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 不能以保護民營經濟為借口來保護落后產能

李稻葵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資料圖片/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民企從未像現在這樣引發關注。為何這兩年民企處境艱難？一系列現象背后的實質是什么？該如何為民企紓困？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建議，應該按照市場的原則一視同仁對待民企——既不要歧視，也不要專門地保護。尤其不能以保護民營經濟、發展民營經濟為借口，來扶持一些本來就該淘汰的企業，不能以保護民營為借口來保護落后。

　　李稻葵認為，中國經濟最困難的調整的階段恐怕已經過去了。總的來講，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要比改革開放40年以來許多階段所面臨的困難小很多。

　　民企的困境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必須經歷的痛苦

　　新京報：為什么最近兩年民企發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在你看來，民企面臨的困境是什么？

　　李稻葵：坦率地講，民企面臨的困境在本質上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縮影或者集中表現。

　　中國經濟要轉型，各個行業都要升級、調整。與之相對應的，傳統行業的集中度要提高。比如，汽車行業有上百家企業，隨著集中度提高，很多汽車企業活不下去，這個過程當然是很痛苦的。此外，還有一部分企業要升級，從過去比較低的質量向高質量提升，以適應居民對高質量生活的要求或者國際競爭。

　　轉型升級帶來的痛苦對所有企業都“一視同仁”，人人都苦，人人都難，與國企、民企性質無關——比如，格力電器是國企，做手機還是失敗了。這是因為現在手機市場競爭激烈，在行業集中度提高的過程中，很多手機企業必然要破產，就剩那么一兩家，下一步手機行業還會進一步整合。

　　但為什么國企沒有面臨這些問題，沒有聽到國企的抱怨？這是因為，此次中國經濟調整的焦點在下游，是下游的產業要轉型升級，而大部分民企集中在下游，國企大部分集中在上游。而且，國企在前些年去產能的過程中已經經歷了轉型的痛苦了。現在國企的日子好過了，今年國企利潤增速在15%左右。

　　民企面臨困境還與金融政策以及金融結構改革不到位有關。我們前段時間的金融政策有點操之過急了。我認為到目前為止有一個錯誤的理念，即把化解金融風險等于降杠桿。但實際上，化解風險的本質是什么？是去掉那些壞的杠桿、爛的杠桿。風險低的、高回報、高質量的好杠桿為什么不能增加？好杠桿的債券和貸款還應該增加。我們此前的金融政策希望把整個杠桿率降下來就行了，這種“一刀切”的去杠桿是懶政行為，也屬于金融政策不到位。現在為什么民企得不到貸款？因為去杠桿之下政策收緊，其實不應該這么收緊。

　　應該給相關的金融機構明確一個目標，采取定向治療、靶向治療、精準治療。比如，三年之內把已經報的爛賬、呆賬都給處理掉。

　　金融結構要調整、要改革。現在為什么民企得不到貸款？除了去杠桿之下政策的收緊，還有一個因素是——銀行大量的貸款實際上最終流向了地方政府。

　　在過去這七八年，地方政府一直在搞建設，修地鐵、修高速公路、修高鐵站。地方政府哪來的錢搞這些建設？當然大量的是從銀行借的錢，但這些項目都是長期項目，地方政府借的這個錢短期內肯定還不起。所以，地方政府找的出路是——找一個跟地方政府關系比較近的國有企業，拉一個國有企業搞一個PPP。哪有那么多的PPP？本質上不都是企業替政府去貸款嗎？對于銀行來說，他們都知道這些貸款最后都是由地方政府承擔的，而在我們國家地方政府肯定不會破產的，沒有違約風險，因此銀行不用在貸款前做調查，而且這些處在上游的國有企業目前經營情況也不錯。這些因素一擺，銀行當然愿意把這些錢給國企了，而且是大額數量的貸款。而如果貸款給民企的話，還要做調查、還要評估風險、還要負責任。

　　新京報：那金融結構如何改革？

　　李稻葵：我們首先要承認地方政府現在借了很多錢，承認已經形成了一大筆的債務，其次要把這些債務明確化，變成長期債務，而不去從銀行借貸，不去影響正常的企業貸款。必須專門給地方政府的債務設一個通道做長期的（比如20年、30年的）地方債，讓地方政府在這個市場上去借錢。

　　我的建議是設立一個相當于世界銀行一樣的銀行機構，專門用于向地方政府發放貸款。在一只手在金融市場發債融資的同時，另一只手去監管地方政府，去查地方政府的項目——如果項目合適，就發放貸款，項目不合適，就不貸款。

　　通過這個方式，把地方政府加給銀行的借貸壓力化解了。如果這事做成了，銀行就解放了，就可以專心致志地給企業服務了，民營經濟的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根本上也會得到緩解。否則，銀行會永遠圍著地方政府的項目和企業轉圈，這就影響到了民企融資了。

　　新京報：有觀點認為，因為國企和民企的地位不平等，導致銀行采取了一個差異化的信貸政策。

　　李稻葵：這個看法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問題本質是什么？本質是銀行也是追逐利潤的，目前國有企業處在產業上游，利潤好。因為此前經營不好的國企在上一輪去產能中已經被淘汰了，現在留下來的國企都是經營不錯的大型國企。此外，銀行也明白，國企的貸款會有地方政府兜底。對于“嫌貧愛富”的銀行來說，當然把這些國企當作優質資源。

　　所以，民企融資難并不是因為身份，沒有那么復雜，銀行其實也是在商言商。

　　新京報：前一段時期，資本市場一度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爭議，你如何看這一說法？

　　李稻葵：我不同意這個看法，這一現象同樣不是政策導向的意識形態問題，也是在這一輪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出現的特有的現象。所謂的“國進民退”這個現象和民企融資難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

　　但怎么解釋這一現象？現在一些國企和央企因為產業結構布局在上游，以及周期性等因素，現在還是能盈利的狀態。但與此同時，很多民企在經濟轉型中碰到了困難，要重組合并或者破產出局。

　　既不要歧視民企，也不要專門地保護，一視同仁最好

　　新京報：最近監管出了很多支持民企的政策。在你看來，應該怎樣救民企？

　　李稻葵：按照市場的原則一視同仁最好。一視同仁就是——既不要歧視，也不要專門地保護。我想強調的是，目前在中國經濟產業調整和升級的過程中，肯定會死一批企業的。不能以保護民營經濟、發展民營經濟為借口，來扶持一些本來就該淘汰的企業，不能以保護民營為借口來保護落后產能。在上一輪去產能的過程中，國企已經調整了一輪。現在很多下游的企業產能過剩，在民企集中的下游產業調整的過程中，很多高杠桿、面臨破產的企業，該出清的企業要堅決出清。

　　此外，對于目前民企面臨的融資難問題，只要做對兩件事就行了——第一，把金融政策搞對了，不要一刀切地收那么緊，不要盲目地把去杠桿作為目標；第二，把地方政府借貸從銀行那里“割走”，讓地方政府去債券市場融資。只要把這兩件事處理好了，處在第一線的銀行自然會判斷什么樣的企業值得放貸，什么樣的企業不值得放貸。

　　新京報：很多人批評監管的手伸得太長了，微觀行政干預痕跡過強。如何能夠實現“既尊重市場，又能夠彌補市場失靈”？

　　李稻葵：從大的方面看，要調整金融結構，把加在銀行身上的地方融資的壓力拿走就行了，使得銀行真正為企業服務。在具體政策上，監管政策動不動是次要的。

　　監管只要做一件事就行了，即創造一個公平的環境——不要把企業的控股身份作為放貸的標準，作為判斷企業金融風險高低的標準。

　　新京報：現在監管出的措施，主要集中在銀行、股市、債市等金融領域。現在支持民營企業民營經濟是不是只能從融資方面入手，你是否有其他的一些建議？

　　李稻葵：其他的建議就是要尊重市場。改革開放40年的一個法寶就是，地方政府積極幫助企業家解決問題，這一條不能丟。但在過去一段時間，因為反腐等原因，政府不敢和民營企業家來往了。我們在調研中碰到很多民營企業家，他們反映現在政府不管企業了，政府把民企當成路人，甚至病人，這是不對的。

　　市場不是真空存在的，不是說企業一點都不需要政府管，還是需要政府來發揮作用、幫助企業解決問題。這一條可能比融資還重要。

　　中國經濟最困難的調整階段恐怕已經過去了

　　新京報：今年很多人為中國經濟憂慮，你如何看待當前的中國經濟？

　　李稻葵：我覺得，中國經濟最困難的調整階段恐怕已經過去了。

　　回顧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歷程有三個階段：首先是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是高通貨膨脹之后的經濟低迷；第二個階段是在90年代末，受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加上國企改革，上千萬的職工下崗，而在當時商業銀行出現了資不抵債的局面；第三個階段是2012年至2015年這段時期，嚴重的產能過剩導致很多企業利潤下滑，出現了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連續50多個月負增長。

　　回顧歷史看今天，我們今天面臨的困難相對之前的困難要小多了，容易多了。現在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基本穩定，上游企業利潤可觀。中美貿易摩擦還在持續中，現在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在GDP的占比是4%，而在金融危機時，這一占比遠比這個高。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經濟的創新能力有了大幅提高，研發在GDP的占比到了2.1%了，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了。中國的研發的總量，按照美元計算，也和美國差不多很接近了。中國在科研創新上在往上升級，換位想一下，美國人為什么著急引發貿易摩擦？因為美國有一種不安全感，認為受到了中國的威脅。

　　當然中國經濟還面臨很多問題——要調整金融結構，結構調整了，很多其他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要合理應付中美貿易摩擦。今年很多企業搶出口，所以外貿在今年不會拖經濟后腿，但明年就可能拖后腿了；要在經濟轉型期幫助能轉型的企業轉型，妥善安排要出清的企業；國企改革也要到位，現在很多國企因為占據上游的資源，所以利潤可觀，但國企的效率還要進一步提高。此外，科研的創新能力也要進一步激活，目前科研創新潛力還有很多沒有發揮出來，比如給科研人員的回報不夠。

　　但總的來講，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要比過去面臨的困難小很多。從經濟增長目標看，今年經濟增速預計在6.6%、6.7%，實現年初的目標沒有問題。我也呼吁大家不要著急，沉下心來。

　　★同題問答

　　1 新京報：2018年你印象比較深刻的一個經濟事件是什么？

　　李稻葵：中美貿易摩擦。美國今年在中美貿易方面咄咄逼人，咄咄逼人的背后實際上是“外強中干”。如果美國還像從前那樣自信的話，還用得著怕中國嗎？

　　中美貿易摩擦還會持續，中美關系也開始進入矛盾頻發的新階段。但總的來說，我覺得不會進入“冷戰”，因為中國方面有比較清醒的認識。

　　2 新京報：2018年中國經濟最大的一個亮點是什么？

　　李稻葵：2018年中國經濟最大的亮點是經濟結構有所調整，研發投入、創新能力在上升。此外，從4月的博鰲論壇到近期的進博會，中國擺出了進一步開放的姿態。

　　3 新京報：2018年的哪項改革措施是你最關注的？

　　李稻葵：我最關注中國對外開放的一系列改革。比如，汽車的關稅要逐步下降。現在中國的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等有較強的抗打擊能力，競爭力較強，不必擔心金融開放帶來的沖擊，金融業的開放還有很大的空間。我覺得，證券業應該完全開放，中國的證券公司完全扛得住外資“走進來”。但資金方面不要亂動，資本不能在境內外“亂竄”，資本項目的開放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責任編輯：李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