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連平　

　　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波動明顯增強，市場對人民幣匯率貶值的悲觀情緒復蘇，“破7”論再起。那么近期內人民幣有可能破“七”嗎？在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看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良好，宏觀管理審慎、政策工具豐富、外匯儲備充足，人民幣持續大幅貶值的可能性很小，而在合理均衡水平區間雙向波動的可能性則較大。而人民幣合理均衡水平是動態變化的，強調某個數值關口其實沒有實際意義。

連平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告別單邊走勢，對美元匯率彈性逐步增強，雙向浮動的特征明顯。2018年4月以來，受美元指數反彈等影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較快貶值。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由4月2日的6.27貶值至10月18日的6.93，貶值幅度達10.4%。

　　盡管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階段性地在較大區間內雙向波動，但中間價整體維持在6.0~7.0的區間內運行，那么近期內人民幣有可能破“七”嗎？

　　一、人民幣匯率總體上運行在合理均衡水平區間

　　201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評估報告認為“人民幣匯率與中國經濟基本面大體相符”。與此同時，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2017年末，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發布的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CFETS）指數為94.85，全年上漲0.02%。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階段性雙向浮動和彈性明顯增強，有助于分化市場預期，發揮彈性匯率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目前，外匯市場基本實現了供求均衡。在人民幣匯率階段性雙向波動和預期分化的環境下，企業、個人的涉外交易行為逐漸由單邊轉向多元，更多根據實際需求安排跨境收支和結售匯，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形勢明顯好轉，外匯市場供求趨向基本平衡。2017年，銀行結售匯逆差1116億美元，同比下降67%；涉外收付款逆差1245億美元，同比下降59%。國際收支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由2016年的逆差4161億美元，轉為2017年順差1486億美元。2017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基本維持在3.1萬億美元左右。2018年以來，我國外匯市場供求繼續呈現自主平衡格局。2018年1-8月，銀行累計結售匯逆差105億美元。綜合考慮即期、遠期結售匯以及期權等影響因素，我國外匯供求向均衡狀態收斂，處于基本平衡狀態。

　　當前人民幣匯率運行在6~7的區間，具有基本面因素的支撐。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總體上較為平穩，季度波動通常不超過0.1%，年度增速運行在6.7%~6.9%區間。就業狀況良好。2018年8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2017年后，國際收支呈現雙順差態勢。2018年以來經常項下順差明顯減少，但資本項下的狀況總體上較為平穩，國際收支依然呈現順差格局。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中長期資本流動呈現凈流入的態勢。民間對境外直接投資增速大幅放緩，2017年較2016年下降超過三分之一。外商直接投資在進一步開放政策的推動下，保持了較快增長，2018年1~8月累計同比增長6.1%。可見，自2015年以來，人民幣匯率繼續運行在合理均衡水平區間。美元兌1：6-7區間波動是有一系列基本面因素支撐的。

　　鑒于人民幣匯率獲得了基本面的支撐，加上當局采取了審慎的管理，2018年以來人民幣的貶值程度仍處在可控范圍，對美元貶值的幅度明顯小于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在新興市場國家中，阿根廷比索、土耳其里拉、巴西雷亞爾、俄羅斯盧布和南非蘭特均貶值了20%以上。

　　二、美元指數上行周期尚未結束

　　如果說近年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區間在很大程度上受合理均衡匯率水平區間的制約，那么美元匯率的變動則是人民幣匯率在區間內波動方向和幅度的決定因素。

　　2015年四季度后，美聯儲啟動加息，逐步收縮量化寬松規模；而美元在預期因素影響下，先于加息走強；歐元、日元和人民幣等發展中國家貨幣承受了較大的貶值壓力。2017年特朗普上臺后，對美元走強表達了不滿，加上2017年歐盟經濟表現好于美國，美元遂走弱。然而特朗普的減稅和基建等新經濟政策，促進美國經濟2018年回升力度加大，而歐日經濟增速較慢，美元又獲得進一步走強的動力。

　　美國名義GDP在世界名義GDP的比例變化是決定美元指數走勢的最關鍵因素。歐元是美元指數中的第一大貨幣，占比57.6%，日元和英鎊占比分別為13.6%和11.9%。因此，美元與這些貨幣之間的匯率主導了美元指數的走勢。

　　歷史經驗表明，美國名義GDP占世界名義GDP的比例變化與美元指數走勢高度相關。這是因為當美國經濟增速較快時，美國的投資回報率就提高、利率水平則上升，這會導致全世界資本流向美國以尋求更高的收益，美元指數遂上行；反之則美元指數下行。國際收支變化、短期利率波動、市場避險情緒變化等可能導致美元匯率發生短期波動，甚至階段性地偏離上述基本面的影響，但長期看美元指數還是會回歸到這一基本面上來。

　　伴隨美國經濟強勁復蘇，歐日經濟相對偏弱，年內美元指數有可能會保持相對強勁。今年以來，美國經濟持續穩步復蘇，一季度美國GDP環比初值按年率增長2.3%，二季度進一步提高到4.1%，為2014年三季度以來最好水平，也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第三高；同時通脹水平不斷攀升，6月CPI同比增長2.9%，創2012年2月來最大增幅；5、6月失業率分別為3.8%、4%，接近歷史最低。

　　相比之下，歐元區和日本經濟則相對偏弱，一季度歐元區實際GDP環比增長0.4%，較上一季度下降0.3個百分點，日本一季度GDP環比折年率減少0.6%。美國經濟向好態勢可能在中短期內難以改變。歐元區經濟基本面雖然穩定，但英國脫歐、意大利等國放松財政等有不利影響。受困于結構性改革難以迅速奏效和內需不足，日本經濟在短期內難有起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發布的7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美國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長率分別為2.9%和2.7%；而歐元區經濟的增長率預計從2017年的2.4%下降到2018年的2.2%，2019年將進一步下降到1.9%；預計日本經濟增長在2018年、2019年分別為1%和0.9%。美國經濟相對其他經濟體的較快增長將導致美國名義GDP在全球名義GDP中的比例上升，進而推高美元指數。

　　美聯儲加息保持現有節奏，而歐元區和日本則保持相對寬松貨幣政策，也將會給美元指數帶來上行動力。盡管特朗普表達了對進一步加息的不滿，但在經濟增長強勁、失業率下降、通脹攀升的情況下，美聯儲仍會保持現有節奏落實加息。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近日表示，盡管近期美國通脹率已接近2%的目標，但目前沒有確切跡象顯示通脹率將加速上升，超過2%或引發經濟過熱。這說明美聯儲采取的漸進加息取得了成效。如果美國家庭收入和就業繼續強勁增長，美聯儲進一步漸進加息可能是合適的。

　　與之相反，歐洲央行維持主要再融資利率在0%不變，維持隔夜貸款利率在0.25%不變，維持隔夜存款利率在-0.40%不變，且將保持利率不變至少至2019年夏天。由于日本通貨膨脹仍然遠低于2%的目標，日本央行在短期內實質性的收緊貨幣政策的可能性很小。美國與歐元區、日本貨幣政策的分化為美元指數上行提供支撐。

　　由美國挑起的國際貿易摩擦導致全球市場恐慌情緒上升，美元依然可能成為避險貨幣的首選。當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之間爆發大規模貿易摩擦，世界其他國家都會不同程度受到沖擊。有分析認為，資金可能會涌向美元、日元、瑞士法郎等避險貨幣。盡管貿易摩擦也會使美國經濟遭遇沖擊，但避險情緒上升卻會推高美元指數。

　　今年以來，隨著融資增速大幅放緩、經濟下行壓力顯現、信用違約事件增加，尤其是中美貿易摩擦有進一步升級的可能，國內貨幣政策逐步調整，定向降準、加大公開市場投放力度、用MLF資金定向擴大信貸投放等舉措相繼出臺。近日當局就如何更好地發揮財政金融政策作用、支持擴大內需和促進實體經濟發展進行部署，這標志著宏觀政策重心從去年以來的偏緊調節轉向偏松調節，貨幣政策穩健偏松格局確立，流動性水平合理充裕，市場利率水平趨于下行。

　　目前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3.6%左右，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達約3.2%，二者之差已經從年初的約1.4個百分點收窄到約0.4個百分點，中美利差收窄可能使人民幣匯率進一步承壓。

　　但從總體上看，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良好，宏觀管理審慎、政策工具豐富、外匯儲備充足，人民幣持續大幅貶值的可能性很小，而在合理均衡水平區間雙向波動的可能性則較大。

　　三、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有助于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

　　目前，匯率市場化程度已得到大幅提升。考慮到外部不確定性大幅上升，外匯市場影響因素錯綜復雜和變幻莫測，未來不應排斥所有形式的政策調節和干預。政策干預應努力駕馭市場力量，有機結合市場的基本因素，促進人民幣匯率在雙向波動、彈性增加中保持基本穩定。尤其是運用結構型和較為間接的工具，通過調節供求、成本和預期來有效影響匯率變動。

　　廣義地看，貨幣當局和外匯管理部門調節匯率的方式涉及多個維度，包括調節供求關系（包括離在岸市場）、調整匯率機制、增減交易成本、直接參與交易、影響引導預期等。狹義上所謂的干預主要是指直接參與外匯市場交易。目前來看，當局運用的方式主要是平衡包括離在岸市場上的外匯需求、增加交易成本、調整匯率形成機制和引導市場預期。在外匯形成機制方面，逆周期因子參數調整、收盤價和貨幣籃子的構成、匯率波動幅度等，都存在調整空間。

　　一個時期以來，當局已經退出了常態化的市場干預，未來不會輕易直接參與外匯交易。當然到了必要的時候，如匯率過度超調引發市場恐慌時，運用外匯儲備進行適當干預也是合理的。當然，動用外匯儲備對市場進行干預，必然會導致外匯儲備的相應減少。這又會給市場帶來當局干預能力削弱的印象，從而對匯率的進一步貶值帶來擔憂。因此，通常情況下不宜輕易動用外匯儲備干預市場交易。一定規模且又穩定的外匯儲備是匯率穩定的“壓艙石”。

　　應該理性看待當局的調節和干預行為，關鍵要看調節和干預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調節和干預是為了在逆向而動中獲得某種競爭優勢，比如，主動促進本國貨幣貶值，以擴大本國出口，那這種干預往往是國際社會所不能接受的，甚至會引起有關國家的反彈。但如果進行調節和干預是為了平穩市場，使得國際經濟能在一個較好的市場環境中運行，這種調節和干預則無可非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匯率出現持續大幅度的波動并帶來強烈的負面效應時，當局不僅可以而且應該對它進行干預。因為一國貨幣匯率波動幅度過大，尤其是重要國家的貨幣匯率，不僅影響本國經濟，對國際經濟也是一種擾動，作為貨幣當局有責任保持市場平穩運行。

　　基本面對匯率的影響往往是從中長期角度著眼的。雖然在一定時期基本面因素并不支持一國貨幣貶值，但市場存在一系列組合性不利因素依然可能導致該國貨幣匯率短期內大幅下挫，甚至嚴重超調，從而對該國經濟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此時當局調節和干預匯率就有必要。當前，外部不確定性顯著上升，中美之間貿易摩擦加劇，發達國家貨幣政策持續分化，外匯市場上順周期行為和“羊群效應”明顯，人民幣匯率短期內波動幅度偏大，非理性市場預期抬頭，當局采取措施調節匯率機制和市場供求關系，增加投機性交易成本是十分有必要的。這些舉措表明當局對于外匯市場波動的容忍是有底線的，向市場明確表達了政策導向。

　　在觀察人民幣貶值問題時，可能更需要關注的是其聯動效應和不利影響。如果匯率大幅貶值與資本外流互相促進和互相加強，并帶動國內資產價格出現大幅下降，則會對經濟產生較大負面影響。我國2015~2016年曾出現過有些類似的過程，此時宏觀管理上必須采取強有力的舉措加以調節和干預。目前，匯率出現較大波動時跨境資本流動基本穩定，沒有太大變化；資本市場有些波動但波幅小于2015~2016年時期。這種狀態下貨幣貶值對國際收支的負面效應和經濟運行的壓力就相對有限；而經常項下的積極作用則會逐步顯現。

　　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我國仍會應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逐步擴大匯率彈性。目前美國財政部發出報告，并不認為中國是匯率操縱國。而事實上相關數據都不支持中國是匯率操縱國的指控。2018年以來，人民幣貶值10%左右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經濟基本面變化、美聯儲加息壓力和中美貿易摩擦等方面變化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因此，近期人民幣已無大幅貶值的空間。人民幣合理均衡水平是動態變化的，強調某個數值關口其實沒有實際意義。

　　(本文作者介紹：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金融40人論壇成員和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