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彭文生

　　無接觸經濟昭示了新的增長點，尤其是服務業。這次疫情下的無接觸經濟將引導私人部門進一步加大數字經濟的投資，同時也向政府部門、公共部門展示了新技術和新業態的潛力，但我們也需要關注風險的一面，其中之一就是對個人隱私的保護，這可以說是在數字經濟時代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方面。

　　近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2020年春季會議改成遠程會議，這可以說是兩大國際金融機構70年來第一次非現場舉辦重要的年度會議，當然這與全球疫情有關系，也顯示了數字技術帶來的種種可能。

　　無接觸經濟，可以簡單地將其理解為不需見面就能完成的經濟活動。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們看到很多此類經濟行為，比如電商、生活服務、遠程辦公/醫療、線上娛樂/教育、在線銷售、智能物流等（如圖1），這離不開產業信息化、人工智能、數字技術等支持。可以說，無接觸經濟是數字經濟的一部分，2020年因疫情而發展加速。新模式或技術能多大程度達到商業應用或社區應用，其實和不同路徑的成本有關。在線互動的效果可能不及面對面互動，但疫情使得人與人當面互動的成本大幅提高，線下轉線上就符合成本收益比了。

　　疫情過后有些無接觸經濟的發展可能放緩或不會持續，但這次疫情顯示了數字經濟發展的潛力，數字技術改變商業模式、社會管理方式的時代離我們更近了。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將帶來什么變化？數字經濟的發展對生產效率、收入分配和公共政策有什么含義？

　　數字經濟增加服務業可貿易性

　　這次疫情下，無接觸經濟主要發生在服務業。工人不能返工，機器無人操作（除非已實現自動化），相關制造業就難以復工。但通過遠程通信、數字技術的應用，一些服務業可實現復工。傳統經濟學告訴我們，制造業是可貿易品，服務業是不可貿易品。因為商品可以跨境流動，但人不能自由跨境流動，服務業往往要求人與人之間互動。這次疫情的隔離措施限制人員流動，效果類似國家間的移民控制。無接觸經濟有助于克服人員不能自由流動的障礙，顯示服務業可貿易的潛力。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簡稱VR）技術的發展，第五代移動通信（5G）降低延時等，都增強了服務業的可貿易性。

　　數字經濟時代服務業可貿易性增加已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國際研究文獻有個流行詞Telemigration，可翻譯成“遠程移民”或“虛擬移民”。一個人沒有移民，但通過信息通信技術和大數據應用被另一個國家的機構雇用，所以叫Telemigration。貿易一般指國與國之間，但大型經濟體內部也存在可貿易和不可貿易之分。中國東部與中部、西部之間，商品是可貿易的，很多服務業過去是不可貿易的。無接觸經濟同樣彰顯了國家內部不同地區之間服務業的貿易潛力，我們要重新思考服務業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傳統上經濟學對服務業不太瞧得上。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質疑甚至諷刺樂師、牧師、律師對社會的價值。馬克思的《資本論》說，生產活動需要服務業的支持，但服務業本身不創造價值。現在人們對服務業價值的認知已發生變化，但有個觀點現在仍得到很多人認同，即服務業生產效率提升慢。經濟學家鮑莫爾（Baumol）在1967年舉的一個例子被廣為引用，他說雖然有幾百年的技術進步，音樂會四重奏還是需要四個人。

　　服務業可貿易對生產效率的含義

　　我們怎樣理解過去二三十年，尤其是過去10年，全球勞動生產率增速下降？不僅是美國（圖2），還有歐洲、日本、中國等國家。對于美國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放慢，經濟學文獻主要有三種解釋。

　　一是統計誤差。數字經濟的重要特征是一些經濟活動邊際成本接近零。比如過去聽一首歌需要買唱片，現在通過數字技術無數人可以享受同一首歌，它的邊際成本是零。邊際成本是零的經濟活動不一定體現為貨幣價值，沒有包括在國內生產總值（GDP）里，進而沒有體現為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二是通用技術滲透需要時間，就像電發明以后，電力對整個經濟的滲透持續幾十年時間，體現在勞動生產率方面是個漸進的過程。三是某個或某些領域技術進步導致整個經濟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放慢。一個部門勞動生產率提升，比如糧食生產或冰箱制造的勞動生產率提升，現實生活中人們需求有限，生產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導致剩余勞動力，而剩余勞動力一般會轉移到生產效率不夠高、供給不夠多的行業和產品上。由此導致社會資源轉移到生產效率比較低的部門，使得這類部門在整個經濟里所占比重增加。按照權重來算，總體勞動生產率增速就沒有先進部門那么快，甚至是放慢的。這在經濟學文獻里被稱為“鮑莫爾病”（Baumol Disease）。即進步部門勞動生產率提升，產量增加，但需求有限，剩余勞動力從進步部門轉移到停滯部門或效率低的部門。也就是說，總體勞動生產率放慢，不一定是沒有技術進步，或技術進步沒有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是技術進步導致社會資源更多地分配到生產效率低的行業。一般來講，服務業的生產效率提升較慢，隨著技術進步可能會帶來服務業占用資源增多。中國第三產業就業占比在過去幾十年不斷上升，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占比下降，美國更是如此（圖3、圖4）。

　　數字經濟提升服務業的可貿易性，促進生產效率的提升。原因包括：一是貿易帶來競爭，競爭會提高效率。二是貿易使得規模經濟成為可能，因為市場規模增加了，邊際成本下降。最后，貿易可能帶來技術外溢，提高效率。數字經濟的發展意味著部分服務業將成為新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點。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一般都假設單一部門經濟平衡增長，但現實中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并不是平衡增長，發展經濟學雖然包含結構轉型，但一般只應用于低收入國家。現在數字技術的進步與發展需要我們重新思考經濟增長理論，重新重視結構經濟學。結構經濟學不僅適用于低收入國家，也可能適用于中高收入經濟體，服務業可貿易性增加后，提升勞動生產率，對整個經濟的增長、經濟結構變化和公共政策都有重要含義。

　　那公共政策怎樣提高服務業可貿易性，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呢？一方面是引導加快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是公共政策應如何監管數字經濟，避免或降低壟斷、促進競爭等。數字經濟的零邊際成本特征，導致規模經濟、范圍經濟效應，出現了幾家科技巨頭、平臺經濟，美國的亞馬遜、臉書、谷歌等，中國的騰訊和阿里等，現在也有較大的爭議。巨頭在成長過程中促進了效率的提高，但會不會成為新的壟斷反而阻礙新的創新呢？這是重要的公共政策問題。

　　服務業可貿易對發展模式的含義

　　到目前為止，發展中國家如何追趕發達國家？制造業與國際貿易是主要載體，中國和其他東亞經濟體是成功的范例。現在數字經濟可能改變背后的邏輯。數字經濟不僅提高服務業的可貿易性，還可能降低了制造業的可貿易性。商品包含兩類成本，一是制造成本，包括勞動力等；二是貿易成本，包括運輸等。制造業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背后的推動力是制造成本的差異，主要是勞動力成本的差異。如果機器替代人會導致什么結果？勞動力成本差異可能就不是問題了，機器替代人會導致制造業回流到高收入經濟體，降低制造業的可貿易性。但同時，數字技術降低了人和人遠程互動的成本，使得服務業的可貿易性增加了，這對未來經濟發展模式有深遠含義。

　　現在國際上經濟學文獻有種觀點，認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比如非洲、中東、南亞等，想復制中國的發展模式已行不通，未來是機器替代人，勞動力成本在制造業的差異不是問題。這是比較悲觀的看法。但也有相對樂觀的，服務業可貿易性增加，就服務業而言，發展中經濟體低勞動成本的優勢仍存在，這種發展模式就是印度模式。印度以服務業出口而受到關注。中國的出口是制造業，商品貿易順差、服務業貿易逆差，印度反過來，印度是商品貿易逆差、服務業貿易順差。這兩種模式之爭，到底未來是悲觀的還是樂觀的？只有時間能告訴我們，我相對偏樂觀，機器替代人不能夠阻礙落后國家的進步。但是發展模式需要變革，我們要更多關注服務業。其實不僅國家之間，同一個國家內部也一樣，中國東部和西部，上海和貴州，西部如何追趕東部？過去靠制造業轉移，東部勞動力成本提高，導致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轉移到中部和西部。隨著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機器人的成本下降，靠制造業轉移降低地區間的差異，這個模式是否還像過去那么有效？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數字經濟時代更需關注分配問題

　　服務業可貿易性增加，可能影響相對價格。有個著名的經濟學理論叫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簡稱BSH）講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快速增長時，實際匯率升值。這是因為貿易品生產率提升，工資上升，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意味著非貿易品行業工資跟隨貿易部門的工資上升，但其生產效率沒有提升，導致非貿易品相對貿易品價格上升，即實際匯率升值。同樣邏輯也適用于國家內部，大城市價格相對于小城市、農村的價格高，主要也體現在服務業價格高。隨著部分服務業變成可貿易品，非貿易品范圍縮小，意味著其價格上升壓力可能更大。這對收入分配可能有重要含義。工業革命時期技術進步在一些方面降低了對勞動者的技能要求，是賦能勞動者，但工業革命早期工人的工資并沒有跟隨勞動生產率同步增長，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這種狀況到19世紀下半葉開始改善，背后有公共政策加強對勞動者權益保護的作用。按照經濟學理論，勞動者的報酬跟隨其邊際生產率提升，前提是充分競爭的市場，但現實中有壟斷問題，有些經濟活動有負外部性。

　　哪些行業、哪些人更多受益于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升呢？一是供給有限的行業，由于技術進步不能引入該行業，或者雖有技術進步但某種原因形成壟斷，供給因壟斷受到限制。這些情況下，其相對價格上升，從業人員收入和資本收益上升。比如專利權在有效期內享有專利租金，人難以被替代的行業如管理者、心理咨詢師、體育明星等，還有房地產，地產是生產效率提升幾乎不可能的產業，因為土地不可再生，空間有很強的排他性。二是產品與服務是需求近似無限的行業，人們的攀比消費，比如對時尚與品牌的追求很難用理性行為解釋。三是具有零和屬性的經濟活動，一人所得即另一人所失，這對整個社會來講不創造新增加值，主要是起到分配作用。即使數字技術提高其個體生產效率，但它是零和的，效率越提高，對方受的損失可能越大。比如，網絡詐騙與網絡警察、比特幣交易、利益集團對公共政策的游說、離婚律師等。數字經濟帶來部分服務業生產效率提升，按照“鮑莫爾病”，結果可能是社會資源更多配置給供給有限、需求無限（攀比）及零和經濟活動。我不是要否認技術進步帶給我們的種種好處，而是收入分配可能越來越走向極端，需要公共政策的關注。

　　疫情下的思考

　　無接觸經濟昭示了新的增長點，尤其是服務業，而且它引導資源配置，會改變成本和收益比較，改變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的行為。這次疫情下的無接觸經濟將引導私人部門進一步加大數字經濟的投資，同時也向政府部門、公共部門展示了新技術和新業態的潛力，引導公共部門投資，比如5G新基建。但我們也需要關注風險的一面，其中之一就是個人隱私的保護，這次社區防疫顯示大數據有助社區精細化管理，但對個人隱私保護的邊界在哪兒？這是在數字經濟時代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方面。最后，貧富差距問題在數字經濟時代呈現新的特征，公共政策該如何應對？技術進步提升效率后資源將如何分配，是否越來越多地配置到技術進步慢、壟斷、畸形消費需求、零和經濟活動上？這些都涉及社會倫理，是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繞開的問題。我認為經濟學應該向古典政治經濟學有所回歸，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工業革命時期開啟了政治經濟學，今天在數字經濟時代，在邊際效用理論之外社會倫理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我們應不應該對機器人征稅？應不應該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或類似保障？應不應該增加財產稅？如果社會的收入分配越來越傾向于不可再生的資產，比如上一輩遺留的資產、房地產，這種狀態能否持續，怎么來糾正？這些可能都是需要公共政策關注的問題。

　　(本文作者介紹：光大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所所長。原中信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