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問題少年”文在寅
文在寅、王萌
上小學時,我并不顯眼,個子不高,身體瘦弱,性格內向,從來沒引起過老師們的注意,也不記得課下與老師單獨見過面。我們那地方窮(編按:文在寅1953年出生于韓國東南部慶尚南道巨濟郡的貧寒家庭),一個班有80多人,老師不可能一一給予特別的關注。
每到學期末或者學年末,老師就會發放成績單,一直到五年級。老師用“秀、優、美、良、可”來打分,我的成績單上“秀”很少,大部分是“優”或“美”,有時候還有“良”。用“甲、乙、丙”標注的行為發展能力測評也大抵如此。我對成績不怎么上心,父母看了成績單也沒批評過我。
“旁門左道”是讀書
那時上初中還是要考試的,所以上了六年級學校就放學很晚,幾乎天天都有測驗,還經常有模擬考試。就這樣到了4月份的時候,我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算是學習好的。
有一天,班主任找我談話,夸我成績非常好,告訴我如果去他家上課外輔導肯定能考上一流學校,讓我回家把這話轉達給大人。我才知道,班里學習好的同學從五年級下學期就開始上班主任老師的課外輔導了,學習到很晚才回家。課外輔導的學費對我家來說根本就是不可能負擔的,我直接跟老師說家里沒錢,我回去也根本沒提這件事。
那時的我很單純,什么也沒想,就一門心思努力學習了。升學考試是全科目考試,也包括音樂、美術、體育。萬幸的是,我最終考上了當時釜山地區最好的學校——慶南中學。我所在的小學能考上這個中學的學生沒幾個,父母也是打心眼里高興。這可能是我出生后最讓他們高興的事了。父親特意帶我去國際市場的校服店,為我量身定做了一套校服,他總是喜歡找咸鏡道(編按:位于朝鮮半島東北部)的人開的店鋪。老板知道我考上哪里之后,對我們表示了祝賀。父親無比自豪的樣子,現在我都記憶猶新。
考初中這道坎兒過了,考高中就輕松多了。
慶南中學位于市內的富人區,學生也大多來自富裕的家庭。第一天開學我就發現,很多人入學前便在校外輔導班學過英語了,不少已經能夠流利地讀英文書。學校走廊里貼著“Boys,be ambitious!”(大意為:小伙子們,要有雄心壯志!)之類的標語,我們窮人家的孩子得花大力氣才能讀出來,弄明白意思。所以,我從一開始就心里比別人矮了一截,過去的小學里窮人家的孩子很多,而這里氣氛完全不同。
玩的文化也完全不同,我的零花錢跟別的孩子比,是天壤之別,很難玩到一起去。第一次去同學家,看見人家的房子、院子,還有家具,驚得我目瞪口呆,對我來說簡直太豪華、太奢侈了。更要命的是,同學家里干活的人管他一口一個“少爺”地叫著,我就感覺沒了底氣,變得畏手畏腳。那時候很多有錢人家里有被稱為“食母”的家政服務人員,這讓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的不公平。
我在學校圖書館度過的時間越來越長,讀書是我最幸福的時光。喜歡讀書的習慣是受父親熏陶,父親出門做生意一走就是一個月,每次回來都一定會給我買小孩子讀的圖畫書和兒童文學、偉人傳記之類的書。這些教科書以外的書,讀起來太有趣了!每一本我都要反復讀上兩三遍。體會到讀書的樂趣后,我變得如饑似渴了。進了初中,才知道世界上居然有圖書館這樣的地方!那里的書可真叫無窮無盡,碰到什么我就讀什么,完全沉醉在書的海洋中。記得初二時有三個月左右,我每天都在圖書館待到閉館,幫管理員整理好椅子才回家。
我讀書的領域也越來越廣,像《思想界》(譯者注:20世紀50年代韓國在野人士出資創辦的獨立雜志,后來成為與李承晚、樸正熙政權對抗的政治勢力的宣傳陣地,在知識分子與學生中具有超高人氣)這類具有啟發意識的雜志,很早就接觸到了,而情色小說也讀得比較早。上初、高中時讀書沒什么系統的計劃或者目標,就是胡亂讀,讀書讓我了解了世界,體察了人生,培養了社會意識。
現在我還喜歡讀書,或者說已不再是簡單的喜歡了,簡直是中了活字印刷物的毒。無論去哪里旅行都要隨身攜帶書籍,每次行李都很沉重,休息的時候,手邊沒有書也會覺得心里空空的。
課外書看得太多,學習成績自然就落下了。父母從來不曾嘮叨過我的學習,也沒干涉過我。這份自由沒有被我用到功課上,而是用在了“旁門左道”。最后考大學時,我為自己的“不務正業”付出了代價。但是通過讀書,我的內心世界得以成長,社會意識得以產生,我認為用這來補償那些代價,足矣。
不羈之才終成器
我的社會意識的較早覺醒,得益于早期大量閱讀的報紙,跟我饑渴讀書的理由一樣,我從很小就開始看父親訂閱或帶回家的報紙。
我很好奇報紙上的內容,當時的報紙上還摻雜著許多漢字,最開始我只是挑沒有漢字的連載小說之類看,后來就逐漸看摻有漢字的報道。讀來讀去,通過上下文就能猜出漢字的意思,學會了常用漢字。父親當年是《東亞日報》(編按:創刊于1920年,與《朝鮮日報》《中央日報》并稱“韓國三大報紙”)的固定讀者,這份報紙作為在野黨代表性刊物名氣很大。通過長期看這份報紙,我培養了對社會的批判意識。現在它發生了太大的變化,我為此感到惋惜。作為一名多年前的老讀者,我真心希望它能夠找回當年的風范。
進入高中后,腦子里想的事多了,對社會的反抗心理也產生了。我所在的慶南高中動輒就說自己是“漢江以南的第一高中”,有很強的自豪感。當年雖然也很重視高考,但跟今天不一樣,基本是靠學生自覺學習,學生也不像現在這樣,整天只有學習一件事。我們搞社團活動,放假時就搞“出門不帶錢”的旅行,有時候還去野營。高三時,很多學生都抽煙、喝酒,一般情況下學校就裝不知道,我就是那會開始抽煙、喝酒的,又愛上了踢足球。學習是一天不如一天,朋友倒是交了不少。
高三暑假快結束的某一天,我跟同學們一起踢足球,比賽結束后,我們在學校后山抽煙喝酒、放聲高歌,被值班的教導主任給抓住了,結果學校給了我們所有人停學處分。初、高中時我的外號是問題少年,一開始是由于我名字(譯者注:“文在寅”三個字的發音在韓語里跟“問題人”相似),發生這些事后,我的真的成了“問題少年”。
那時候大學生不像今天這么多,上了高中就算很有知識的人了。今天,高中生在人們眼里還是個小孩,而當年社會上已經把我們當成年人看待了。
“四一九事件”(編按:又稱“四一九革命”,指1960年三四月間由一場抗議總統選舉舞弊的學運,演變成反對獨裁統治的勞工和學生領導的起義,結果李承晚的“韓國第一共和國”被推翻)的傳統還在,每當有重要的時局變化,高中生也一同參加游行示威。
我上高中二年級時,我們學校學生游行,反對“三選改憲”(譯者注:1969年韓國總統樸正熙為謀求三選連任而修改憲法),還試圖走出校門,警方動用剛進口的“胡椒霧車”堵門,學生走不出去,為此學校還停了很久的課。從那一年年初開始,我們還要參加校練(針對普通大中學生的軍事教育訓練)。政府的目的是為了實現長期執政,把學校兵營化,更好地控制學生,很多人對此表示不滿,校練考試時學生們故意集體交白卷。這些經歷都很好地培養了我們的社會意識與政治意識。
總之,那是一段既純粹又美好的時光,慶南高中同期畢業的同學中,很多人都很有出息。政治圈的同學有蔚山市長樸孟雨,大國家黨最高委員徐秉洙,前任議員樸鐘雄、崔喆國,瑞草區區長陳翼喆,等等;文化藝術界有建筑師承孝相,導演李潤澤。相當多同學通過行政考試成為高官,在法律界工作的也不少(編按:文在寅本人就是法學院畢業,后來與盧武鉉合作開辦律師事務所,繼而聯手叱咤韓國政壇),還有在大學教書的,當過大學校長的。
不知不覺,我高中畢業已經40多年了。
責任編輯:李堅 SF163
熱門推薦
收起24小時滾動播報最新的財經資訊和視頻,更多粉絲福利掃描二維碼關注(sinafinance)