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挺（1899-1981）是著名的明清史學者，建樹頗多。他早年在廈門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任教，“七七事變”后一度留守北平，主持北大校務，后護持學生南下，成為西南聯大的史學系教授。1940年，鄭天挺受邀出任聯大總務長，參與學校管理。

　　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即詳細記錄了他在此期間生活、工作狀況。鄭天挺在日記中，曾懷疑自己日記的價值，“時事不書，個人之胸臆感想不盡書，讀書所得又別書，每日徒記起居行止，大無味也”，只希望能在“起居外略有論述，以矯己弊”。

　　但在今人看來，作為學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鄭天挺現存日記中留下了太多有關西南聯大細節，其中既有相關回憶中常見的戰時跑警報、高物價，也有大量少為人知的“秘聞”，涉及校際矛盾、學校管理，乃至教授丑聞，有助于我們全面了解西南聯大。

　　鄭天挺

　　（1899-1981）又名鄭慶甡，字毅生，福建長樂首占鄉人，生于北京。1924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學。抗日戰爭爆發，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總務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南開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副校長。鄭天挺在中國古代史，特別是明清史領域卓有建樹，主持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南開大學等校工作數十年，培養了大批文史人才，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

　　著有《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志要》《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簡述》《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與翦伯贊合編）《史學名著選讀》（主編）等；主要論文有《杭世駿“三國志補注”與趙一清“三國志注補”》《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清世祖入關前章奏程式》《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發羌之地望與對音》《清代的幕府》《清代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等。

　　1?出掌總務，純屬無奈

　　西南聯大建立后，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依舊保留有相當大的獨立性，分別在昆明設有辦事處，處理本校事務。至于聯大整體校務，則由常務委員會（一直由梅貽琦任主席）及其下設的總務處、教務處、訓導處負責。1939年末，心理系教授沈履辭去總務長職務，并推薦鄭天挺繼任。次年初，聯大常務委員會決議：“聘請鄭天挺先生為本大學總務長”。

　　鄭天挺長期任北大秘書長，具有相當豐富的行政經驗，但他在日記中早有“此次南來，決意讀書”的話，不想再在事務性工作上分心。于是鄭天挺多次向梅貽琦請辭，但常委會成員楊振聲、馮友蘭等上門敦請，并留下“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的字條。

　　僵持至1940年1月下旬，周炳琳、查良釗等同仁開始以“為免引起校際間之摩擦，影響合作局面”的理由，勸鄭天挺暫時“犧牲個人”，意即身為北大教授的鄭天挺不能太拂清華校長梅貽琦的面子。同時，北大校長蔣夢麟親自承諾，總務長一職只讓鄭天挺當到暑假，然后就另聘他人。鄭天挺在日記中無奈地寫道，“當時心雖不愿，但師命又不便違”，更要“免除校中糾紛、兩校誤會”，不得不勉強受命，出任西南聯大的總務長。

　　從此，鄭天挺過起“八時起”、“九時入校治事”、“十二時歸”、“三時再入校”，直至“十二時就寢”的規律生活。總務長的日常工作，如其某天日記所道，“勉仲來談購公米事，與月涵商調整薪俸事、職員懲戒事”——勉仲是查良釗、月涵是梅貽琦。

　　鄭天挺被迫任職，從來沒放下辭職的念頭。1940年8月，早先約定的暑假已過，但因聯大舊校舍租期將到，遲遲沒能找著可搬的新地方，鄭天挺不得不硬著頭皮繼續做，預計“學校校舍問題解決后”，再辭總務長。同年9月，一聽說沈履有意回聯大，鄭天挺就在日記中樂觀表示“余之脫離苦海或有期矣”。然而，聯大校舍問題遲遲沒能解決，沈履也沒有再回聯大，鄭天挺期望中的辭職機會，一直也沒能出現。

　　對于鄭天挺的工作，任繼愈曾有回憶，“他處理那些極瑣碎、極不起眼的總務工作，從容不迫，辦事公道”，尤其“善于處理糾紛，協調同事之間的關系，對不利于三校團結的言行不支持、不擴散，使它消弭于無形”，而“這些功勞，鄭先生生前從來不曾對人表白過”。《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恰為任繼愈以上回憶提供了豐富的佐證。

　　2?協調三校，力避矛盾

　　鄭天挺為了不傷害北大、清華關系，才同意總務長的任命，他就職后，一大任務也是處理校際矛盾問題。1940年9月，梅貽琦被一些教授指摘，一度欲辭去聯大常委會主席職務。鄭天挺日記中推測，如果梅貽琦辭職，繼任者必是蔣夢麟，同時自己任總務長、樊際昌任教務長、楊振聲任秘書主任，那么“等于以北大治三校，此事之萬萬不可者”。

　　為照顧三校權力平衡，鄭天挺一面向老師蔣夢麟建議，必須讓“清華、南開各任一長”；一面給梅貽琦去信，稱“先生若去，則天挺當立即離去也”。鄭天挺還代表蔣夢麟，前去挽留梅貽琦：“在三校合作局面下，一人去留，關系甚大”，才打消了他的去意。

　　聯大八年，之所以一直由梅貽琦主持，除了蔣夢麟、張伯苓長期在重慶，無法再照顧昆明校務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梅校長能動用清華的中美庚款基金，補助西南聯大的經費開支。但清華人對基金的使用十分敏感，鄭天挺1941年4月的日記提及一件事，“枚蓀（周炳琳）來，晤于辦公室，謂清華大學因北大向教育部請款，部擬自從清華基金撥五十萬，甚感不平，以為北大用政治力量壓迫清華。”指責北大占用清華的庚款基金。事實上，如鄭天挺所記，北大“決無分潤或剝奪清華基金之意”，蔣夢麟也及時向梅貽琦說明了情況。

　　校際爭端還從國內延伸至海外，出身清華的陳福田告訴鄭天挺，“美國北大學生甚少，清華最多，南開次之，聯大學生均參加清華同學會”，鄭天挺認為“此可注意者也”。

　　1944年7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問西南聯大同時，贈送了一批物品，也是鄭天挺組織北大、清華、南開和云大四校均分，北大分得“顯微鏡二架、筆二套、刀二把、剃刀二把、刀片二盒、縫具三套、鋁條二盒、胰子一塊”，只有一些藥品統一存放在聯大。

　　至1945年，戰事行將結束時，鄭天挺開始考慮善后事宜，其中有一條就是“請教育部承認北大、清華、南開之存在，一切權益與他校等”。由此可見，三校從來都是各自獨立的，聯大僅僅是如梅貽琦所言，融合了三校的原有精神。

　　3?人事糾紛，耐心處理

　　總務長需要處理的日常事務還有很多，比如復雜的人際關系。1940年7月，聯大會計主任和事務主任交惡，鄭天挺勉勵他們“勿因私忿誤公務”；到了8月，聯大事務組和會計師又發生摩擦，鄭天挺只好“約事務、出納、會計各主任談話，并為諸人調停。”同月，傅斯年和姚從吾發生糾紛，堅決要辭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職務。鄭天挺想當面調解，就派車到鄉下，接傅入城。誰知傅斯年來了后，又大發雷霆。鄭天挺在日記里無奈地寫下原因，“以余之接其來而無重大之事也，以為騙之”。好在最后說服傅斯年沒有辭職。

　　涉及薪資的問題更難處理。有幾個聯大職員看到文書組（總務處下屬部門）主任朱匯臣拿到教授獎助金，就給學校寫信，要求同等待遇。朱匯臣認為這些人有意針對他，憤而辭職。鄭天挺出面無效，在日記中慨嘆，“獎助金之發系由部自定，而非由本人所請。則匯臣自不負責，其欠缺處，在請審議資格時，與現任教授同呈并列耳。”

　　朱匯臣走后，梅貽琦、鄭天挺幾次請聯大秘書章廷謙繼任，都被回絕。章廷謙向陳雪屏抱怨時道出原因：“學校不知其地位，此事有類侮辱”，“從前今甫（楊振聲）為秘書主任尚不能以屬下示我，現在何能聽命于總務處。”章廷謙戰前曾在北大任教，自然不愿被人看作職員。鄭天挺急忙向章廷謙申明：“個人已代為盡最大之努力”，“絕無視之為屬下之意”。

　　中文系教授羅常培是鄭天挺最好的朋友，他1944年夏提出，想在新學年的上學期開四小時課，下學期不開課，僅指導研究論文。聞一多聽說后，表示：“我亦效法。”朱自清也不甘落后：“我亦不開課，或僅教大一。”鄭天挺日記中說，“國文系中，老教授惟四人，而今甫休假，此事傳于外，亦將貽人口實。”老教授們個個“偷懶”，真讓鄭天挺為難了。

　　1945年2月，聯大更發生了一個有意思的事：物理系將所存的一個電表，以15萬元賣給南院宿舍。鄭天挺得知后，認為系里直接將東西賣給學校不妥，于是變通一下，在給物理系的常規經費外，多撥給15萬，給他們購買儀器。有人就此散布謠言，說庶務趙世昌勾結物理系，把電表私賣給外人，原價100萬，只收了15萬。鄭天挺當即找來造謠的兩個人，告訴他們：“凡事有不明白者，可隨時來問，不應無中生有，造作謠言。”事后，鄭天挺在日記中分析，“此事不過因不滿趙世昌之管理建筑，故為此不負責之批評，而不知其牽涉之大，影響之大，故不能不嚴格處之也。”

　　4?繁忙操勞，不忘治學

　　鄭天挺當初不肯當總務長，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不想為這些雜事分心，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學術上。當無可奈何地被諸種雜事纏身后，鄭天挺依舊努力堅持本職工作，在教學方面，按時授課、命題、判卷；在學術方面，則利用晚間空閑讀書和研究。

　　對聯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鄭天挺也極為關心。1940年10月，聯大校區被炸，鄭天挺“遂不待商之常委，立時宣布下午發貸金一月，并設法救濟被難學生”。1943年6月，鄭天挺從蔣夢麟的女兒蔣燕華（聯大外文系學生）那里得知，“一年級考試作弊者甚多，尤以大班人多者為甚”，認為“此非深究嚴懲不可也”。對于自己所授的明清史課程，即是嚴格要求。

　　在鄭天挺日記中，幾乎每天都有關于閱讀的內容，如“讀明人筆記”“檢《東華錄》”“讀《吳梅村集》”“檢校《熙朝新語》”等，即使是跑警報，在防空洞也要“攜《云南通知·俗祀》一冊讀之”。昆明戰時經常停電，鄭天挺認為，“今謂無電燈不能讀書，蓋自棄之遁詞耳”，他身體力行，點油燈也一樣讀書、撰文至深夜。

　　1943年6月，鄭天挺完成《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初稿，他日記中感嘆，“此文隨輟且兩月，此可見余之棲棲終日不遑筆墨。然百忙中有此一二小文，亦差可對抗戰之大時代及國家民族也。”鄭天挺戰時所撰《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等，都是清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同時，鄭天挺對學術虛名看得很淡。1944年5月，鄭天挺收到蔣夢麟的信，“謂學術審議會定余論文為三等獎，并云‘大著之價值，僉認為應得二等，因分量太少，故與他相較只能給三等’云。”在鄭天挺看來，“余能得三等已覺過分，絕無所怨”，但“學術論文而以分量衡量，斯所未喻，決意辭不接受。”過了幾天，有人告訴他：“教育部新定章程，送審議者論文必在五萬字以上”，鄭的文章“不及其數，故列三等”。鄭天挺頗為不解，“余文果與新規定不合，應不予獎或退還，今由二等改三等，何也？”于是拒絕受獎。

　　應該說，鄭天挺是聯大學者致力學術的一個典型。為鼓勵學者開展學術研究，教育部從1941年-1946年，舉辦了六屆學術評獎活動，分別給予一、二、三等獎獲得者2000-10000元獎勵。聯大教師先后獲獎30余次，包括一等獎的周培源《激流論》、吳大猷《多元分子振動與結構》，以及馮友蘭《新理學》、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等。

　　當然，鄭天挺也有懈怠的方面，如1940年6月，他“與介泉（潘家洵）談補習英文，余頗欲乘此暑假用功英文，余于此太差，不得不努力也”，但是后來幾年的日記中，極少看見鄭天挺學英文的記錄。相反，練拳健身和擲“升官圖”游戲的時間很是不少。

　　5?身在書齋，關心國事

　　在《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還能看到學者們對時局的廣泛關注。如對戰爭走向，1940年5月，鄭天挺“與公超同往才盛巷，知歐戰甚激，荷蘭已降，比軍亦敗，于是知我國抗戰三年真不易也，只此已足睥睨當世”。1941年2月，鄭天挺“以日人不南進為憂。蓋深恐日不南進，不與英、美沖突，一旦德、義失敗，單獨議和，將置我國不顧也”，害怕歐洲戰事一旦結束，英、美會放任日本侵華。幸運的是，日本空襲珍珠港，將美國拉入了戰爭。

　　1942年4月，鄭天挺還和文學院院長潘家洵打賭，很樂觀地預測，戰爭至第二年夏天就能勝利。鄭天挺寫下一個字據：“鄭天挺曰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夏同盟國必勝，中國必勝。證明人：潘介泉。”鄭天挺當時還說：“此條可懸之國門，愿千金易一字”。過了兩天，美軍轟炸東京等地的新聞傳來，同在歷史系任教的邵循正對鄭天挺說：“如此則君昨日之預言或可驗矣。”出乎鄭天挺的預料，后來戰爭又持續了三年多才結束。

　　在1944年6月左右，戰事發展真正趨于明朗。鄭天挺“見壁報知盟軍在歐洲登陸，地址在法、比交界處。歐戰結束，其真在今年乎？”在當年組織聯大學生參加青年軍時，鄭天挺在日記中很少見地表現出激昂情緒，“余實有投筆之意，但不愿借此招搖，更不愿做官。如身體及格，余愿為一名小兵……不于此時報國，更何所待？”

　　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1945年8月，鄭天挺在當月6日的日記里預計，“大約十月間粵漢線可恢復，其投降最遲不逾明年”，結果僅僅過了幾天，即傳來日本投降的消息。此后，鄭天挺的主要身份將從聯大總務長回歸為北大秘書長，和梅貽琦等商議如何“分家”了。

　　總之，從鄭天挺所留日記，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微觀中的西南聯大，它和現在的學校一樣，不只有理想和榮耀，也有內部矛盾、人事糾紛。細節中的聯大，顯得更加真實。

　　□楊津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