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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市場有觀點認為，當前政府資金在風險投資業占比較高，因此要求國有資本退出風險投資行業，使民營機構在這個行業扮演更大的角色。

　　投中研究院發布報告顯示，目前全國國有投資主體數量為23014家。從投資結果看，這些國資機構在過去5年間直投金額高達1.59萬億，直投了約1.29萬家企業，加上間接投資，國資機構共投資了約2萬家企業，這意味著在過去五年獲得投資的企業中，每三家中有一家獲得國資機構投資。

　　從數據看，國資占比的確較高。但是，客觀來看，國資占比多并非是國資搶奪市場化風投機構的份額，恰恰相反，在美元資本逐步退出、市場風險加大、疫情沖擊等因素影響下，創業公司在市場進行股權融資的難度加大，銀行債券融資則更難。在這個時候，承擔推動科技創新重任的國有資本，成為很多創業項目的“救命稻草”，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國資是“雪中送炭”。

　　當前，我國大力促進和推動風險投資發展，6月中旬發布了《促進創業投資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根據行業分析，純國資基金在風險偏好、決策機制、權責利機制、運作效率等方面弱于非國資機構，市場競爭力相對較低，非國資基金規模不斷縮水是市場選擇的結果。若國有資本在當前退出，那么相當一部分創業公司將因缺乏融資渠道而陷入危機。

　　這是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一個特殊現象。當中國大力推動科技創新以實現科技自立自強與產業鏈安全時，我國風險投資行業規模正因受到地緣政治、美元高利率、市場治理以及相關產業進入周期尾部等影響而有所縮水，尤其是過去它們更加擅長互聯網等模式創新領域，而新的投資主要處于“硬”科技行業板塊，就出現了國資承擔更多推動科技創新的任務。當前，國際市場新興產業聚焦于人工智能領域，國內主要由民營企業自主投資研發。

　　今年以來，一些引導基金、國資LP為退出而起訴GP，導致一些創投機構密集向被投企業發起回購訴訟。事實上，所謂回購并非是國資LP特有的，而是一直以來民營資本主導的創投行業的產物。因為在創業領域，不免存在一些僅僅追求短期暴富、存在道德風險的項目及其團隊，回購權成為各方長期博弈的平衡產物，有利于約束融資方。但是，國資LP往往存在到期剛性退出政策，可能影響一些仍在生存線上掙扎的創業公司。

　　因此，目前的焦點并不在于國資要不要退出，而是讓國資投資行為更加市場化并成為耐心資本的標桿，最終驅動更多資本成為長期資本、耐心資本。創投行業本質上是風險投資，但政府資金使用條件要求高，若不敢投早、投小，則失去了風險投資意義。因此，中央政府提出會優化國有創業投資機構業績考核、激勵約束和容錯機制，以及系統研究解決政府出資的創業投資基金集中到期退出問題，避免一級市場出現踩踏式的退出。

　　我國也必須應對風險資本來源較單一、市場化資金不足的問題。要通過增加退出渠道、提高稅收激勵作用等，發展壯大民營風險投資資本。目前的挑戰在于一系列因素的疊加，也包括民營資本信心亟待提振的問題。事實上，歷史經驗表明，經濟轉型與產業轉型過渡期，往往也是孕育新技術、新企業萌芽與成長階段，更是傳統產業優勝劣汰大幅提高產業集中度的時期。應鼓勵擁有豐富市場經驗的風險資本幫助企業投資新技術、產業并購等，使其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力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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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