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金融時報
說起讀書,雖然我們首先仍會想到雙手打開一本紙質書,但利用電子設備和互聯網進行閱讀,已更多成為實際場景。在某些方面,電子書、網絡書帶來的閱讀體驗和效果,已不亞于或說遠超過紙質圖書,金融史研究中數字閱讀發揮的作用,就可作為一個例證。
《中國貨幣史》
中國金融業是近代中外商業和文化交流的產物,“金融”“銀行”等名詞及貨幣銀行理論也是從外部傳入的。考察追溯漢語中相關金融術語的語源,是金融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而有趣的課題。
中國學者對“金融”等詞的溯源研究早在百年前就已開始。這些詞在中國是逐漸使用和傳播的,很難找到一個絕對的起點,學術進步主要依靠在讀書時發現更早的用例,然后把詞語使用的時間上推幾年。在紙質書時代,博覽群書是進行詞語溯源的必要條件,但在數字書時代,人們可以通過電子版擁有海量“藏書”,通過網絡讀到孤本秘籍,通過檢索直接找到相關內容,節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近年來,中國金融史相關研究取得的新突破,很多得益于數字資源的快速積累和數字閱讀的廣泛應用。
先說“金融”。民國時,即有學者指出“金融”一詞來自日本,后來學界也多贊成這個觀點。但它在日本是怎樣形成的,是否是“finance”的對譯以及何時傳入中國,一直沒有定論。
《新民叢報》
日本在明治四年(1871)5月10日頒布《新貨幣條例》,統一幣制,確定金本位,因此“金融”一詞應出現在明治維新之后。明治時期擔任大藏卿的大隈重信,是日本貨幣銀行體系維新的推動者,保留下很多當時有關此事的檔案文獻。這些檔案后來捐贈給他創辦的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稱為“大隈文書”。十年前,早稻田大學公布了“大隈文書”的電子版,為考察“金融”一詞在日本的產生、流傳提供了條件。
從大隈文書可見,明治八年(1875)年9月三野村利左衛門所上《關于金融的建言書》的封面即出現“金融”二字。這個建言書中多次出現“金錢融通”一詞。在第十頁,作者說一國的“金錢之融通”如同人的血液流動運轉,一旦停止流動就會危害臟腑和健康,必須百方醫治。當時日本國內“金融壅塞”,恰如人體血液運行停滯。“金融”這個二字連用之詞,顯然是“金錢融通”的縮寫。稍晚,明治八年10月7日由吉原重俊寫給大隈重信的《關于金融蔽塞百業不振的建言書》,開篇即言“方今金融蔽塞百業不振”,其“金融”也是“金錢融通”的縮寫。
在明治初期的印刷出版物中,明治十年(1877)牧山耕平所譯《初學經濟論》的第三十八章“金融壅塞”(對應“a commercial crisis,商業危機)、第三十九章“金融壅塞的恢復”中,“金融”一詞多次出現,并且不再借助“金錢融通”而獨立使用,說明它在日語中已經很流行了。
《原富》,南洋公學本
在早期英日互譯的書和詞典中,“金融”譯成英語多作“circulation of money”,而非今日的“finance”,當時的“finance”譯成日語,則多為“財政”之義。要到1900年以后,才有譯者將“finance”譯成“金融”。可以說,“金融”一開始并不是對西方概念的翻譯,而是日本自創的概念和名詞。
“金融”一詞在日本流行后,開始傳入中國,但最初基本上是日本人在中國使用,或中國人翻譯日本人文章時原樣引用,還不能說是一個漢語詞。根據梁啟超在日本編輯出版的《新民叢報》,在1902年出版的第六期,梁啟超回答“日本書中金融二字其意云何?中國以何譯之”問題時說:“金融者,指金銀行情之變動漲落,嚴氏《原富》譯為金銀本值,省稱銀值。”其實這是個錯誤的解釋,因為“金融”的本義并非指“金銀行情變動”,說明即使如梁啟超那樣博學,當時也不了解“金融”一詞,更不必說普通國人了。
那么“金融”何時成為漢語中一個名詞?我檢索了《申報》數據庫,發現《申報》中大量出現“金融”一詞是在1906年以后,不少是中國人說的話,大致可說明“金融”一詞進入漢語、廣泛使用的時間,是在光緒末年,到宣統(1909-1911)時,已經進入官方語言。
再說“銀行”。中國最早的銀行出現在鴉片戰爭之后的香港。1845年,英國的Oriental Bank在香港設立分行,后來陸續延伸到內地。仿造“洋行”創造出來的、與“bank”對應的“銀行”一詞也在香港出現,但最早在哪年用起,并不清楚。
20世紀50年代,彭信威先生在《中國貨幣史》中曾對“銀行”一詞做過考證,他根據咸豐六年(1856)香港出版的《智環啟蒙墅課初步》一書中“Bank Note”譯作“銀行鈔票”,指出至晚到1856年,“銀行”一詞已在使用。
彭信威的研究相當精細,此后數十年沒有人找到更早的“銀行”用例。直到前些年,香港公共圖書館將其館藏的本地早期報紙掃描上網,我在1854年1月的中文月刊《遐邇貫珍》中發現關于“銀行”的報道,將這個詞的使用年代又上推了數年。
1912年2月6日的上海《申報》刊登了關于中國銀行1912年2月5日成立并正式營業的報道。
《遐邇貫珍》是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期刊。1854年1月1日出版的當年第二號雜志(與第一號同日)刊登消息,說上年“十一月十三日,福州來信云:數月來,因地方多故,致數家大銀行關閉歇業”。這則新聞說的是福州四家錢店遭遇“滾支”即遭擠兌而倒閉的事件。文中3次用“銀行”來指稱內地傳統信用機構,與今天語義相似。算上《遐邇貫珍》的采訪、編輯時間,可見“銀行”一詞至晚在1853年已在香港流行。
在金融史研究中,貨幣銀行學何時傳入中國,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人們公認傅蘭雅翻譯的《保富述要》是最早進入中國的貨幣銀行學著作,但原書的書名、版本和作者布來德卻長期沒能考證出來,未免遺憾。2010年,保存在美國加州伯克萊大學的《傅蘭雅檔案》出版,披露了《保富述要》譯自Platt所著的《Money》一書的信息。通過線上檢索英美圖書館書目,可知該書作者的全名為James Platt,是英國一位活躍的學者,還可找到此書的電子版。將中英文版本對比閱讀,確定傅蘭雅采用的是美國出版社G.P.Putnam’s Sons的1889年版,而非原先有學者推測的1891年版,譯本的出版時間大致在1896年。這也算是解開了金融學史上的一個謎。
數字閱讀給人帶來的便利,像上例所述,無處不在。金融業是一個創新行業,每年有大量新書應之不暇、讀之不盡,但在閱讀新書的同時,我們也可以讀點舊書,而且不妨盡量利用電子和網絡資源,那里面,蘊藏著無法想象的財富和樂趣。
責任編輯:李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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