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重磅！2024全國兩會財經界委員代表提案議案（搜索版）

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 周漢民

全國政協常委周漢民：

建議推動國家層面自貿試驗區立法

促進數據跨境流動

◎記者 宋薇萍

2024年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周漢民接受了上海證券報記者專訪，就自貿試驗區建設、數據市場發展等熱點話題進行了分享。

十余年來，周漢民堅持在全國兩會上為自貿試驗區發展建言獻策，今年又帶來了有關自貿區發展方面的建議。他認為，適時推動國家層面的自貿試驗區立法時機已到，建議及時制定自由貿易試驗區法。

順應全球數據流動大潮，周漢民建議，當前應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進一步促進數據跨境流動。他呼吁，加快在臨港新片區建立離岸數據中心。

培育新質生產力，周漢民認為，當下最需要做的是理念創新和管理創新。尤其在金融領域，資本市場理念和管理創新已經刻不容緩。

自貿區為更高水平對外開放“試制度” 為高質量發展“闖新路”

上海證券報：今年是上海自貿試驗區成立11周年。請問在當前階段，自貿試驗區承擔什么樣的歷史使命？接下來還需要什么樣的制度創新，又如何在法律方面保駕護航？

周漢民：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貿試驗區破土而出。從這時開始，我對上海自貿區一直關注，力盡所能，建言推進。從上海自貿區第一版負面清單，到上海自貿區條例，再到其他相關條例的討論和制定，我都參與其中。

十年來，自貿區負面清單不斷瘦身，特別管理措施條目由最初的190項縮減至目前的27項，說明上海自貿區在一以貫之地推進制度創新。如今，中國已有22個自貿區，說明自貿區的成果不是孤芳自賞，而是在積極推廣，是苗圃不是盆景。

作為中國第一個自貿區，上海自貿區的使命始終是艱巨而光榮的。站在新的起點，我認為，上海自貿區的歷史使命就是制度創新。自貿區應始終對標國際最高標準、最好水平，為更高水平對外開放“試制度”，為高質量發展“闖新路”。

所謂試制度，就是要以更大的開放，倒逼更深入的改革。自貿區以制度創新為己任，核心就是立法。因此，我今年準備的提案，就是呼吁及時制定自貿區法。我認為適時推動國家層面的自貿區立法時機已到。具體原因如下：

第一，實踐有基礎。全國22個自貿區“雁陣齊飛”，各自的探索充分展開。經過十年的努力，自貿區綜合性立法已經有基礎、有可能。用一部統一的立法將自貿區十余年的發展成果固化下來、推動下去，非常有必要。然后，在國家立法的指導下，完善地方立法和配套細則，最終形成法律、法規、規章等協調配合的法律體系，彰顯自貿區的開路、突圍和引領作用。這既能體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略，促進宏觀改革和微觀改革的協同，又可在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方面爭取更大的發言權。

第二，對標有要求。當前亟須通過自貿試驗區立法，把中國準備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DEPA（《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國際高標準經貿協定的努力，全力向前推進。CPTPP和DEPA是引領當今世界高標準貿易規則的典范，覆蓋領域廣、邊界內議題多、開放程度高，且涉及的許多議題仍在與時俱進地發展。我們要在比較、鑒別、適應和實踐的基礎上，認真學習和研究這些重要的國際公約，已經做到或基本可以做到的內容，要及時載入國家統一的自貿區法。

第三，開放有需要。自貿區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載體，也是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橋頭堡。需要法治護航來有效應對挑戰、防范風險。建議以法治為核心持續優化營商環境。

建議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

進一步促進數據跨境流動

上海證券報：當前數字經濟發展迅猛，圍繞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您有何建議？尤其在當前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促進數據跨境流動方面，該如何破題？

周漢民：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后來居上、洶涌澎湃，今天已是接近國民經濟半壁江山的體量。如何把這一重要的生產要素作用發揮得更好，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數據的跨境流通。

中國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對外貿易大國之一，也是最為重要的對外投資和利用外資的大國。當今世界，一分一厘的資本流動、人員流動、物資流動都離不開信息流通。基于此，我認為，數據跨境流通已成為中國對外開放最關鍵的領域之一，制定相關規則刻不容緩。

當下數據跨境流動有三大問題：第一，流動數據性質的確定。根據要求，我國對核心數據實行嚴格保護，不允許出境；重要數據跨境需安全評估，需要逐級審批；一般數據可自由流動。但現行法律法規對于重要數據的定義較為模糊，企業在分辨采集數據是否為重要數據時往往缺乏明確的參考標準。第二，數據跨境流動存在多頭監管。第三，數據跨境流動規則的國際影響力不足。

數據基礎制度建設事關國家發展和安全大局。化解上述問題，我認為應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進一步促進數據跨境流動。具體有以下建議：

第一，建議大力探索離岸數據中心建設。臨港新片區已明確要開展離岸數據中心試點研究，建議加快步伐，通過搭建這一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跨國業務平臺，推進數字身份、數據資產、貿易真實性核驗、個人信息保護認證、區塊鏈平臺等領域的國際互認互信互用，同時，推動電信領域業務開放，引入更多國際知名數據服務企業，支持國內數據企業走出去，拓展國際數據產業開放與合作范圍，更好配置使用全球數據資源，打造國際數據服務產業集群。

在離岸數據中心運行并在數據跨境流動機制方面積累一定經驗后，結合我國實際，提出更具國際影響力、更具兼容性的中國方案，遵循從區域到全球的漸進式參與原則，推動建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既便利又保障安全的數據跨境流動規則體系，進而成為全球標準。

第二，建議國家探索形成“豁免申報數據出境的負面清單”，確定相關流動數據的性質，細化重要數據的分類，并制定相關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即，設置不可豁免出境評估的具體場景，將負面清單內容根據數據重要程度逐級劃分，其他不屬于此范圍的，可以正常審查后出境。

第三，建議由各地大數據監管部門牽頭，設立數據跨境流動跨部門協同機制，組建不同部門共同參與的分類監管模式，各司其職，形成合力，依托各行業主管部門的專業性，服務企業的數據跨境流動，推動我國數據跨境流動的高質量發展。

第四，建議及時制定相關立法，以立法為基礎，作為國際對話和國際交往的共同語言。比如，在上海自貿試驗區特別是臨港新片區先行先試，參考當前國際通行的數據跨境流動原則，制定并發布“臨港新片區重要數據認證指南”。一方面，統一原則，如規定重要數據的認證以鼓勵自由流通為原則，實行“一次評估、一次認證、一次監管”。另一方面，對于一些重點行業如金融、貿易、航運、醫藥等，對接相應國際市場通行規則，率先制定重要數據目錄（細則），明確重要數據判定標準，并且要進一步合理細化數據出境的識別尺度和操作規范，相應的監管政策變化應與重要數據識別保持同步更新，配套出臺數據跨境流動的指南和具體場景案例示范，使企業掌握最新的重要數據識別規則、目錄清單和實施細則，便利開展數據出境自評。推動建立友好互信的國際數據空間，在空間內更好開放、交換與使用行業性數據（類似國際互信的數據監管沙盒）。在探索數據流動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數據共享、數據權屬及數據交易定價等相關規則。

長三角一體化須強化上海龍頭地位

上海證券報：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簡稱“進博會”）已舉辦了六屆。我們多次在場館看到您在現場調研。助力進博會越辦越好，您是否有相關建議？

周漢民：進博會是一面鏡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和各國家的經濟交往，以及如何改善我們工作的方方面面。我發現，去年參加進博會的國家和地區國際組織近140個，其中有40余個是被聯合國認定的最不發達國家，他們也有產品展示，我特別高興。

聯合國最新認定46個“最不發達國家”，人口全球占比14%，國內生產總值全球占比1.3%，盡管經濟上欠發達，但其中許多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給予了中國巨大支持，其中有43個國家加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外交舞臺上非常重要的支持力量。為此，建議有序擴大“最不發達國家”的食品和農產品進口，助力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走深走實。具體包括：

第一，建議實施針對“最不發達國家”的特色食品和農產品準入。第二，建議出臺針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特定舉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加大技術支持力度。一方面，在這些國家開展食品、農產品行業的專業技能培訓、職業教育培訓等，提供經濟技術服務；另一方面，支持相關國家的食品和農產品方面的科技人才來華短期培訓、工作，有效提升專業素養，促進當地產業調整優化結構，向科技創新要產量和效益。第三，建議充分發揮進博會作為高水平開放的平臺作用，助力他們在進博會上有集體出彩的展示。

上海證券報：隨著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走深走實，您認為當前上海的龍頭作用體現在哪里？

周漢民：上海是長三角的龍頭，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龍頭。龍頭作用到底怎么發揮？我認為有三點：

第一，自身不斷地有創新、有成果。比如營商環境不斷改善，自貿區、臨港新片區、浦東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三大國家戰略疊加，發揮制度集成優勢。

第二，加強協調。例如，長三角區域的國際雙一流高校課程對各自相關高校學生開放學分互認，讓長三角的年輕人動起來。教育是如此，醫療也是如此，建議名醫院的名醫師可以巡回坐診。

第三，在某些領域、某些方面可以作更大膽嘗試。建議上海牽頭，制定“十五五”長三角統一的總體規劃，然后三省一市根據總體規劃再部署各自發展規劃。在人口老齡化社會已然形成、自然生育率連續下降的背景下，建議將長三角區域的戶籍開放問題提上議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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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常福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