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戈恩事變：比基督山伯爵的逃亡戲更讓人有想象的空間

　　來源：秦朔朋友圈

　　每年12月30日前，日本各大媒體的十大國內新聞、十大國際新聞就基本上出齊了。

　　但剛剛過去的2019年，大不一樣。

　　12月31日，真正的驚悚大戲拉開了帷幕。65歲的日產原董事長卡洛斯·戈恩逃到黎巴嫩的消息傳出。

　　2018年11月19日，東京地方檢察廳逮捕了戈恩，讓這名在日本赫赫有名的大企業家、企業改革的旗手、日本對外開放的標桿型人物、讓日產汽車公司從衰落再度走向輝煌的杰出商業領袖，一夜之間變成了損公肥私、奢華無度、心胸狹隘、極惡不赦的壞人。

　　日文中的“事變”一詞往往指“世事變遷”，一些媒體稱此變化為“戈恩事變”。

　　戈恩事變在31日這天有了一個新的變化：12月29日，戈恩從關西機場乘私人飛機飛往土耳其，在那里稍事休息后，接著繼續前行，最終到了不能向日本引渡逃亡犯的黎巴嫩。

　　突發的戈恩事變如同一出交響樂，第一樂章剛剛結束后，有了一個短暫的小過門，緊接著要進入到第二樂章。

　　這個小過門來的過于突然，雖然短暫，但像大仲馬《基督山伯爵》中的愛德蒙·唐泰斯越獄戲一樣，是小說表現“懸念”“突發”的最精彩的部分。

　　讀過小說的人都知道，唐泰斯遭到卑鄙小人和法官的陷害后被打入黑牢，越獄則改變人生，以后他化名基督山伯爵，并經過精心策劃，報答了恩人，懲罰了仇人。

　　和中國坊間對戈恩事變作出的種種陰謀論分析不同，日本現在談戈恩引用較多的是基督山伯爵。法國雷諾公司謀劃的對日產的控制、美國搶奪汽車市場的陰謀等等，雖然在日本也偶爾有所風傳，但并不是主流。

　　士可殺不可辱

　　把關于戈恩逃亡大戲的所有日本文章看了數遍以后，感覺日本法律漏洞百出，戈恩完全可以輕松逃走。

　　先說日本法院對戈恩行動的限制方式：只要沒有了護照，人就不可能從日本出境。戈恩除了有兩本法國護照外，還有巴西護照，并且還有黎巴嫩的居民證。

　　在國際社會，一個人有數本護照是非常普遍的事。比如華為的某位高管在加拿大被警方拘留后，日本媒體炒作該女士有兩本以上的護照。我們只能說這是日本媒體無知，或者裝作無知。商務人士出于商業上的需要，拿兩本以上的護照，在國際社會本來是個很平常的事。

　　因為沒有護照是不能從日本出境的，日本法院在戈恩的律師申請保釋的時候，要求律師保管其法國及巴西護照。但戈恩此時已經是疑案的嫌犯，保釋期間外出隨時有可能被要求出示身份證明，日本法律規定外國人在日期間必須隨時攜帶護照，否則可以以不攜帶有效證件為由逮捕外國人。

　　既然被保釋了，戈恩也必須有本護照帶在身上。法院特地做了一個透明的小箱子，將戈恩的護照裝了進去，箱子是上鎖的，拿這樣的護照絕對不能出國。

　　事情看似已經解決。

　　后來黎巴嫩方面說，戈恩持法國發行的有效護照入境。這個應該是真實的，并非戈恩偽造了護照。

　　至于是如何從關西機場登上飛機的，這里日本方面只是說，從數據庫里查閱不到相關的記錄。但如果名人、巨賈豪商乘坐私人飛機時，機場通常也會提供一些便捷服務。戈恩是否利用了這個便捷服務的渠道，化妝出逃，現在沒有足夠的信息披露，給人留下了日本政府放水，故意讓戈恩逃跑的想象空間。

　　日本是個電子產業大國，生產帶GPS手銬或者腳銬的能力應該是有的，至少日本法院收了戈恩個人15億日元（約1億人民幣）的保釋金，拿出幾百元錢去中國義烏定制一套這樣的手銬或者腳銬的費用還是有的，但日本沒有這么做，這有日本不做的原因。

　　筆者認為，日本依舊保持著“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比如去明治維新的發源地之一的山口縣萩市，看江戶幕府囚禁維新方面的重要啟蒙家吉田松陰的房子時，能看到囚禁只是規定吉田需要在自家“謹慎”（閉門不出），并沒有將其打入牢獄，也沒有重兵看守。等到判決的時候，只是傳吉田到江戶，在那里將其斬首。

　　以江戶幕府當時的亂局，信息的不暢，吉田隨時可以逃亡到任何地方，幕府也可以用管理流氓、盜賊的方式，將吉田投入大牢嚴格看管起來。但彼此都沒有這么做。打入大牢、戴上木枷，或者用現代的手法，給疑犯戴上GPS手銬，這是對“士”（武士，或者著名企業家、名人）的一種侮辱。

　　問題在于，日本在本國實施的“士可殺不可辱”，對于一個外國人，尤其對戈恩這樣的貌似偉大，實為小人的疑犯到底有多少用？事實證明，這次徹底失去了作用，讓戈恩輕松逃走。

　　那么，現在在日本，給疑犯、保釋在外的人戴GPS手銬的呼聲是不是很大呢？電子企業開始大量制作相關刑具了嗎？筆者依舊沒有聽到太多的呼聲。作為一名東方人，此時對加拿大政府給一些外國人戴上相關手銬的做法，感覺是一種對人權的極度蔑視，讓人氣憤。

　　戈恩遭日、法、美，各國痛恨

　　戈恩每年的收入過十億（日元），換算成人民幣在6000萬元以上，此外按日本媒體的報道，戈恩還有很多巨額收入未報稅，所以錢對他來說，真的不是問題。

　　戈恩犯事后，聘用了日本最好的律師為其做無罪辯護。他用的律師大都是相當于中國反貪局的特別搜查部的前檢察官，這些律師對日本檢察制度爛熟于心，只要能找出一點破綻，就能讓檢察廳對戈恩的起訴難以成立。

　　打倒戈恩，需要媒體的全面支持，需要媒體將戈恩描繪成極為貪腐、無惡不作的人。當然日本媒體愿意和國家配合，他們在2018年11月以前，拿日產的廣告，說日產如何如何偉大，日產董事長戈恩又是如何的光明磊落；但等到檢察廳逮捕戈恩后，他們又翻臉就把戈恩描繪成一個極度貪婪、任人唯親、虛榮無能的人，似乎之前將近二十年的歌功頌德，就根本沒有存在過。

　　如果日本一國這么做也就算了，法國、美國的媒體同樣視戈恩為仇敵。這就可以做很多想象和解讀了。

　　從日本方面看，戈恩構想的汽車集團，并不為日本政府所青睞的。戈恩想過讓雷諾、日產，與三菱汽車，一起拼湊出一個有千萬臺產銷量的汽車集團。這個汽車集團首先將在日本挑戰豐田的千萬臺產銷量的權威地位，同時在未來覬覦德國大眾集團的地位，想建立世界鼎足之勢。

　　日本已經有豐田，再多一個隸屬于雷諾的日產集團，對日本來說沒有得到更多的好處。而雷諾向日產出資43%，派人任日產的董事長，對日產保有決定權；日產向雷諾出資15%，沒有決定權，這些是日本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日產向三菱汽車出資34%，能決定三菱的一切事務。雖說是日產對三菱也出資，但畢竟日產如同嫁出去的女兒，早已經是雷諾的人。戈恩一人做雷諾的總經理，同時兼任日產董事長、三菱汽車董事長，這不是日本政府希望看到的結果。

　　整掉戈恩，打散雷諾-日產-三菱汽車聯盟，該是很多官員的一致愿望。

　　問題解決起來并不是很難。只要戈恩這棵大樹倒了，基本上雷諾聯盟也就崩潰了。

　　至于戈恩是否有一筆數目巨大的收入未報稅，收入是否已經進入到了戈恩名下，戈恩是否有損公肥私的臭事，這些媒體都能夠去挖，反正普通讀者不可能去日產查賬，媒體也并沒有去調閱相關的賬目，就算他們能看賬，估計也看不懂。

　　戈恩有五十億日元的費用將在其退休后從日產那里支取，民眾只要一聽到過億，便立即會啟動一種仇富心理，戈恩的名聲自然也就壞下去了。當然媒體也會說，戈恩一直在做無罪辯爭，不承認自己違反了法律。但沒有人會把這些話當真。媒體就直接給人定罪了。

　　法國對戈恩也一直不滿。盡管戈恩讓日產向雷諾輸送了足夠的利益，但日產依舊不是法國企業，雷諾對日產的管控，逐漸變成了戈恩對日產的統治，法國政府的意志沒有很好地貫徹下去，至少在戈恩光芒萬丈的時候，雷諾、法國什么也說不上，水都潑不進。

　　如果沒有了戈恩，法國也許能更嚴密地控制日產。借戈恩租用凡爾賽宮辦婚事一事，法國開始調查戈恩，把戈恩搞下去也是法國的真實意愿。

　　美國不愿意看到大眾、豐田之后，再出一個千萬臺的汽車產銷企業。新聯盟的出現將更大地動搖美國汽車產業，讓美國無地自容。

　　日本坊間傳說著種種美國政府對戈恩使暗拌的事，要戈恩趕緊滾蛋，為媒體提供口實，徹底毀損戈恩形象等等，給人的想象空間很大，不少日本讀者信以為真。

　　普通人能有這些想象，旋渦中的戈恩何以按兵不動？所以，逃跑應該是戈恩的唯一選擇。

　　不可能上演的復仇戲

　　戈恩在1999年，從雷諾的一名名不見經傳的高官，空降到日產后，日本給了他太多的機會，讓他充分施展了才華，獲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就。

　　三年后，日產已經盈虧平衡，之后便是高歌猛進般地發展了起來。日本太多的人從日產的復蘇上看到了希望，相信日本也終將能夠再度振興起來。

　　在日產獲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戈恩也成為日本國家的喉舌：日本是那么的開放，給外國人巨大的機會，外國企業同樣能獲得日本本土企業的合作，在日本、在世界取得巨大成績。戈恩是這么介紹日本的，也給了很多人在日本能夠獲得成功的想象。

　　2018年11月，東京地方檢察廳在羽田機場逮捕戈恩后，轉眼戈恩成了批評日本的急先鋒。和歐美國家相比，超乎想象的長期羈押，讓人不知道日本檢察廳、法院是怎么想的。只要檢察廳拘留了某人，頓時這個人就成了罪人，有罪推定是日本與歐美國家最大的不同。

　　至于檢察廳掌握的那些證據、日產公司公布的戈恩中飽私囊的事例，真真假假，日本媒體只相信是真的，不認為存在任何虛假。戈恩對日本司法制度的批評，也主要集中在了這里。

　　日本司法部門當然要追捕戈恩，在世界范圍內通緝。戈恩想去法國、美國那是很難的一件事，想到日本申訴更沒有門路。戈恩只能待在自己小時候生活過的黎巴嫩，在這里依舊做民眾心目中的英雄。

　　現在的黎巴嫩有些像1999年的日產：內部各種派閥爭論不休，經濟發展走入瓶頸期，精英出走他國，民眾期待英雄出世。曾經拯救過日產的戈恩，如果沒有逃跑一說的話，有足夠的空間去競選總統，在政治上斬獲新的桂冠。但現在畢竟是日本政府通緝的犯人，在政治上要邁出的新的一步，似乎沒有實現的可能了。至于對日本復仇，戈恩只能在嘴上說說而已，今后不會有什么人肯聽肯信。

　　法國小說家大仲馬在1870年離世，現在這部《基督山伯爵》又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也許拍攝《阿甘正傳》的羅伯特·澤米吉斯等等電影導演，會對戈恩的故事感興趣，有一天會拍出一部驚悚逃亡電影來。

　　能想象得出，電影里的日本官員各個矮小、丑陋，實際上個頭很小的戈恩，這時會變身為身材高大、排除萬難的孤膽英雄。

　　不過這些也只是想象而已，其實戈恩事變在戈恩這個主人公逃跑后，就開始畫上了一個大大的句號：今后沒有什么人會再去關心戈恩，關心日本政府是否放水那些破事了。

責任編輯：張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