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張海波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

　　摘要：當前我國經濟正處在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階段，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2020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首次提出了“雙循環跨周期”的概念，這對致力于服務實體經濟的公募基金行業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居民財富不斷積累，對財富管理需求日趨顯著；同時，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公募基金對養老投資所需承擔的責任也越來越重。此外，我國證券市場歷史上多次出現大幅震蕩，公募基金行業理應更好地發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對資本市場穩定做出更為積極的貢獻。公募基金公司需要突破發展瓶頸，培育與全球一流資管公司競爭的能力。公募基金行業需要增強實力，才能更好地服務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百姓民生。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當前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同時，會議特別指出要從持久戰角度認識當前問題，提出“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以往我們熟知的“逆周期政策”首次轉為“跨周期政策”，可以看出政策重心將從熨平短期經濟波動轉向兼顧短期和中長期，在穩增長和防風險中找到平衡點，既不因穩增長而過度寬松，也不因防風險而過分收緊，不會過分受到國外經濟政策的影響，堅持“從我出發”，保持政策定力。這對致力于服務實體經濟的公募基金行業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公募基金公司需要突破發展瓶頸，構建強大實力，培育與全球一流資管公司競爭的能力

　　從宏觀層面看，公募基金行業需要增強實力，才能更好地服務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百姓民生。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居民財富不斷積累，對財富管理需求日趨顯著；同時，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公募基金對養老投資所需承擔的責任也越來越重。此外，我國證券市場歷史上多次出現大幅震蕩，公募基金行業理應更好地發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對資本市場穩定做出更為積極的貢獻。公募基金公司需要突破發展瓶頸，培育與全球一流資管公司競爭的能力。公募基金行業需要增強實力，才能更好地服務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百姓民生。與美國相比，無論是行業整體規模，還是單家公司實力，無論是在金融市場中承載的體量，還是在服務養老投資中的作用，中國的公募基金行業都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在新的時代，公募基金行業承擔著新的使命，需要增強實力，以更高階的能力、更積極的作為，更好地連接居民財富與實體經濟，推動行業向更高層次發展。

　　為確保公募基金行業更好地承載新的使命，監管層也在引導鼓勵公募基金公司積極創新與集團化發展。證監會在《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管理人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發布時指出，支持優質公司集團化運營；優質公司可基于業務發展需要設立子公司專門開展資產管理及相關業務，實現專業化、差異化發展。同時，證監會機構監管部在《支持證券基金行業實施組織管理創新的通知》中也提出，鼓勵有條件的行業機構實施市場化并購重組。不僅如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粵港澳大灣區“雙區”建設的相關政策，也積極鼓勵提升金融服務創新水平。面臨“雙區驅動”的歷史機遇，深圳的公募基金公司也在積極探索如何創新發展，為落實央行等部委發布的《關于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等金融支持大灣區建設的政策，為進一步建設雙區，發揮積極作用。

　　國內公募基金行業面臨著嚴峻挑戰，唯有突破瓶頸，提升核心競爭力，才能加速發展。基金公司面臨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內外部競爭環境：隨著資管新規及配套文件的逐一落地、金融行業對外開放的加速推進，國內資產管理行業迎來重要發展契機的同時亦面對巨大的競爭，銀行理財子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保險資管、券商資管、期貨資管以及外資資管機構在逐漸拉平的統一監管體系下同場競技，國內基金公司在渠道能力、客戶基礎、IT建設、資本實力、風控系統、品牌知名度、人才培養等方面都需要加強能力建設，加大投入力度。

　　從資產管理規模來看，截至2020年年中，海外資管巨頭貝萊德、先鋒、道富資產管理規模分別達7.3萬億、5.7萬億和3.1萬億美元；國內工行、招行、建行理財業務規模均超過2萬億元，遠超國內基金公司的管理規模。更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實力，平均單家公募基金公司注冊資本約3億元，與四大行理財子公司平均逾百億的資本金、海外巨頭貝萊德約340億美元、道富近250億美元、景順約140億美元的凈資產相去甚遠。此外，基金公司亦面臨互聯網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的沖擊，以螞蟻金服、騰訊為代表的巨頭逐漸掌握渠道端的議價權，并通過收購基金公司、設立投顧公司等方式進一步加大對資產管理行業的涉足。

　　公募基金的投研風控能力需要“更上一個臺階”，而與科技深度融合是關鍵影響因素，資本的投入更是提升科技應用的重要保障。

　　一是資產管理規模的增長需要提升信息化水平。隨著資產管理規模越來越大，基金公司的管理難度也在加大，前端投資面臨交易執行、風險控制、成本效率、公平性等考驗，后端運營面臨流程復雜、風險點多等難題。基金公司需要建立統一的管理平臺，整合各種職能模塊及數據資源。

　　二是多元化投資需要系統集成支持。面向未來，中國金融市場上各種金融衍生品在內的金融產品將不斷豐富；隨著對外開放的逐步深化，全球化的資產配置也將成為趨勢；同時，公募基金也很可能逐步開展另類投資，通過配置股權投資、房地產投資等獲取超額收益。多元化投資需要對應投研系統的集成化升級。

　　三是投資管理能力有望通過智能投研進一步提高。金融科技主要應用在智能投研和量化策略，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獲取更多維度的數據來源、更快的數據處理分析，在有效性越來越強的市場中抓住投資機會。智能投研主要在數據采集、數據處理、算法優化等方面幫助投資管理人提升投資能力。一方面通過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提升非結構化數據的處理效率，另一方面增加另類數據的獲取，包括衛星數據、物聯網數據、社交平臺情緒數據等。算力的提升加快了投資決策模型的迭代，幫助投資管理人抓住更多投資機會。

　　海外資管公司在投研風控領域的科技應用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發展經驗。例如，貝萊德阿拉丁系統，基于六大功能和一體化的投資服務流程為其自身業務及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投資決策及風控支持。在功能層面，阿拉丁兼具信用及風險分析、組合管理、交易執行、合規監管、運營監控、業績分析六大功能；在業務流程上，阿拉丁系統實現了各業務流程在數據平臺上的統一作業、通過前中后臺一體化的操作系統為本公司及外部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數據決策支持。又如，美國智能投研先行者Kensho公司，被譽為智能投研領域的AlphaGo，其核心產品Warren利用大數據和機器學習，將數據、信息、決策進行智能整合，并實現數據之間的智能化關聯，尋找事件與資產之間的關聯關系，從而提高投資工作效率和投資能力。它的特點就是快速計算能力、良好人機交互和強大的深度學習能力。

　　二、借鑒海外經驗，上市是公募基金公司做大做強的有效途徑

　　總體來看，上市基金公司是海外基金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海外上市基金公司整體數量不多，但頭部公司中有多家上市，并且市占率很高。截至2020年上半年，世界前十大資管公司中有7家是上市企業或上市企業子公司，分別為貝萊德、瑞銀、道富、安聯、JP摩根、高盛、紐約梅隆銀行；前二十大資管公司中有16家為上市企業或上市企業子公司。又以美國2018年情況為例，前十大基金公司中有6家是上市企業或上市企業子公司，分別為貝萊德、JP摩根、道富、普信、景順、富蘭克林鄧普頓，市場占有率為21%。

　　成立于1988年的貝萊德，三十年間躍居全球資管公司第一寶座，實現了后來居上，不僅僅是因為順應了美國資產管理行業快速發展的趨勢，更加重要的是，貝萊德前瞻性地耕耘金融科技，借助資本市場的力量實現外延式發展，走出了一條“科技+并購”的特色道路，值得我們學習借鑒。類似地，中國公募基金公司相對于海外巨頭、相對于銀行體系，實力仍有待增強，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可以借鑒“貝萊德式”發展模式。

　　其他上市海外基金公司的發展經驗，也表明上市對并購與全球業務擴張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成立時間較晚的貝萊德相比，施羅德、景順、富蘭克林鄧普頓是典型的老牌資產管理機構，這三家公司的成立時間都超過了半個世紀以上，其中施羅德已成立200年左右；同樣，這三家機構的上市時間也相對較早，在50年代至80年代上市。對這三家老牌資產管理機構的發展歷程進行整理，特別是關注其在上市前和上市后的不同發展路徑，得到許多具有啟發意義的共通之處：

　　三家機構在上市之后均進行了多次、連續的并購。其中施羅德于1959年上市，從1962年起先后并購了Helbert， Wagg & Co．等公司；景順于1988年上市，先后并購了Primico Capital、CIGNA Fund等機構；富蘭克林鄧普頓于1971年上市，從1973年起先后并購了Winfield、L.F． Rothschild、Templeton等金融機構。

　　三家機構在上市之后均進行了全球范圍內的業務擴張。施羅德從1960年起先后在中國香港、日本、巴西等全球主要金融市場設立分支機構；景順于1988年上市，于1996年在加拿大和中國香港等地設立分支機構；富蘭克林鄧普頓于1986年在中國臺灣地區設立分支機構。作為其地理擴張活動的一部分，三家機構均在中國法律許可的第一時間，在中國大陸設立了合資公募基金公司：交銀施羅德（2005年）、景順長城（2005年）和國海富蘭克林（2004年）。

　　就國內公募基金行業而言，隨著金融行業的進一步開放，在立足于國內業務的同時，也更需具備國際視野，通過上市可以為國內公募基金公司走向世界提供更強大的資本支持。

　　三、境內證券公司的上市與發展軌跡對公募基金公司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自第一家上市券商登陸資本市場以來，上市成為券商補充資本、做大做強的重要方式，上市券商數量快速增長。從數量上看，當前行業內近半數券商已經實現獨立上市或整體上市，2019年末凈資產排名前20大的券商均為上市企業，其中12家券商實現A+H兩地上市，個別優質頭部券商實現A+H+G（倫敦）三地上市。從競爭力看，上市券商規模在行業內占據核心領先地位，2019年末上市券商總資產占證券行業比例88%，凈資產占行業比例83%，營業收入占行業比例85%，凈利潤占行業比例甚至高達95%，體現出上市券商顯著優于非上市券商的盈利能力。

　　上市券商通過IPO和再融資快速提升資本實力，構筑內生和外延雙向發展路徑。一方面，上市券商外延通過并購收購擴大業務規模、鞏固特定業務優勢，進入新的業務領域，實現綜合實力穩步提升。以中信證券和華泰證券為例，中信證券在2003年上市實現資本補充后，利潤總額從2002年的行業第3名提升至2003年的行業第1名。并且，中信證券憑借資本優勢，通過外延并購快速拓展經營實力，2003年和2005年分別收購萬通證券和金通證券。此后，中信證券一舉奠定行業龍頭地位，營業部數量由2004年初的45家增加到2006年的165家，總資產從2003年底的118.1億元增加到2007年底的1897億元，凈資產和凈利潤排名維持行業第1水平，經紀業務從行業10名以后躍升至行業第1位，各項業務均處于行業前三名。2011年，中信實現H股上市，并在2013年收購里昂證券進一步拓展國際化布局，成為一家覆蓋國內外業務的行業龍頭。華泰證券也通過A+H+G三地上市持續募集資本，收購聯合證券、AssetMark等金融機構進行國內外布局，逐漸由一家地方性券商成長為凈利潤行業前列的頭部券商。

　　另一方面，上市券商通過自身雄厚的資金實力拓展產業鏈條深度和重資產業務規模，構筑有效競爭壁壘。近年來我國證券行業盈利模式呈現出由通道驅動向資產驅動轉變的特征，商業模式經歷由“通道類輕資產業務為主”向“輕、重資產共同發展”的發展脈絡，因此資本實力成為證券行業的核心競爭力。由于中信證券較早地登陸了資本市場，所以獲得了重要的融資渠道，并在隨后的2006年和2007年兩次進行增發，分別募集資金46億元和250億元。豐富的融資渠道為提升附加價值、拓寬業務邊界以及后續的兼并收購提供了基礎。金融科技是當前證券行業提質增效的重中之重，持續的金融科技投入需要大量資本金投入。2019年，頭部券商信息技術投入占營收比例約為5-10%，其中華泰證券的IT投入更是占到營收比例的9.63%。上市券商資本優勢領先，能夠率先加大科技投入，構筑有效競爭壁壘。

　　國內證券公司也經歷了探索上市融資發展的歷史階段，給予國內公募基金公司借助上市增強資本實力充分的借鑒經驗。公募基金公司也可通過上市構筑內生和外延雙向發展路徑，拓展產業鏈條深度，加強金融科技投入，提升綜合實力，從而更好地應對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

　　四、公募基金公司上市，在提升公司核心競爭力的同時，可讓基民與基金公司聯系更加緊密

　　公募基金公司上市，圍繞為客戶持續創造價值，可從多個方面使用募集資金，提升核心競爭力。上市可助力公募基金公司提速業務發展、拓寬人才渠道、積累品牌優勢。從募集資金用途來看，公募基金可多維度使用募集資金，全方位提升公司核心競爭力：圍繞內生增長，不斷增強投研等核心能力；增資基金子公司，推動業務穩健發展；發力外延擴張，收購優質資管公司拓寬能力圈，拓展海外業務推進全球化布局；支持創新業務發展，如推進衍生品業務落地、財富管理轉型；加大信息技術投入，提高智能化水平；補充營運資金，提升運營能力等。

　　公募基金公司上市可以讓基民與基金公司聯系更加緊密。一是有利于優化公司治理結構。上市后基金公司的股權將更加分散。例如，貝萊德上市以后，股權結構逐漸多元化，改變了單一大股東PNC銀行集團持股比例過高的情況。1999年上市時，PNC持股比例按投票權計算達到79.1%；2017年底，持股比例降至21.5%。除PNC與持股比例5.4%的先鋒集團以外，公司沒有其他持股5%以上的大股東。股權分散平衡了基金公司的雙重“委托-代理”關系。基金公司股權結構的穩定和優化，有利于保持基金公司的運營獨立性，有利于保護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二是有利于公募基金社會監督機制的完善。基金公司上市后，投資者一方面是基民，另外一方面很可能同時通過對其二級市場股票的購入成為股東。基民在獲得所購基金季報、年報等披露信息同時，可以查閱其作為上市公司的諸多公開信息，包括定期財報、關聯交易情況說明，與公眾投資者互動等上市公司特有信息，了解公司經營的詳細情況。投資者加強自我保護意識和風險意識也多了具體路徑。另外，可以借助滬深股票交易所、公眾媒體等對于上市公司的監督，所獲信息的縱深將比以往更為詳盡，從而形成全方位的基金公司外部監督機制。

　　回望過去，公募基金肩負推動普惠金融的使命，秉持“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資產管理本源，以專業的投研能力和資管能力，樹立了為大眾理財服務的標桿。面向未來，在“雙循環+跨周期”的大環境下，公募基金行業應加強自身實力，承擔更深刻的使命，發揮更重要作用，創造更宏大的價值。

　　來源：《中國保險資產管理》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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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石秀珍 SF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