相稱的。其實美元目前的地位過于強大，不僅對世界其他經濟體帶來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也使得美聯儲貨幣政策在美國國內的有效性受到了影響。因此，如果一些大型經濟體數字法定貨幣的發行能夠使得大家走向更加多元的全球貨幣體系，那可能對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有好處的。在這過程中如若人民幣先行一步，那是十分有意義的。

　?。ū疚氖装l于《第一財經日報》）

　　(本文作者介紹：工商銀行原行長、銀監會特邀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