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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看 中國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
蘇亮瑜
在改革步入深水區和攻堅期之際,要整固改革的活水源頭,讓知識和技術成為經濟前進中的發動機,最需要也是思維體系和方式的創新發展,需要持續的開放,需要培育有深度、有溫度的經濟思想市場。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比去年來得稍早一些,10月8日諾貝爾獎委員會將經濟學獎頒發給美國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和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獲獎理由是他們在氣候變化和創新方面的研究成果。
諾德豪斯與薩繆爾森合撰的《經濟學》不斷再版,廣為人知,而其在氣候變化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早前可能只有專業人士才會了解。
相比之下,羅默獲獎可謂眾望所歸——過去就有不少人長期押注羅默,唯一覺得意外的可能是為何羅默是與諾德豪斯而非格爾斯曼、赫爾普曼等人共獲殊榮,畢竟后兩位在內生增長理論方面的貢獻堪稱經典。目前外界的看法是:諾獎委員會在借此來回應個別國家對待巴黎氣候協議的態度,并強調高質量的經濟增長不僅來自知識和技術,而且源自綠色增長。
諾獎對應現實問題
不管怎樣,這幾年諾獎的頒布與現實狀況是相對應的,過去幾年塞勒、哈特等人的研究紛紛獲得承認,諾獎都給人以應景現實之感。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相當部分國家的經濟如同在政府襁褓中的嬰兒,無法修復,更不用說根治體制機制中存在的脆弱性,長期需要浸泡在寬松的財金政策中休養生息,有的國家甚至在社會思潮轉向傳統保守主義的背景下,為經濟增長而淡化氣候環境保護方面承擔的責任。值此之際,諾貝爾獎委員會將經濟學獎頒給研究經濟增長源泉以及支持可持續增長、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學者,既是對現實狀況的鞭撻,也是對前沿學者的鼓勵,更是基于當前錯綜復雜的全球經濟環境,在理論研究方面給人們樹立審視過往、照亮前方的燈塔。
知識和技術進入主流經濟學框架
國人對知識就是生產力這句話并不陌生。然而,主流經濟學將這個觀點納入其框架體系卻經歷了無數坎坷,走了不少彎路,至今依然只是邁出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不論是索洛提出的全要素生產率,還是阿羅提出的干中學,抑或包括盧卡斯、羅默等人發展的內生增長理論框架,對于不斷發展中的經濟增長理論最大的成就就是把知識和技術寫入主流經濟學模型,賦予其與資本和勞動力同等重要的獨立地位。
盡管如此,仍有觀點認為羅默等人將知識和技術模型化,展現更多的是數學在經濟學科中取得的進展,而非經濟學思想的躍進。因為經濟如何增長、利息是如何產生、經濟是如何運作以及知識和技術為何具有邊際遞增等特征,主流經濟學的答案是有爭議的。包括盧卡斯、羅默、索洛等在內的主流經濟學家,雖然在經濟增長理論研究方面,有意識地摒棄靜態觀,引入動態均衡方法,但主流經濟學研究范式所謂的動態均衡,仍然是基于統計學建構意義上的幻燈片式動態,現實情況下的具體擾動因素顯然復雜得多。
事實上,主流經濟學強調的“均衡”,主要是出于模型算法上的便利。正如柯茲納等人所言,現實中均衡是不存在的,抑或可望而不可即,人們可以無限接近但永遠不會達到并停留于此處,市場經濟的本質和基本邏輯就是對分散知識處理所激發的企業家警覺性,知識是非排他的,但知識和技術呈現邊際遞增特征并非緣于這種非排他性,而是基于企業家對分散知識處理的自發性反應。人們對知識和技術的認知和信息處理不會趨于一般均衡,企業家利用知識和技術追求利潤,而消費者使用商品則不需要掌握這些知識和技術,如同智能手機制造商把知識和技術打扮得便于消費者接受,而知識和技術只有通過企業家的警覺性轉換成便于消費者接受的商品,才能孕育出內生的增長動力。
這也意味著企業家警覺性和精神是無法一般均衡化的,也是不可度量的,沒有人能通過數學模型刻畫出什么樣的人才具有企業家的警覺性,就如用模型度量人心總不免刻舟求劍。
其實,知識和技術能夠進入主流經濟學研究范疇,本身就是對奧地利學派理念的融匯。早年曾繼承門格爾思想的龐巴威克的弟子熊彼特,在上個世紀初提出經濟發展理論和具有創造性破壞的企業家精神,可以說是奧地利學派觀點在古典和新古典學派的交集,只是后來擁抱新古典的熊彼特未能深入解釋創造性破壞這個過程,未能把真正的動態引入主流經濟學。哈耶克將經濟增長比作是人們利用分散的知識將經濟社會帶入自發擴展秩序的過程,柯茲納深入分析企業家的警覺性,借助哈耶克自發的知識管理梳理出市場過程理論等等,很形象地把人們帶入了利息產生、知識和技術在經濟社會的運行場景中。
主流經濟學家不斷借助模型來揭示經濟社會的運行規律,是人們發自內心的消除經濟社會不確定性的強烈訴求。經濟社會是只可以感知還是完全可預測,其實時至今日并無定論。但無論持何種觀點,推動知識和技術的積累和創新,培育活躍和多樣化的經濟思想源泉,是經濟社會和國家基業長青的必要條件,唯有鼓勵和支持在思維體系和方式上的創新突破,知識和技術的產生才能坐擁永不枯竭的動力源泉,才能如市場擁有琳瑯滿目的商品以供人們選擇。
供給側改革是國內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
當前正值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再出發在意念上已形成全社會共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終內涵也是將國內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安放在知識和技術的創造上。因此在改革步入深水區和攻堅期之際,要整固改革的活水源頭,讓知識和技術成為經濟前進中的發動機,最需要也是思維體系和方式的創新發展,需要持續的開放,需要培育有深度、有溫度的經濟思想市場。已故經濟學家科斯甚至認為,缺乏思想市場已成為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因此,改革開放的重要目的就是豐富國內的經濟思想市場。
當前商品市場領域的改革已經取得輝煌成就,并創造了長達數十年的經濟繁榮,如今正在積極推進的要素資源市場改革,必然會進一步理順市場機制,為經濟增長注入新活力。當然不論是商品市場改革,還是要素市場改革,改革動力源泉最終來自活躍的經濟思想。為此,有理由期待站在改革開放40周年門檻的中國,更能有效地協調好商品市場、要素市場和經濟思想市場的關系,真正讓知識改變普羅大眾的命運,深刻挖掘中國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
(作者系越秀金控副總經理、金融研究所所長)
責任編輯:李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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