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董希淼
商業銀行是金融企業,有公共屬性,應擔社會責任,但這樣的責任應限于商業倫理范疇。讓商業銀行背負太多的應由政府和上帝承擔的道義責任,是銀行“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5月10日,中信證券董事長王東明在一個論壇上說,工商銀行報出來一年凈利潤達到兩三千億的時候,全國人民都會罵你的。他進而發問:一個服務性的機構怎么能掙那么多的錢,它的錢都掙到了誰的身上?
的確,工行作為全球市值最大的銀行,是掙了不少錢。年報顯示,工行2013年全年實現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凈利潤為2630億元,同比增長10.2%。不獨有偶,在剛剛出爐的《福布斯》2013全球企業2000強榜單上,工行躍居榜首,成為全球最大的企業。
不過,王東明的說法一出,小伙伴們都驚呆了。5月13日,網傳王東明因上述發言,被中信證券內部批評并予以經濟處罰。
那么,他的這番驚人言論,是理性質疑還是嘩眾取寵?我們不妨也來問幾個問題:
第一,工行該不該掙錢?作為金融服務業的重要一分子,銀行是服務性機構固然沒錯,但服務性與贏利性并沒有沖突。本質上,工行是依法成立的金融企業,與各類工商企業一樣,它的重要目的是獲取利潤。企業對贏利的追求,是對股東負責的一種態度,是正常的市場行為。如果工行不該掙錢,那么該學“兩桶油”玩巨額虧損?如果工行虧損了,恐怕那時候全國人民真要罵了吧!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認為,經濟參與者的本意是自利的,但他們追求自己利益的行為往往能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企業贏利是健康的,不掙錢才是可恥的。如果所有企業都不贏利,那將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第二,工行該掙多少錢?很多人可能并不反對工行掙錢,只是覺得它掙得太多?眾所周知,國內中資銀行的利潤主要來自于利差收入,而利差收入則取決于資產規模和利差水平。但是,銀行的利率定價要遵循利率政策要求,信貸規模要符合存貸比指標,運營擴張要受制于資本充足率。換句話說,工行是貨幣政策及監管制度的執行者,而不是制定者。掙多掙少,工行自己也定不了。
從結果上,雖然工行去年掙了近三千億,但凈息差僅2.40%,談不上什么暴利。而與工行市值差不多的富國銀行,2013、2012年凈息差分別為3.39%、3.76%。工行的利潤總量大,主要是因為資產規模大,算是“薄利多銷”吧!
第三,工行從哪里掙錢?沒錯,銀行的主要利潤來自客戶,包括境內與境外的企業客戶和個人客戶。工行以遍布城鄉的網點和數以萬計的員工,為企業和個人提供了各類金融服務,以實際行動有力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同時也從中獲利。對比數據還可以看到,以工行為代表的大型銀行,提供的貸款價格一直低于很多中小銀行,更遠低于整個社會的融資成本。
有人還認為,工行獲取的是壟斷利潤,因此要受到指責。事實上,全國銀行業光法人機構就有近四千家,物理網點超過20萬個,競爭無處不在。而2013年工行的總資產在銀行業金融機構中的占比僅為12.5%,完全不具備市場支配地位,它就是想壟斷也沒門。
因此,工行獲利近三千億,沒有挨罵的理由。相反,工行放著這么大的資產規模,如果利潤太少,我們倒應該多問問為什么。工行的這些利潤,是工行為社會做貢獻的結果,同時也是工行長期生存、持續貢獻的基礎。年報顯示,工行2013年第一、第二大股東分別是中央匯金公司和財政部。工行的大部分利潤,最后以稅收、分紅等方式貢獻國家,回報社會。應該說,每個人都可能從工行近三千億的利潤中獲益。
金融業應該支持和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但當下實體經濟遇到的困難,不能歸結于銀行支持不力。銀行的生存和發展與實體經濟唇齒相依,近年來不少企業陷入困境,不良貸款上升較快,已經給銀行業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即使僅從自身利益考慮,也沒有銀行愿意看到企業走向衰落。實體經濟的種種問題,更多的應該從宏觀環境、經濟周期、產業結構等方面尋找原因,對癥下藥。
更重要的是,金融業自身的發展壯大,也將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微博]甚至認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教訓是必須加強金融業,中國也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實體經濟為主,金融業為輔”的觀念,注重金融業的健康發展。
商業銀行是金融企業,有公共屬性,應擔社會責任,但這樣的責任應限于商業倫理范疇。讓商業銀行背負太多的應由政府和上帝承擔的道義責任,是銀行“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希勒在《金融與好的社會》一書中寫道:“我想通過本書傳遞給讀者們(不論遠近,不論老少)一個核心的意識,那就是金融有充足的潛力為我們塑造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而每位讀者的精力和才智都應該放到為這個目標奮斗上來。”
所以,當工行發展壯大,成為“宇宙第一大行”時,我們不妨給點掌聲。
(本文作者介紹:零售銀行觀察者、兼職財經評論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微博名稱:@東行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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