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唐婧 北京報道

　　202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4年來首次將貨幣政策定調為“適度寬松”，2025年1月3日至4日召開的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會議也提到，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為經濟穩定增長創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具體實施層面，央行表示，將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和金融市場運行情況，擇機降準降息，保持流動性充裕、金融總量穩定增長，使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更好把握存量與增量的關系，注重盤活存量金融資源，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堅決防范匯率超調風險。

　　在此背景下，市場對于貨幣政策“適度寬松”如何落地有了更多的憧憬。對此，光大證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師張旭告訴記者，“適度寬松”的表述并不是突然出現，更多是對前期支持性貨幣政策立場的確認，事實上，在實踐中有一些改變早已悄然顯現。

　　例如，2024年6月，央行行長潘功勝在2024陸家嘴論壇上首次提出堅持支持性的貨幣政策立場，隨后2024年7月央行便宣布降息10個基點，1年期及5年期LPR報價相應降低10bp；又如，2024年9月，潘功勝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宣布降準、降息、降存量房貸利率，并創設兩項支持資本市場貨幣政策新工具，顯著提振市場信心，且影響仍在持續顯現。

　　張旭還稱，“適度寬松”描述的是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狀態，而不是指增量政策的規模，更不意味著今年政策利率的降幅必然會大于去年，降息的幅度以及節奏主要取決于經濟運行狀況。

　　他進一步分析，如果前期政策對經濟運行的支持性作用明顯且延續，主要經濟指標邊際改善，那么下次降息的時點將會靠后一些，全年降息的幅度亦會小一些。此外，市場主體預期與經濟運行是相互影響的，如果市場主體預期得到穩定、活力充分激發，那么今年貨幣政策寬松的幅度將會更小一些，這可能也是本次貨幣政策定調修改為“適度寬松”的一大考量。

　　“顯然，前期出臺的貨幣政策效果是具有延續性的。去年秋季以來存量政策和一攬子增量政策協同發力，市場信心有效提振，經濟正在明顯回升?！睂Υ耍瑥埿襁€援引數據進行了佐證。2024年12月制造業PMI、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和綜合PMI產出指數依次為50.1%、52.2%和52.2%，三個指數均位于擴張區間，且均較2024年7、8月明顯提高。

　　張旭還提醒，貨幣政策取向與政策利率變化的方向及幅度之間并無嚴格對應關系。例如，2017年OMO加息25bp，對應的貨幣政策取向是“穩健”；2020年和2024年OMO各降息30bp，對應的貨幣政策取向依然是“穩健”。換言之，今年適度寬松的政策取向也不意味著今年降息的幅度必然大于去年。此外，從近期經濟數據來看，去年四季度以來，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2024年GDP增速為5%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將順利實現，在此背景下，近期政策利率降息的必要性并不大。

　　還有受訪人士告訴記者，2025年進一步降息仍然面臨內外部多重約束。一方面商業銀行凈息差依舊承壓，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的貶值壓力仍然存在，而在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擊穿1.6%的當下，長債風險也是降息的制約。 

　　1月10日，央行公告，2025年1月起暫停開展公開市場國債買入操作，該舉措被市場認為是要遏制長債收益率過快下行。例如，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宏觀分析師、董事總經理張文朗認為，央行暫停開展國債買入是出于當前市場定價潛在風險的擔心。一方面，長期國債收益率已經接近歷史經驗走廊的下方，投資性價比下降；另一方面市場對“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計入了不少的降息預期，已經有一定前置。 

　　張文朗坦言，貨幣政策的目標是多重的，既要降低實體融資成本，也要關注國債收益率快速下行可能引發次生風險的可能。在貨幣政策目標上，除了增長和物價之外，央行也需要考慮內部的金融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 

　　展望未來，張文朗認為，降準降息會繼續，但節奏可能視多個因素而定。而降低實際利率除了依賴于調降名義利率之外，提升通脹預期也非常重要，而財政擴張在這方面的效果相對更顯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僅提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還提出“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也罕見地在物價低迷階段提出要穩物價。

　　他的邏輯是，提升物價需要增強貨幣的交易需求，降低貨幣的儲值需求。在私人信貸疲弱，流動性偏好仍然較強的情況下，提升貨幣交易需求的一個重要方式是改善貨幣的供給，也就是增加財政投放。如果通脹預期得到有效提升，實際利率下行，經濟復蘇內生動能也將隨之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1月10日，財政部副部長廖岷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2025年將提高財政赤字率，再考慮到我國GDP規模不斷增加，赤字規模將有較大幅度增加，財政總支出進一步擴大，逆周期調節力度也會加大，為經濟持續回暖向好提供有力有效支撐。 

　　廖岷還稱，2025年將加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力度，注重提升政策的組合效應和乘數效應。通過公共資金的運用，能夠帶動激發更多信貸資金和社會資本的投資，從而為擴大內需和助力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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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秦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