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ichard M． Salsman，美國經濟研究所（AIER）高級研究員，杜克大學政治經濟學客座助理教授。　

　　5月27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名為“日本批準1.1萬億美元新刺激計劃以應對疫情（Japan Approves Fresh $1.1 Trillion Stimulus to Combat Pandemic Pain）”的新聞。文中稱， 這份創紀錄的117萬億日元刺激計劃，將由第二份額外預算提供部分資金。而就在上個月，日本已經推出了一項刺激計劃。這兩份刺激計劃讓日本的抗疫總支出將達到234萬億日元（約合2.18萬億美元），約占日本GDP的40%。（今年的）一攬子計劃也使預算規模達到了創紀錄的160萬億日元，新發行的債券占年度預算收入的56.3%，這也增加了人們對未來發行更多債券以抵消稅收收入下降的擔憂。

　　“創紀錄的刺激措施”確實令人興奮，但它真的起作用嗎？

　　為什么這些錢可以“抗擊病毒余波”或“刺激”日本經濟呢？我們所說的“經濟”不應該至少是指與實際GDP相關的產出或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嗎？如果是這樣，赤字支出如何能創造財富？沒有證據證明這一點。

　　《紐約時報》頭條中的“Fresh”最好的翻譯是“最近”，因為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在各種危機，日本已經采取了數十種所謂的“刺激”計劃——包括巨大的赤字開支與降息，零利率政策（ZIRP），“QE”（央行的公共債務貨幣化），甚至直接購買私人債券和股票。但是沒有任何一項措施能夠被證明改善了日本經濟金融表現。事實上，隨著公共支出的激增，日本經濟反而有所下降。 　　

　　日本的經濟金融表現在1989-1991年達到頂峰，并有周期性的復蘇，自那以后，由于公共財政的惡化，日本經濟就一直停滯不前。經濟頂峰和隨后“失去的幾十年”的原因值得回顧。在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央行（BoJ）在主要經濟學家的建議下，將這十年解釋為人為的、純粹的“泡沫”，并開始通過懲罰性的加息來“戳破”它。日本央行逆轉了收益率曲線，這在一定程度上是衰退的信號，因為它使信貸中介（“借入短債，借出長債”）無利可圖。 　　

　　在日本央行主導的收益率曲線倒掛之后，日本的實際GDP增長率從1988年的9.4%降至1989年的4%；到1993年，GDP開始萎縮。工業產出也在下降，從1988年的7.4%下降到1989年的3.5%，1991年到1993年下降了13%。如今，日本的工業生產指數仍比1991年的峰值低12%。日經指數也在日本央行的政策打擊下暴跌，從1989年底到1992年中下跌了60%。2009年的低點比1989年的峰值低80%；如今，該指數仍比1989年的峰值低46%。 　　

　　有人可能會說，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央行確實“成功地”完成了打擊所謂的人為操縱的任務；從那時起，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就盡職地聽從了保羅·克魯格曼等凱恩斯主義者的建議，實施了幾十個“刺激計劃”，實際上，他們試圖人為地振興日本經濟，不是通過放松管制，也不是通過降低稅率或限制政府支出，而是通過大規模的公共赤字支出。 　　

　　上圖顯示了1990年后日本公共財政的巨大轉變。在1990年之前的15年里，公共支出和稅收的增長密切相關；新債發行有限，甚至在1982年至1990年期間有所下降。然而，從那以后，主要由于稅率的提高和經濟停滯，支出的增長遠遠超過了稅收的增長。真正的凱恩斯主義——赤字支出和新債發行受到青睞。

　　幾十年的長期赤字開支提高了日本的公共杠桿（債務占GDP的比率）。上圖顯示，目前日本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為235%，高于2010年的175%、2000年的125%、1990年的64%和1980年的50%。日本央行在上世紀80年代末提高了政策利率，以打擊“虛假”繁榮，此后又大幅降低了利率。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利率一直低于1%，這似乎不是為了“刺激”經濟（或放貸），而是為了使財政部能夠以更低的成本借貸。日本央行一直依賴政治，主要服務于日本的赤字支出者。　

　　當然，人們可能會認為，這種長達數十年的巨額赤字支出最終會“刺激”日本的經濟或股市。但大多數凱恩斯主義者（和一些貨幣主義者）會對此有所期待。相比之下，薩繆爾森經濟學的信徒不會期待它；事實上，他們預計公共支出和借貸的大幅增長更有可能阻礙繁榮。 　　

　　下表對比了日本在過去三個“失去的十年”（1990-2020年）和之前30年強勁增長（1960-1990年）的表現。在1990年以來的30年里，公共債務以每年5.8%的速度增長，公共杠桿以每年4.2%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實際GDP年增長率僅為1.0%，同時，日經指數僅上漲0.4%。工業產出每年萎縮0.2%。日本的“刺激計劃”到此為止。凱恩斯主義藥方不僅沒用，而且糟糕。這是有害的。然而，該方案失敗得越多，其擁護者就越堅持加大赤字支出。 　

　　在1990年之前的30年里，也就是凱恩斯主義政策建議在日本占據主導地位之前，日本在財政清正的情況下實現了強勁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上表表明，日本的公共債務和公共杠桿每年僅增長2.6%和2.0%，而實際GDP每年增長6.4%；工業產出年均增長7.2%，日經指數也上漲了5.5%。1990年前的每一項表現均瑤好過1990年之后。這種差異主要是由于對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經濟繁榮的悲劇性懷疑，以及后來采取的所謂的“刺激”計劃，我認為，這些計劃產生了消極作用：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公共支出和貨幣發行創造了財富或購買力。但事實并非如此。我們獲得真正的商品和服務的唯一手段是創造財富——生產。在物物交換的情況下，沒有人來到市場是想買東西而不提供東西的。貨幣經濟不會改變這一關鍵原則。我們花的必須來自收入，而收入本身必須來自生產。薩伊定律告訴我們，只有供給才構成需求；我們必須先生產，然后才是需求、支出或消費。需求不僅僅是消費的欲望，而是欲望加上購買力。

　　“刺激”的信徒還聲稱，與大多數私營部門支出不同，政府支出會對總產出產生神奇的“乘數”效應。他們吹噓政府更大的“消費傾向”。但是消費是生產的對立面。福利國家當然會消費和重新分配財富。他們把它分成幾個部分。但數學告訴我們，沒有任何東西——包括財富——可以用除法倍增。如今經濟學家們想象的所謂“乘數”，實際上是除數。許多研究已經證實了這一原理。

　　要了解為什么“刺激”真的會導致蕭條，請參閱基礎知識。創造公共貨幣和公共債務并不是創造財富；它不是食物、衣服、住所、能源或類似的東西。即使是私人創造的反映了貿易需求和產業鏈的貨幣和債務，它們也僅能代表、促進并使財富流通，但它們本身不是財富。

　　與此同時，生產性企業無法獲得被政府借走的存款，而當政府創造的法定貨幣超出了貨幣持有者的需求時，貨幣就會失去購買力，從而推高了生活成本。這些都不是通向繁榮的道路。

　　這種錯誤的公共政策應該被拋棄，而不是效仿。可悲的是，美國自2001年以來一直在效仿日本的做法，并且還落后了10年左右。這就是所謂的“非正統”財政貨幣政策首先在日本“正常化”。美國與日本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差異，包括人口統計學上的差異，但這并不意味著經濟規律（或公共財政規律）無效。

　　美國和日本都是老牌福利國家，但他們卻負擔不起他們所做的事情；但如果不堅持財政的揮霍無度，他們的政客似乎無法在選舉中獲勝。但日本的歷史已經預示了模仿者可能會出現的結果：長期的經濟停滯。（新浪美股 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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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國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