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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已正式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202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以下簡稱《公報》）顯示，2023年末，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到29697萬人，占總人口比重21.1%。

　　此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介紹，國際上一般認為，一個國家如果60歲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超過10%，則進入到老齡化社會。如果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在10%—20%之間，屬于輕度老齡化階段；20%—30%之間的占比為中度老齡化階段；超過30%是重度老齡化階段。

　　8月26日，國務院以“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推動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協同發展”為主題，進行第九次專題學習。國務院總理李強在主持學習時指出，人口老齡化是今后較長一段時期我國的基本國情。要客觀辯證看待老齡化發展新形勢。既要高度重視老齡化帶來的挑戰，又要看到老齡化蘊藏著新的發展機遇，老齡人口也是寶貴的資源。

　　漸進式延遲退休是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政策之一。《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按照自愿、彈性原則，穩妥有序推進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改革。

　　目前，我國法定退休年齡為男性60周歲，女干部55周歲，女工人50周歲。不過，由于我國女性就業率較高，有很多“雙職工”家庭，有部分老年人在退休后是帶娃的主力軍。此外，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口的基礎病增加、養老需求提升。如何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

　　“發展社會化托育服務可以成為替代老人帶娃的一種可行方案。”清華大學博士后、北京理工大學助理教授史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而處理好養老問題有助于滿足老年人養老需求，減輕社會負擔，更好地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

　　聚焦“一老一小”問題

　　根據新華社消息，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委員長會議8月27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決定，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9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舉行。

　　委員長會議建議的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議程包括關于推進托育服務工作情況的報告，關于推進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加強和改進失能老年人照護工作情況的報告等。

　　事實上，對我國來說，托育、養老等問題已經越來越重要。

　　根據《公報》，我國2023年末人口140967萬人，比上年末減少208萬人。2023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到29697萬人，占總人口比重21.1%。

　　從數據來看，我國2022年的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較2021年提高0.9個百分點，2023年則較2022年提高了1.3個百分點。這一數據產生的原因，是因為我國總人口下降、老年人口數量上升兩個因素并存。

　　目前，我國人口“一老一小”問題較為突出。《決定》提出，要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以應對老齡化、少子化為重點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

　　老齡化、少子化為人口發展戰略的重點，這就需要“對癥下藥”。比如，《決定》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有效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建立生育補貼制度，提高基本生育和兒童醫療公共服務水平，加大個人所得稅抵扣力度。

　　需要注意的是，養老問題和生育問題既有各自獨立的領域，也存在復雜交叉的部分。由于我國女性就業率偏高，雙職工家庭很多，由此帶來“老年人帶娃”、家庭中堅力量在“生育”和“養老”之間的拉扯等問題。

　　余誠和妻子都是職工，沒有時間帶孩子。他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家里是老年人幫忙帶孩子。“沒有父母幫忙帶，那可能我們有一個人就沒辦法上班。”

　　不過，余誠也承認，老年人帶孩子會對老人的精力占用比較大，另外對孩子也存在一定的溺愛問題，“如果實在沒人帶，我們也會考慮托育，但我其實不太放心。”

　　和余誠相比，吳兵面臨的問題更不簡單，他的父親65歲，患有糖尿病，說話口齒已經不太清晰。今年他的孩子剛剛出生，他的媽媽一邊要照顧父親，一邊要幫忙帶孩子，最后他們選擇將父親送到養老院。

　　“一老一小”的問題對于家庭來說是不小的負擔，這時候就需要社會化力量介入，一方面提高托育機構的數量和質量，另一方面也要進一步發展養老支持體系。

　　在國務院第九次專題學習上，國務院總理李強指出，要強化“老有所養”的服務保障，聚焦短板弱項，持續優化政策。加強居家社區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增強日間照料、康復護理、上門服務等能力，探索老舊小區養老服務有效途徑。因地制宜完善農村養老服務網絡，擴大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照護服務供給，支持地方結合實際開展互助養老。

　　如何解決后顧之憂？

　　面對人口老齡化，一個重要的政策就是延遲退休。

　　《決定》提出，發展銀發經濟，創造適合老年人的多樣化、個性化就業崗位。按照自愿、彈性原則，穩妥有序推進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改革。

　　史薇認為，我國已步入中度老齡化社會，隨著生活環境的改善和醫療技術的進步，老年人壽命還將逐步增長，延遲退休有利于減輕社會保障壓力，活躍勞動力市場。

　　史薇表示，“延遲退休為老年人提供工作機會，一定程度上減輕老年人的生活壓力，但需要與人口格局做好銜接配合。”

　　目前來看，現在也有60歲以后仍然堅持在工作崗位上的人群，但主要集中在醫生、教師等需要更多經驗的崗位上。

　　王晨的父親就是其中一員。他的父親是一名初中數學教師，因為學校需要有經驗的老師帶初三，退休后又被學校返聘回去當老師。但作為子女，他對于父親繼續工作存在一些顧慮。

　　“我父親今年61歲，雖然才退休一年，但畢竟也上60歲了，心腦血管方面都有隱患，當老師又是一件很耗費心力的事情，我覺得不管是延遲退休還是返聘，對于老人們醫療方面的保障必須到位，這樣子女才能放心。”王晨表示，針對老年人，不僅要提供身體上的醫療服務，心理上的評估也很重要。

　　“老年人如果繼續工作，身心所承受的壓力肯定不小，健康檢查十分有必要，心理咨詢也很有必要。”王晨說。

　　另外一個問題是，不少退休人員自己也需要承擔父母長輩的養老問題。我國退休年齡為女性50歲、女干部55歲、男性60歲，而在50—65歲這個時間段，不少人的父母尚在，但已經是高齡老人，對養老的需求進一步提升，一些退休人員甚至是家中承擔父母養老的重要勞動力。

　　《決定》提出，優化基本養老服務供給，培育社區養老服務機構，健全公辦養老機構運營機制，鼓勵和引導企業等社會力量積極參與，推進互助性養老服務，促進醫養結合。加快補齊農村養老服務短板。改善對孤寡、殘障失能等特殊困難老年人的服務，加快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

　　史薇認為，要構建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醫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此外，還需要發展新興科技，將其應用于養老。對老年人家庭及養老院等公共設施進行適老化改造，使其更適應于老年人的身心狀況。

　　另外，針對老年人幫忙帶娃的問題，也需要通過托育等手段進行替代，使家庭無后顧之憂。

　　馬燕就是如此。她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身邊的朋友和親戚來看，大多數是父母在幫忙帶娃，如果父母不幫忙，就一般由女方全職帶娃。“生養孩子成本高，各方面都需要開支，如果老人不幫忙帶，送到托育機構的價格就比較高了。從帶娃的角度來看，托育可能比老人帶娃更專業，但這需要看托育機構的質量，另外性價比也很重要。”

　　《決定》提出，加強普惠育幼服務體系建設，支持用人單位辦托、社區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點等多種模式發展。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瑞典早在2004年與2008年，就分別完成了對‘托幼一體化’改革的評估。瑞典托幼服務整合后，服務普及性、普惠性和質量的不斷提高，對兒童的早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積極作用。此外，高水平的托幼服務也提升了女性社會地位，促進了性別平等，進而促進了瑞典生育率的提高。”史薇表示。

　　史薇認為，社會化托育具有專業性、靈活性、安全性等優勢，托育服務可及性的增強顯著提升了城鄉家庭的生育意愿，使得女性能夠在生育后更快地重返職場，從而提高了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而且社會化托育服務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從業人員，這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應采訪者要求，余誠、吳兵、王晨、馬燕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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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