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此文為高善文2010年10月份撰寫的一篇研究報告，2019年4月18日再次發布，并發布編語表示，現在翻閱和檢視當時的推斷過程，許多假設和預測的細節并不準確，但一些關鍵的想法似乎差強人意。例如我們當時認為造成長期經濟減速的因素來自勞動力、技術進步、資本積累和資本系數（即經濟增長對資本積累的彈性）等所有關鍵因素的放緩。

　　來源：高善文經濟觀察

　　按語：這是作者與同事在2010年10月份撰寫的一篇研究報告，主要討論2011-2020年中國經濟潛在增速的變化及其影響。我們當時在中性情景假設下的估算認為，2015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可能下落到7%左右，到2020年進一步下降到5.5%左右。差不多十年以后回頭來看，這些推算的偏差并不算很大。

　　現在翻閱和檢視當時的推斷過程，許多假設和預測的細節并不準確，但一些關鍵的想法似乎差強人意。例如我們當時認為造成長期經濟減速的因素來自勞動力、技術進步、資本積累和資本系數（即經濟增長對資本積累的彈性）等所有關鍵因素的放緩。特別是最后一個因素，容易被研究者忽略，但其影響非小，也與過去十年中國宏觀杠桿率的上升關系十分密切。再比如政策當局容易將經濟減速歸結為周期性力量，并試圖通過總需求管理政策來對沖，這帶來政策的搖擺和諸多現實的困難。

　　三十年未有之變局

　　——中國潛在增速的趨勢轉折

　　高善文 高偉棟 莫倩

　　2010年10月12日

　　內容提要

　　中國的勞動力供應正在逐步趨緊，人口紅利也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轉為人口負債，國民儲蓄率將出現下降趨勢，這意味著資本存量的增長可能將出現一定程度的放緩。考慮到勞動力供應與資本存量增速的趨勢性下降，以及總產出對資本的彈性可能將從過去十年的高位上明顯回落，在一些合適的假設下，我們的測算結果表明中國的潛在GDP增速可能即將出現趨勢性的下降，在未來十年內可能會從目前的9%-10%下降到6%附近。

　　經濟潛在增速下降的主要風險在于：這一調整過程往往伴隨著宏觀政策的劇烈擺動和經濟或金融危機。以反周期政策應對結構性變化，使得經濟表現與其潛在趨勢之間的裂口漸行漸遠，最終導致難以忍受的通貨膨脹或資產泡沫；隨后的政策緊縮會相應的導致經濟的衰退或資產泡沫的破裂，其表現通常是一場危機。

　　一、勞動力供應轉折

　　中國的勞動力供應可能正在面臨從寬裕到短缺的轉折。從人口統計層面的數據考察，扣減退休人口后的新增勞動力在2011年前后即將進入零增長區間（圖1）。在未來五年即“十二五”計劃期間，中國的新增勞動力幾乎沒有增長；展望未來十年，中國的勞動力供應總額將出現顯著的下降。如果進一步扣減高等教育人口，低端勞動力供應在2005年前后可能就已經進入了零增長區間。一般認為40歲以上的勞動力進行城鄉轉移的概率較小，那么考察20-40歲之間的新增人口趨勢，我們也可以看到在2005年前后這一年齡層次的人口已經進入了零增長區間。

　　在上述人口統計學證據之外，更為關鍵的證據來自勞動力及相關產品的價格層面的數據。2003年以來，CPI和CPI-食品之間出現了明顯的裂口，并且這一裂口在2007年以來越來越大；2006年以來農民工工資年均增速也在20%附近，低端勞動力市場上存在著明顯的價格壓力。從這些綜合性的證據出發，我們認為可以做出一個具有結論意義的判斷：中國在2007年前后已經走過了劉易斯拐點。（對這一判斷的詳細論證請參閱《劉易斯拐點后的中國經濟》《上升的地平線》等文）  

　　二、三十年未有之變局

　　這一局面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未有之變局”。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新增勞動力每十年大概新增1億人左右，支撐了年均10%的經濟增速。此后十年這一局面將不復存在。

　　在中國已經出現或者即將經歷勞動力供應的逆向轉折時，經濟增長的趨勢在勞動力投入、資本投入、技術進步和資本系數等四個方面可能都會受到負向沖擊。

　　負向沖擊的四個維度

　　一般認為經濟的長期趨勢取決于供應能力的演化。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經濟的總供應能力可以分解為勞動力供應、資本存量和全要素生產率（可用以衡量技術進步）。更為微妙的一個變量是資本系數，即經濟增長對資本的彈性。我們將學術文獻中，勞動力、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成果總結如下：

　　（一）勞動力投入

　　中國目前可能已經站在勞動力供應收緊這一趨勢的初期，勞動力供應在未來的下降趨勢是可以通過人口學數據進行具體測算的。美國的人口統計局對各國的人口預測具有很強的權威性，我們也可以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等機構的調查數據進行推算。

　　對中國尤為不利的一個影響是中國在尚未達到中等富裕程度時，就實行了計劃生育這一國策。這使得在未來十年勞動力供應的減少和老齡化趨勢格外陡峭，人口紅利轉為人口負債的拐點和劉易斯拐點距離很近。例如一些估計結果表明人口紅利轉為人口負債的拐點在2013年前后，距離中國跨過劉易斯拐點的2007年只有五六年的時間。

　　（二）資本投入

　　在投資層面，中國受到兩個結構性因素的不利影響。第一個基本原因來自勞動力層面，即中國走過劉易斯拐點以及人口紅利即將在未來幾年中消失。伴隨著勞動力供應的趨勢性收緊以及人口結構的不利變化，可用于資本積累的資金和資源將向非生產性支出傾斜配置。具體而言，勞動力供應的收緊將同時導致工資收入提高、投資占比下降、消費占比上升等。

　　第二個基本原因是中國的重工業化進程可能已經接近尾聲。中國自2002年以來經歷了與日本60年代類似的重化工業化。2007年，重工業增加值占全部工業行業增加值的比重達70%，較2002年提高了7.4個百分點。我們選定2007年工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總額比重在1%以上者作為樣本。這22個行業中，在2002年-2007年份額提升最快的是有色、煤炭、通用設備、鋼鐵、化工等重化工的代表行業；份額不升反降的是紡織、服裝等輕工業。（參見表2）

　　重化工業占比提升伴隨著固定資本的快速積累，反映在總量層面上我們就看到了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GDP比重自2003年起上升了一個平臺。此前這一比例均值略高于30%，2003年以來均值上升到40%以上。

　　投資占比的提高通常伴隨著經濟增速的平臺上升。中國經濟增速自2003年之后的平臺較90年代有所提升。日本5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速的平臺也與投資占比有非常密切的聯系。

　　在2002年之后，伴隨著投資占比的上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出現了趨勢性的下降。這一狀況在2009年已經開始逆轉，我們預計消費占比的提升將是未來十年的一個趨勢，其水平可能從目前的35%左右恢復到90年代的45%左右。

　　需要澄清的是，消費占比的提升并不一定意味著消費增速提升到將經濟增速維持在10%這樣高的水平上。從國際比較情況來看，消費占比的提升、投資占比的下降往往伴隨經濟增速的平臺下降。

　　例如泰國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年中，經濟增速平臺在9.5%附近。這一經濟增速平臺的提升依靠的是國外資本流入及投資的上升，總量數據表現上，私人部門投資占比從這一時期之前的20%左右上升到35%附近。

　　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泰國的固定資本投資大幅放緩，私人部門投資占比回落到15%附近，比經濟騰飛之前更低。與之相伴隨的現象就是經濟增速被“腰斬”，從接近10%下降到5%左右。（這些均值的計算都扣除了亞洲金融危機和次貸危機期間的數據點，以反映經濟相對均衡時的趨勢增速）

　　一些研究者考慮到中國城市化率與國際水平相比偏低，因此重化工業可能仍將高速發展，進而帶動投資增長，使得中國經濟仍維持在10%左右甚至更高的平臺上。

　　我們認為至少中國的重化工業加速發展的時期已經接近尾聲。因為中國的重化工業已經實現了從大量凈進口到大量凈出口的過程。這一進口替代過程的完成表明中國重化工業的代表性行業已經具有國際競爭力，站在了國際技術的前沿，此后這一行業的增長將更多的取決于相對較慢的全球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

　　以鋼鐵行業為例。中國在2004年從粗鋼的凈進口國躍升為凈出口國（鋼材已折算為粗鋼）。在這一階段中國鋼鐵行業的增長速度是最快的，這不僅是因為當時中國面臨的全球經濟環境較為有利，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階段中國實現了對進口產品的替代，并開始占據海外市場的份額。這表明這一行業已經發展的較為成熟，并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一個相對成熟的行業是很難繼續維持較高的增速的。

　　“一葉知秋，異地皆然”。從鋼鐵這一代表性重工業行業的情況我們可以大體上判斷中國重化工業至少加速增長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接下來十年的增速甚至有可能比2003年-2007年這一平臺有所下降。考慮到中國經濟中重工業目前的占比狀況及其在經濟周期中的先導作用，我們對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增速的潛在趨勢抱以相對謹慎的態度。

（三）技術進步

　　從技術進步角度來看，考慮到中國處于轉軌過程的特別情形，中國的技術進步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來自制度紅利，以及后發優勢所形成的“追趕紅利”。從文獻和歷史數據表現來看，制度紅利釋放強度最大的時期是80年代初期，90年代中期之后制度紅利的釋放一般認為已經比較緩慢。

　　“追趕紅利”的成因是中國作為一個追趕型經濟體，與技術進步的最前沿國家，例如美國，在技術層面存在非常大的斷層，因此技術進步的速度較高。而這種技術斷層可以用購買力平價下的人均收入差距進行某種程度上的度量。從這一意義上來講，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經過20年左右的趕超，隨著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收入差距的收窄，未來十年的追趕紅利在趨勢上將會出現明顯的下降。

　　綜合考慮到制度紅利和趕超紅利的趨勢，我們可以對技術進步的前景設定三種情形，最樂觀的情形即中國未來十年的技術進步達到過去幾十年的長期平均水平；最不利的情形中，我們假設中國已經和美國一樣走在了技術進步的最前沿，而美國自80年代中期以來技術進步的長期均值在1%左右；在中性情形下我們可以假設中國的技術進步落在這兩者之間。

　　（四）資本系數

　　勞動力供應的抽緊對經濟增速還有一個更為復雜的影響，即經濟增長對資本存量彈性的下降，或稱資本系數沖擊。這一點在實際經濟運行中是容易理解的。一種理解是勞動力增長放緩甚至負增長的情況下，資本的邊際產出在下降，設備投資對經濟增速的貢獻縮小。

　　另一種理解是此前勞動力供應充裕，資本是短邊，且資本遠較勞動力容易組織，因此資本的議價能力較強。而這種議價能力的優勢將隨著勞動力供應的抽緊逐步消失。這一點是有鮮明的草根證據的，即2010年以來富士康的工資調整案例等。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資本系數和勞動系數實際上表征了初次分配格局。考慮到收入分配改革的進程，資本系數在未來5-10年中出現下降也是具有較大概率的。

　　中國2003年以來伴隨著重化工業的加速發展，資本系數有顯著提升，一種估計是該系數從90年代的0.55左右上升至0.76左右。這和勞動份額的惡化是比較一致的，資本密集型產業自身也要求更高的資本份額。根據我們此前的分析，我們認為至少重化工業的加速階段已經過去了，此后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例的下降趨勢也會使重化工業難以為繼。

　　鑒于資本系數的負向沖擊研究起來非常復雜，因此我們對其也進行了情景假設，一種情景是假設資本系數維持在2003年以來的水平不變，另一種情景是假設資本系數對稱式的恢復到90年代的水平，這實際上也對應著一次分配領域勞動收入份額的恢復。

　　三、中國經濟增速的趨勢轉折

　　根據以上的分析，對上述四個維度進行一些合適的數值假設，我們可以得到中國未來十年潛在經濟增速的模擬路徑。（關于估算方法與技術細節請參考附錄）

　　圖10中藍色曲線表示樂觀情景下中國潛在GDP增速的預測路徑，紫色的虛線表示悲觀情景下中國潛在GDP增速的預測路徑。在這些情景中，十二五計劃期間，即2015年之前，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悲觀情況下將下降到6.2%附近，樂觀情況下仍將保持在8.9%附近。如果將視野擴展到更遠的時期，即未來十年，那么潛在增速將下降到4%-7%之間。

　　采用比較中性的假設，在未來五年期間，中國的潛在GDP增速可能會從目前10%左右的水平下降到7%多一些的水平。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中國正處于經濟增速發生趨勢性轉折的起點。

　　四、潛在經濟增速下降的風險

　　（一）潛在經濟增速下降的經驗事實

　　我們回顧了全球30個主要經濟體自“二戰”結束以來的經濟表現，發現潛在GDP出現中長期下降趨勢的國家，其經濟增速的下降通常不是平穩發生的。反復出現的調整模式是經濟在潛在趨勢之上運行一段時間，隨后伴隨著經濟危機的發生，經濟增速出現臺階式的下降。

　　案例一：美國1968年-1981年

　　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潛在GDP增速出現了趨勢性的下降。這一趨勢延續較久，直至80年代初期才基本結束。美國經濟在這一期間為何會出現潛在經濟增速趨勢性的放緩，目前仍不是非常清楚。常見解釋有人口結構的變動，技術進步的放緩等；少數解釋將之歸因為計算機技術的部署導致學習成本的上升。近四十年的時間過去之后人們對這一趨勢仍然沒有達成一致的理解。

　　盡管對其成因尚不清楚，但美國決策者們對這一趨勢的應對和結果是很清楚的。從事后決策官員的反思來看，當時美國貨幣與財政政策的主體可歸結為反周期政策。這使得面對原油價格暴漲等外部沖擊時，決策者對政策實施的力度與方向很容易發生誤判。從結果來看，在這一期間美國的通貨膨脹非常難以控制。

　　案例二：美國2002年-2008年

　　美國經濟的潛在增速在2002年之后再次出現中長期的下降趨勢。在美國互聯網泡沫破滅、“9-11事件”沖擊之后，美國經濟的樂觀主義崩潰，技術進步和設備投資均有所放緩。

　　為了調控美國經濟的下降趨勢，以美聯儲為代表的美國決策機構挑選了房地產市場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配套政策包括降息、放松監管等。最終結果是催生出一個很難控制的金融泡沫。

　　案例三：日本經濟的三個臺階

　　因為數據獲取不易，對于日本，我們可以通過中長期內經濟增速的中軸去推斷其潛在GDP的大致水平。

　　日本二戰之后經濟呈現非常明顯的三個臺階：二戰結束至1970年之前是年均經濟增速接近10%的高速增長時期；1976年至1990年是年均增速5%左右的“多樣化”發展時期，經濟結構從重工業向服務業和消費電子等高附加值行業轉型；1994年至今處于年均增速1%的第三個臺階，這一時期日本經濟因去杠桿、人口老齡化加劇等負面因素影響，顯得步履艱難。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經濟增速的下降是以臺階式跳躍的方式完成的。與美國的情況類似的是，在70年代初第一次“跳臺階”之前的近十年時間中，日本的通貨膨脹長期維持在5%這一較高的水平附近，其原因主要來自日本經濟在60年代初期跨過劉易斯拐點，導致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并產生工業、農產品部門的“生產率差異性通貨膨脹”。在70年代初日本經濟初顯疲弱時，日本政府采用的反周期政策給通貨膨脹火上澆油，最終在原油價格暴漲的外生沖擊之下，日本經濟增速從10%下降到5%的水平上。

　　在90年代初日本經濟第二次“跳臺階”之前的幾年中，日本也出現了非常嚴重的金融資產泡沫。對這一現象的解釋也有很多種。從宏觀政策視角出發，80年代中期開始的日元升值使得日本國內產業界和輿論對于“日元升值蕭條”的擔憂非常劇烈，日本政府在國內采用了多種刺激內需的政策，但收效不大，反而使得資產泡沫劇烈膨脹。最終決策者對資產泡沫難以容忍，采取了緊縮政策，對經濟增速產生了破壞性的后果。

　　（二）潛在增速下降與調整的一般模式

　　除了以上日本和美國的例子，70年代初的法國和荷蘭，80年代初的意大利和墨西哥，90年代中后期的東南亞國家，也都發生了經濟增速中軸下移和經濟增速的臺階式下降。從這些案例中我們可以歸納出經濟潛在增速下降時，經濟調整的一般模式，可分為六個步驟：

　　1、經濟潛在增速的趨勢性放緩往往來自技術進步減緩、人口結構變動、自然資源耗竭/貶值、政治體制轉變或領導人更迭等結構性因素。

　　2、站在潛在增速下降趨勢的拐點或初期，從企業到政策制定者往往不能意識到經濟增速趨勢性下降的真正原因，因此采取的應對政策通常是反周期政策，而非結構性政策，或結構性政策不占有主要位置。

　　3、這種背景下的反周期宏觀政策會將經濟增速暫時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上，同時導致金融資產泡沫或難以遏制的通貨膨脹。具體是出現金融資產泡沫還是嚴重的通貨膨脹，與外部環境、制度環境和政策類型有關。

　　4、在宏觀政策的刺激下，經濟增速與潛在增速之間的裂口越來越大，經濟在趨勢之上運行的越久，通貨膨脹或資產泡沫就會越嚴重。

　　5、在外生沖擊或決策者主動收緊政策的背景下，經濟增速出現臺階式下降。這往往伴隨著經濟或金融危機。

　　6、最終，在危機之后經濟增速回歸到潛在增速附近。

　　五、結論：中國經濟的趨勢與風險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知道中國經濟可能正處于潛在增速下降的起點上，新的十年中經濟增速的趨勢不容樂觀。

　　經濟增速下降本身并不可怕。事實上，從美國、日本等國的經驗來看，高速增長時期的資本市場表現非常平淡；反而是在經濟增速經過臺階式下降之后，資本市場會出現較長時期的繁榮。

　　風險在于調整過程往往伴隨著宏觀政策的劇烈擺動和經濟或金融危機：反周期的政策使得經濟表現與其潛在趨勢之間的裂口漸行漸遠，最終導致難以忍受的通貨膨脹或資產泡沫；隨后的政策緊縮會相應的導致經濟的衰退或資產泡沫的破裂，其表現通常是一場危機。

　　文章已于2019-04-18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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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恒星 SF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