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國庫券異地買賣成就“楊百萬”

　　□楊懷定（個人投資者）

　　本報記者周松林整理 

　　1988年，我從工廠辭職。此前，我通過業余時間搞“第二職業”賺了些錢，銀行存款有2萬元，在當時是一筆大數目。

　　辭職后，我更留心賺錢機會。報紙上說溫州實行利率開放，利息可以高到12%，就想把錢存到溫州去。去溫州的船票都買好了，我從報紙上看到另一條消息：國家要開放國債交易，先在上海等7個城市試點。有交易就有價差，就有獲利機會，于是放棄把錢存銀行的想法，去買賣國庫券。

　　1988年4月21日，上海開放國庫券買賣。我一大早趕到網點，以開盤價104元買了兩萬元年利率15%的3年期國庫券，當天下午漲到112元。我趕緊賣掉，賺了800元，相當于在工廠工作時一年的工資。

　　很快，我發現全國8個試點國債交易城市的國庫券差價很大，而人民銀行禁止金融機構之間流通國庫券。由于經濟發展程度不同，一些試點城市的銀行為了周轉資金，會以低于面值（100元）的價格出售國庫券，從而不同城市之間國庫券出現套利空間。于是我想到國庫券異地買賣這條路子。

　　最初，我在合肥、上海之間來回跑。復利效應之下，兩個月就賺到10萬元。隨著試點從第一批7個城市擴大到第二批54個城市，我的足跡幾乎遍及全國，最遠去過新疆、黑龍江，每張國庫券各地之間的差價可以大到超過10元。地方越窮，當地國庫券就越便宜。當時中國人的金融意識淡漠，國庫券發行阻礙重重，許多地方發行國庫券靠攤派，而買了國庫券的老百姓急于兌現，打八折拋售給銀行。銀行普遍缺資金，有些銀行國庫券業務的啟動資金只有十幾萬元，一下子就脹死了。我帶著現金來買，當地銀行把我當救星。

　　我的本金快速膨脹，很快過了百萬元，就不再親自到外地跑，雇了幾個人在全國跑，我坐鎮上海用電話指揮。那時我訂了數十份報刊，每天讀，分析金融形勢和經濟狀況，同時留心上海剛開張不久的股票柜臺交易市場。1989年，我看到一篇文章說，由于保值利率的提高，信用社和銀行把幾十年的盈利都貼進去了，處于虧損的邊緣。我感覺到這是利率即將下調的信號，決定拋掉國庫券，買進股票。

　　在經過初期的火爆之后，當時上海的股票柜臺交易市場進入低迷狀態，交易者寥寥無幾。營業部員工好心地勸我不要買，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斷。

　　我第一次買入的是“電真空”，面值100元，此前最高漲到140多元，當時跌到91元。在買入之前，我觀察它一年多。當時股票分幾種，一是甲種，紅利上不封頂，下不保底；二是乙種，下保底上不封頂；三是非甲非乙，既保底又封頂。電真空是非甲非乙，規定最高紅利率15%，最低不低于銀行利息。

　　第一次買了3000股。算一算，如果每股一年能分15元紅利，就是4萬多元。當時我對營業部的人說，估計利率要調低，所以買點股票放著。結果沒多久，利息果然下調。有人傳說“楊百萬”有背景，知道內幕消息。我哪有背景？我就是讀報分析出來的。

　　半年后股票開始暴漲，電真空股價漲到800元。我拋了股票后出門旅游了一個月，因為我知道，下跌也是要有一個過程的。結果一直跌到1990年底，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電真空的價格是375元。交易所開業第一天，電真空成交1000多股，我一個人買進了500股。

　　這以后，我經常受邀到全國各地講課作報告，在報刊發表文章。令我最感榮耀的是2000年10月，以初中畢業生的身份，我走上北京大學的講臺，為研究生和MBA講授證券市場的理念和實務。我是市場的受益者，也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在這個市場上，我們不僅賺了錢，而且找到了發揮才能、實現價值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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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